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早前，大陆媒体揭露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在 即，政法系统开始自我盘点十八大以来两年时间里法治建设的部署、举措和主要成效。在外界看来，其意涵极为明显。四中首次聚焦依法治国，意味着四中对习近平 “即位”两年以来大规模改革动作的一次“法律确认”，而远不仅仅只是对此前周永康、徐才厚等重案的收尾，也不仅仅是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数十名大老虎所牵动 的人事变动。

习近平登位两年所启动的改革动作已令当下社会气象有所 改观，但重要的是所有改革成果仅凭个人权威的推动仍将是昙花一现，古今中外因人废事、昙花一现的改革案例比比皆是。王安石如此，张居正的变法亦是如此。此 次四中虽仍值习近平时代的初期，但它仍将是一个以法治进行改革成果确认和拓展改革前景的动作。从现实看，中共制度性反腐、国家公权力制约、司法运行的架构 等都应该形成一个制度和秩序重建的动作，尤其是对周永康时代遗存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动作，都纳入法治重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国家必经的阶段。唯有如 此，改革成果才能传之久远，避免人走茶凉、新政短命。

从来改革难免“人走茶凉”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之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10月13日再度召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从官方公开的消息看，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历史上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他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想必习近平也深知今时今日“拨乱反正”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未来也可能面临“回潮”挑战，忧虑自己退位后侥幸“存活”下来的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的“反攻倒算”，而将今天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从历史上彻底“抹去”。

对于习近平，改革成果不能昙花一现，法治乃不二选择

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在其被腰斩后仍基本保持 变法不废，固然有历史大势所趋的缘故，但若非商鞅城门徙木立信，树立国家法度的权威，若非秦孝公的继任者未进行“反攻倒算”，那么可想而知便不会有之后统 一天下的大秦帝国。相反，如果说庆历新政受制于积重难返的吏治腐败和主政者个人的魄力而无疾而终，那么稍后的王安石熙宁变法则是受制于各种局限，最终因为 触动保守力量的“反攻倒算”而人走茶凉，变法尽废。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变法抑制豪族、巩固政权的轰轰烈烈的尝试曾令“法之必行”、“言之必效”，财 政收入显著增加。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大部分改革成果废尽，甚至连家人也被牵连。

而自中共建政起，尽管法治地位不彰，但从既往经历看， 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政经改造都必以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也意味着相对来说一段时间内的统治秩序得以确立。“七五宪法”被视为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对 “文革”进行的“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而随着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深入，恢复司法体系的“八二宪法”清除文革色彩。此后，“八二 宪法”几经修改亦是因应局势，从法律上确立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指导思想等等。

四中提法治究竟在回应什么？

所以，笔者认为，四中研议法治本身便是“反思”这两年 间对法治败笔的修正或者说拨乱反正，以及从执政党的角度上，对这期间所建立的法治秩序进行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引（毕竟这是中共党内的全会）。至于四中法治精 神“落地”具体会确认哪些内容，不妨先看看这两年间中共法治体系中的改革动作。

首先是，十八大之前也就是周永康执掌政法大权时的司法 倒退基本已经成为公论，也正是如此，以十八大政法委书记“出常”为起点，中共开始“拨乱反正”，对司法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整顿。比如，强化司法独立，对司法 人员进行职业化和去行政化改造；启动法官聘任制试点，担任行政职务的法院院长出庭审案；“审判”不分割，确保案件终身负责则，杜绝冤假错案；强化司法公开 透明等……当然，这些零敲碎打的改革步骤支离破碎，难以系统化，因此实有立法以及配套措施的出台以固定强化，否则这些凭领导者个人权威力推的改革难免出现 “反复”。在这方面，周永康时代改名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不久前的改名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没有法治的支撑，人亡政息将很难避免。

其次，将反腐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改革轨道中。对周永 康及其党羽这一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集团的整肃，乃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风暴的最强音。但最重要的是，在此其中，中纪委成为清理门户、斩杀权臣、纠合百官的 “尖兵利器”，也成就了中纪委当下的最高人气。中纪委因而扩权势所必然，但从整体而言，中纪委反腐毕竟是有制度局限的，难以肩负起反腐的全责。

另一方面，在中共风声鹤唳的反腐风暴中，中纪委的角色 多给人以密室政治的观感。尤其是外界动辄得咎，将反腐权斗化，一旦有高官落马便是政治谣言满天飞，进行各种政治联想。当然，有些舆论并非空穴来风，甚至较 之官方公布的信息更能逼近真实的细节，但恣意任之以一推十，则可能令舆论偏离事件的本真。2012年十八大前夕在中共高层内部产生的分歧，便被外界演绎成 情节十分丰富的宫廷斗争。薄熙来的夺权，周永康的呼应，一时传得神乎其神，但是最后人们却迷失了焦点，忽略了其中最重要的贪腐犯罪情由。所以，中共三中全 会抛出了包括反腐制度化的改革目标，最终仍是要回溯法治，任何反腐改革的实际动作都必须以法治的形式固定定下来，才会避免被外界神秘化、权斗化的政治不透 明责难。

所以，曾经为邓小平南巡前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皇甫平 日前更名“皇甫欣”，在万字长文《终结腐败》中，称改革是一次再度切割利益蛋糕的过程，而目前情况下皆大欢喜的帕累托式改进几无可能，所以博弈会更加激 烈，如果难以形成共识，又加上不当操作，会败坏改革的名声和人气。如果规则透明就会在破除既得利益的过程中不会再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但如果不透明，则又会 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剥夺过程，又会创造更多的腐败和不平等，社会矛盾可能会急剧放大到失去控制。更进一步看，国家治理说到底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反腐亦 然。人治的系统很残酷，它并不保护任何特定个人，因为都会“还施彼身”、“反攻倒算”，唯有法治。此论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