在“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曾依附于林彪的“四大干将”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受到指控。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的夫人在这样的时刻又是面临着怎样的抉择呢?各自的晚年到底又是怎样的呢?国人可能不一定全然知晓。
黄永胜和妻子项辉方
黄永胜心中不服,最早去世
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黄永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1981年,这名原解放军总参谋长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黄永胜被判刑后,中央有一个精神,对黄永胜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黄永胜在狱中的待遇很好。但是,黄永胜心中一直不服
气,有抵触情绪。由于心中苦闷,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不久就重病缠身。到1983年,他病得已经相当重了。中央对黄永胜的病情十分重视,派了最好
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物。无奈,黄永胜病得太重了,高明的医生和上好的药物,也挽救不了他。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故,享年73岁。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开庭的第二天下午,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向学习组汇报了自己的四点思想:一、拥护公审林、江集团,拥护公审黄永胜;
二、希望组织上在公审后尽快解决她的结论问题;三、她和孩子有些东西在黄永胜原来的住处,怕被当成黄永胜的东西没收;四、她不是黄永胜的家属,再次提出和
黄永胜离婚。
项辉方同黄永胜在感情上一直存在矛盾,原因之一是黄永胜虽已年过半百,但拈花惹草的习性仍未改掉。黄永胜被羁押后,项辉方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她每月领取60元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
1981年,黄永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项辉方就同黄永胜离了婚。
项辉方后来担任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等职,正师职离休。2003年3月6日,项辉方因病逝世,享年85岁,组织上为她作
出的生平中称她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项辉方病重住院期间及病逝后,许多老首长、老战友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悼念。
吴法宪与妻子陈绥圻
吴法宪戴口罩买菜,有人登门求字
1973年8月,曾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同年,吴法宪保外就医,被安置在济南,平日写回忆录。他同妻子陈绥圻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他怕被人认出,经常戴着口罩陪同陈绥圻出入菜市场。但没想到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
军’先买!”早年读过私塾的吴法宪,还在家钻研书法,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去世,享年89岁。
1968年5月,由叶群提名,本来不是军人的陈绥圻(吴法宪之妻)从民航总局调到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陈绥圻对此感恩戴德。1971年10月
30
日,陈绥圻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经中央批准,结论为:“林彪死党,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鉴于罪行严重,属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职
务,开除党籍、军籍,交空军送浙江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陈绥圻被押送到绍兴龙虎山茶牧场劳动,接受了长达9年的改造。她常帮助农场工人和知青学习英语,补习文化,工人和知青也帮她干体力活。农场每月发给她
50
元生活费,她很节俭,回到北京时还给孩子们带回了一点积蓄。1981年,吴法宪保外就医,定居山东济南。1988年,中共山东省委还改善了吴法宪的住房,
让他们搬进了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医务部门定期为患有多种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良好的保健医疗,同时配发了一辆红旗车。这一年,陈绥圻到山东济南共同生活。
2004年,吴法宪去世。
1992年8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中央军委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1988年算起。陈绥圻2011年逝世,终年88岁。
李作鹏和妻子董其采
李作鹏不肯改名,不出国出书
1971年10月,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后来李作鹏因身体不佳获得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太原。他在山西省委新修的宿舍里,有两套房子。其妻董其采开始不愿同往,要求彻底平反后才去。工作人员让她在她的谈话记录上签字,董其采不敢签字。最后与李同去,外地子女时常前往相聚。
李作鹏晚年写了两部回忆录:《盖棺论英雄——我所认识的林彪》《沙场回忆》。有书商找李作鹏商量,要他改名出书,否则就只能在国外发表。李作鹏说:“不,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悻悻而退。
2009年1月3日,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海军党委批准,对李作鹏的妻子董其采进行审查。董其采对这一决定有点愤愤不平,指责这是错误决定。当李作鹏在关押点感叹这是“城楼失火,殃及池鱼”时,她也在说自己替林彪、叶群当了替罪羊。此时他们似有一种心灵感应。
她同李作鹏俨然是天生的一对顽固分子。在人生旅途中,她同李作鹏配合得十分默契,叶群给她一个很恰当的称谓:董高参。李作鹏接受审判时,董其采正在天津附近汉沽的农场里。她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唯一担心的是李作鹏的心脏病。
董其采在1979年7月至1981年6月的七次申诉中提出:“在长达十年对我的审查中,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构成对我政治上的诬陷……是不折不扣
的冤案,坚决要求给予平反……”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对其实行了宽大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了监督劳动,开除党籍,撤销原行政职务,定为行政十四
级,按退休处理。
李作鹏1981年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太原,住省委新修宿舍共两套。董其采开始不愿同往,要求彻底平反后才去。工作人员让她在她的谈话记录上签字,董其采不敢签字。最后,她盼望已久的同李作鹏在一起生活的愿望如愿以偿,他们被妥善安置在山西太原市的一套公寓里……
2004年10月,董其彩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体检时发现肝部有问题,经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于2005年2月10日18时心
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4岁。按照她的遗愿,没有开追悼会。2月16日上午,李作鹏带全体子女到八宝山公墓向她的遗体告别。
李作鹏强忍悲痛,一字一句的念完他亲笔写的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亲爱的老伴——董其采老太太:
我和孩子们及干休所的干部来和你告别。来送你上极乐世界,祝你一路平安。
1939年你在党的鼓动之下,和三位女青年离开大城市,18岁到冀鲁边游击区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开始担任医生,救死扶伤,救治了许多八路军指战员。
以后担任培养医务人员的教员;担任隐蔽休养所的所长(敌后游击战,伤病员都分散隐蔽农村老百姓家里,由医生去治疗)。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四野机关卫生所所
长。
解放后,任武汉高级步校医院院长,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团级干部,任武汉军区陆军161医院院长,后任武汉军区总医院副院长。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师级干部。调北京后,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你不论做任何工作均保持积极负责,艰苦奋斗,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作风正派,为八路军、为解放军、为党、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国家授予你两枚勋章(一枚是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是三级解放勋章),就是证明,你是问心无愧的。但最大的遗憾是晚年在文化大革命
中,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开始被诬陷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军籍,被隔离审查、农场劳改,先后达十年。以后虽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待
遇降级,没有恢复党籍和军籍。
你是被迫害含冤而死的。你的冤案,子子孙孙都会牢记。我们的子女和多数群众,对那些不实之词是坚决反对的,是要求主持公道还以清白的,你在九泉之下理
应感到安慰。亲爱的老伴,你好好的安息吧。我和孩子们会更加保重身体,过好日子。但我已是90多岁的人,可能不久就会同你汇合一起,共同在极乐世界生活。
最后我们一起向你鞠躬致敬。
邱会作和妻子胡敏
邱会作生活拮据,无钱订报
1981年,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
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
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一生大半时间从事军队财政经济,对中国经济改革颇为关注。写作、读报、闲谈成为邱会作的生活
爱好。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
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享年89岁。
邱会作之妻:家里开私人诊所。1971年10月12日,即邱会作被羁押18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其妻胡敏的审查。1978年6月审查结束,她
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省农场监督劳动,劳动期间每月有50元生活费。劳动是艰苦的,使她这个养尊处优的总后勤部部长夫人极为不
适。
1981年,邱会作保外就医后,就随胡敏回到了陕西。胡敏的原籍是陕西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邱会作的晚年真正成了陕西“倒插门的女婿”。他们先在西安东郊一个很简陋的民房居住。
后来中共对胡敏的政治审查结束,恢复了她的军职,属师职干部。自90年代初,他们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一省级干
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在南郊干休所这个新家,胡敏还利用一个房间开了几年的家庭私人诊疗所,以补贴生活之所需,同时也充实一下
生活之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