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曾赠叶剑英元帅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赞扬叶剑英站在重大历史关口，总能明断是非、果敢抉择。 2012年第23期《党史文苑》刊文讲述，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危局中，叶剑英先后举荐了邓小平、胡耀邦、张爱萍、习仲勋、廖汉生等五位中共领导人，为毛泽东 对叶剑英的这句评语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叶剑英在主席台就坐

　　“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例 如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 意见办。”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 见。”

　　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他不再主持军委工作，要邓小平主持。在叶剑英的配合下，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不幸的是，邓小平不久又迎来了针对他的错误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中央工作。按常规，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是，江青主张由王 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 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支持了邓小平。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次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打倒。

　　1976年5月，“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消息通报给已经被打倒半年的邓小平，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 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再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选择了沉默。后来，经过叶剑英四次向 华国锋提议，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叶剑英乘军机亲赴西安救出胡耀邦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胡 耀邦到陕西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竭力想把胡耀邦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某些领导从1965年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胡耀邦。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听说胡耀邦因为大 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在获悉胡耀邦的困境后他深表同情，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6月20日，胡耀 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但是，“文革”开始不久，胡耀邦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1975年春，叶剑英 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胡耀邦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回到中南海后又立即向邓小平说明情况。不久，胡耀邦就被 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到科学院后，胡耀邦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久，“四人帮”疯 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只工作了120天的胡耀邦又被打倒。叶剑英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了权。

　　“四人 帮”被粉碎后，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 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 回来的报告，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但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 英于1977年2月间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 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 月到中央党校后，平反了不少历年来的冤假错案。

　　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实现了他举荐贤能的心愿，不胜欣慰。

　　叶剑英三次力邀张爱萍“出山”

　　“文革”期间，张爱萍受到了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张爱萍一家想到了叶剑英。张爱萍的子女们写好申述信后，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一直重视、关注和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叶剑英，对 于张爱萍遭受折磨是很痛心的。所以，他接到申述信后立即转交周恩来，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告诉他。在叶剑英的帮助下，张爱萍不久和家人团聚。

　　1974年国庆后不久，已70多岁高龄、正处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忙碌之中的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的临时住所京西宾馆看望他。叶剑英询问了张爱萍治腿（之前摔断）的情况后，希望他出来工作，但张爱萍委婉地拒绝了。

　 　一个月后，叶剑英邀请张爱萍去西山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剑英和张爱萍说起一颗卫星刚发射失败，并提议要张爱萍来抓科委工作。张爱萍表示服从 组织上的决定。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1975年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席卷中国。随后，张爱 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对张爱萍的批判才宣告结束。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邀请张爱萍出山，均被张爱萍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住处，亲自邀张爱萍“出山”。听到叶剑英说道为了发展我国的洲际导弹，需要自己出来工作时，张爱萍最终同意了。

　　叶剑英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前，他因为所谓的《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从1962年算起，已达16年之久。

　　习仲勋回忆说：“会议期间，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

　 　而事实上，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 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 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 仲勋到广东。习仲勋知道中央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消息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以后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 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太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邓小平、叶剑英的 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很受鼓舞，决心不辱使命，做好广东工作。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 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订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 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到了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的表态给习仲勋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支持。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习仲勋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要廖汉生稳定上海局势

　 　林彪集团覆灭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解放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干部。在为贺龙元帅的平反昭雪过程中，廖汉生与叶剑英的联系逐渐密切。此后，在南京 军区政委的任上，廖汉生听取叶剑英的正确指示，在打倒“四人帮”的历史关口发挥了重大作用。“文革”期间，林彪集团疯狂迫害贺龙。由于廖汉生与贺龙有深厚 的渊源关系（贺龙是其革命领路人），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自然被打倒，被秘密关押长达5年之久。1972年7月，廖汉生被解除关押之后，没有安排工 作，当了一年多的“员外”。1973年8月23日，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提出让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并向叶剑英汇报此事。叶说：“这样办好！” 在叶剑英的努力下，经毛主席批准，1973年12月20日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常委。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廖汉生、丁盛叫到西山住地，郑重地对廖汉生说：“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976年金秋十月，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

　 　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次日，廖汉生受命匆匆 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 “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