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林金源: 超越国共，摆脱美日，读懂中国
发表于多维博客：2016-02-18 06:33
我为什么不反共？
我的父母略识之无，亲戚朋友间也没人比他们拥有更高学历，他们都是挣钱餬口的小民，对公共议题毫无兴趣。学校教育因此是我政治教育的唯一来源。在反共教育之下成长的我，1983年出国念书之前，仍有「汉贼不两立」的错误思想。初到美国，我还很认真地对伊朗同学解释我来自「free China」，不是「red China」。伊朗人似懂非懂，我则自觉正气凛然。
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些成效，在80年代就已引起不少西方学者的瞩目。可惜我在台湾一无所知，我所听到的几乎都是大陆的负面报导。在美国待久之后，接触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报导就越来越多。这无疑开启了我对反共教育的省思。我的第一层反省是：这些外国学者与中共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如果他们的报导与国民党不同，我应该格外注意他们的言论才是。我的第二层反思是：如果国民党可以误导我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了解，那么其他层面我是否也被误导了？
我渐渐产生一种意识：我必须重新理解大陆，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很难。不过，它对我并不难，原因有二。第一，我的家族与国民党、共产党毫无瓜葛。我没有丝毫「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情绪。两个政党只是舞台上的两个角色而已，我可以超然的看待他们。第二，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让我很难长时间去漠视、仇视活在中华大地的十几亿同胞。他们活生生的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我怎能敌视也属于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的他们？
攻读经济学博士的过程中，我从洋教授、洋书里学到许多理论与观念。这些理论与观念原本都是教室里客观存在的教材。当我发现它们可用来解释大陆何以实施一些被台湾诟病、抹黑的政策时，心中常有相见恨晚的欣慰感，也巴不得有更多台湾同胞能见我之所见。其实只要客观看待，我们就可以理解、同情，甚至支持大陆的许多措施。吊诡的是，前后这么多比我优秀的经济学者，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乐于「为匪宣传」、「为匪辩护」。这些理论与观念对于他们的作用，显然和对我是不一样的。
长期以来，台湾社会具有右倾的偏颇心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正确、优异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计画经济则是落伍、邪恶的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原本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两套价值体系，没有先天的对错、高下之分。但台湾就可以把「市场经济」圣洁化成为「自由经济」，言下之意，非「市场经济」就无法给人民带来「自由」。这虽然只是名词游戏，但在早年它背后却隐藏着对美国制度的大力颂扬和对大陆制度的极端鄙夷。长此以往，生活周遭不经意的用语，都具有割裂两岸关系的副作用。一般台湾人都习以为常。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K. Arrow的一段短文，我才恍然大悟台湾中毒之深。Arrow此文也不是什么伟大创见，他只是提醒在市场经济之下的个人，其「自由」范围取决于其所得。市场经济并不保证每人都有「自由」。（反之，社会主义下的弱势者反倒有免于饥饿的自由。）此后我总是告诫学生，不准使用「自由经济」这个名词，计画经济的对立面就是市场经济。
发展经济学里有一探讨城乡移动的Harris-Todarro migration model，解释开发中国家都市化过程里，都市任何工作机会总会吸引过量乡村人口来争取这个工作。此模型也探讨过多乡村人口涌入都市后，政府不同应对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政府放任不管（如印度）的后果是：全体社会产值下降，以及盲流在都市制造出来的治安、卫生、居住、交通等问题。政府如果管控（如大陆），可增加全体社会产值，也可减缓盲流在都市制造出来的问题，当然也惹来「不自由」的骂名。我学到此模型后，立即的反应就是：它为早年大陆城乡的二元户口制度建立了理论基础。由于幅员狭小，城乡移动从不成为问题的台湾人如果只是以「走路要路条」、「迁徙要批准」来取笑大陆的不自由，其实就是缺少同理心、未理解事情全貌的风凉话。
大陆早年「一胎化」政策也是台湾极力攻击、丑化的「暴政」之一。任何人只要懂得基本经济理论（人均所得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并且愿意以同理心看待大陆，就不应苛责对岸。（政策执行的细节必有人为疏误，但这部分的检讨不等于就应否定整个政策。）讨论「一胎化」的国外文献中，外国学者态度之理性与对此政策之肯定，远非台湾社会所能及。这些对照，加强了我「不再被反共教育绑架」的决心。
两岸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早年台湾经济表现优于大陆，台湾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两蒋政权说：台湾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反攻大陆后要把台湾经验带回大陆。这些说法相当肤浅，却能符合反共国策之需。台湾的富庶、自由，对照出大陆的贫穷、专制，给予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在那个年代里，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指出两岸经济表现的差异与两岸起始条件的差异有关，也少有人敢提那是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产物，更不会有人敢说大陆仍在摸索、调整自己的道路，「大只鸡晚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落后地区想要脱离「贫穷陷阱」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满足现有消费，又能累积资本作为明日成长动力。大多数开发中国家百年来发展不起来，就是无法解决上述消费与投资左支右绌的困境，只好停在原地打转。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脱困的四种途径是：第一，以强制手段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出工业体系。第二，找富人开刀，征用富人资本发展工业。第三，控制人口，减少消费，节省资源，发展工业。第四，寻求外援，以外资发展工业。
上述四种方法，早年台湾都用了，大陆也都用了。可见不管姓社还是姓资，所面临经济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两岸经验的差异在于：台湾政府执行的手段较为细腻、温和，没有引起强烈反弹。大陆幅员辽阔、情势复杂，中共采行的手段较激烈，其中又夹杂政治路线斗争，所以人民吃了不少苦。两岸经验的第二项差异在于所获取的外援。韩战爆发后，原本中断的美援又接续来台，长达15年之久，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扶植台湾经济，含有以台制中的战略目的。台湾经济受惠于东西冷战下的国际格局；但也成为强权规画下的棋子。大陆的主要外援来自苏联，可惜中、苏共决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与技术，从此大陆仅能胼手胝足，从无到有，自力更生，此外还得面临欧美的封锁。简言之，早年国际局势对台湾经济相对有利，对大陆经济相对不友善。两岸经济表现的差异，不能简单归为「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经济的发展呈现可长可久趋势，台湾反倒因不愿与大陆整合，捉襟见肘，找不到大方向。独台的国民党，不反对两岸经贸整合（但反对政治整合）。台独的民进党，既反对经贸整合，也反对政治整合。「舍近求远」自然成为绿营的别扭经济政策。他们除了抱住美日大腿，巴望加入带有制中意涵的TPP之外，宁可与离台湾更远的东南亚、印度、中南美经贸整合，也不肯正视大陆经济一眼。以政害经，莫此为甚。
回顾历史，除了日据50年，日本强行以「同化关税」把台日经济捆绑在一起之外，台湾经济向来就与一水之隔的大陆密不可分。台湾自外于大陆，经济上将难有出路。（改革开放前，大陆闭关自守、台湾朝海外发展的情形是历史特例。）17世纪荷兰人据台的主要动机是要参与和中国「丝银对流」的大买卖，台湾因为地利之便成为荷商的转运站。明郑早期靠「山五商」从大陆收购商品，转由「海五商」贩售海外，不但获巨利，还成为反清复明的经济来源。海禁政策之后，大陆货源中断，郑经的经贸船队大受影响。经贸实力损伤后，军事实力也得不到支撑，最终屈服于清朝政府。
历史一再重演，唯有智者从历史学得教训。
巨龙腾飞
台独人士梦寐以求的，就是大陆经济崩溃。但全世界相信此梦呓者，少之又少。一般的理性预期都是：大陆经济的成长率即便放缓，它的发展趋势仍是明确不可挡。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甚至指出，依据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中国在2015年底就会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代表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力，以及遏制台独的决心与能力都在增强。经济持续成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最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利人利己的本质，完全不同于西方与日本，以邻为壑，曾经以侵占殖民地、掠夺他国资源来喂养自己的经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近代历史上少有的特例，也是傲人的典范。
其实这种典范，并非史上头一遭的新鲜事。明、清两代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请参考Angus Maddison著作）但当时中国在政治组织与动员能力上，却是一盘散沙。它除了从东非带回几只「麒麟鹿」（按：闽南语对长颈鹿的称呼）之外，完全没有侵略、殖民的动机与经验。中国的富饶吸引各国商贾带来国际贸易，所有民间贸易几乎没有中国政府或军队的介入，这和尔后列强的贸易总是枪炮跟着商船一起来，截然不同。中国政府偶而会因治安、海防等考量，关闭海上贸易，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的唯一介入。但不管民间贸易是否中断，各国与中国的官方贸易总是通畅的。这就是明清盛世时代「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带来中国的贡品，从不干涉其内政的中国，必以更优厚的内容奉还。作为中国的藩属，不但获取经济实惠，且无碍本身内政的自主运作，又能与高度文明亲近学习，何乐而不为？这就是中国强大时，东亚各国共存共荣的天下秩序。
巨龙腾飞虽然利人利己，但仍旧有人不高兴。他们是前述的台独，以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美国。独霸全球百年的美国，眼看自己江河日下，对于中国的崛起份外眼红。他们认定中国崛起的下一步，必然威胁美国霸业，因此阻挡、围堵中国遂成美国的要务。虽然中国一再宣示「强而不霸」，但「夏虫不可语冰」，未闻王道的美国总不肯相信。好在已有英、美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中肯建言，但愿这些建言能让西方人士醍醐灌顶。
美国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在2015年1月号Vanity Fair杂志撰文指出：第一，世界经济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中国之得不见得是美国之失。中、美的经济成长是互补的。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本身政策有毛病，并非只与他国兴起有关。第二，美国模式并没为多数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广大的第三世界最关心的仍是贫穷问题，美国不该把自己的信念与制度捧为至高无上。第三，美国「围堵」中国的作为将白费力气，也更会腐蚀美国的自信及其领导地位。第四，基于历史记忆与民族自尊，中国不可能接受目前这种只由西方制定规则、只让西方获益、独享尊荣的全球体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必须跟中国合作。
Martin Jacques对中国的了解，超过许多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友善与同情，超过多数西方人，也超过多数台湾人。Jacques指出：第一，过去150年，掌控全球的是欧美已开发国家，他们只占世界人口极小比率，这不是历史常态。中、印已经崛起，今后影响世界发展的是中国，不是欧美。鸦片战争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主导世界的本来就是中国，那才是历史常态。第二，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西伐利亚条约之后的产物，中国在被迫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一直是以中华文化为黏着剂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西方兴起后，东亚朝贡关系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弱肉强食的西伐利亚体制。中国再度兴起后，朝贡体制可能取代西伐利亚体制。第三，西方人士必须放下习以为常、自以为是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国，否则他们将会面对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面对中国，西方应该更谦卑。
如何读懂中国
尽管中国曾有辉煌的历史，近年来大陆也有快速进步，但多数台湾人仍拒绝统一，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陌生与误解阻断了认同感。客观认识中国是反独促统的必要功课。
中国是「百国之合」，其国情之复杂，远非一般国家所能想象。一个在地铁小解的乡民，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素质。正如大陆的人均所得，也不能代表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一样。要读懂中国，必须跳脱小国寡民的思维，把中国当一个「洲」来看待。在这个「百国之合」理，随便一找就有2300万人比台湾人更富裕、更文明、更优秀；当然随便一找也有2300万人比台湾人更贫穷、更粗俗。中国内部是个标准的「双元经济」，或是「双元社会」：有一个与开发国家不相上下的发达板块，和一个仍在发展的新兴板块。眼光只集中在前者或后者，都无法真正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各种作为的深层原因。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治理「百国之合」必须有一套有效、符合国情的模式，绝不是照抄西方民主、人权的那一套。台湾人首先必须放下把西方价值强加大陆的错误思维，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所了解与同情，也才会放下对大陆的敌意与不信任。
西方民主的「一人一票」早已变质成为「一元一票」。又如前文所述，Stiglitz说：「美国模式并没有为多数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尽管这是对西方民主最含蓄的批评，但民主的弊端已跃然纸上。偏偏仍有很多人把「民主」奉为普世价值，甚至把它视为是否愿意统一的首要标准，这岂非只「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平心而论，大陆长期优异经济表现的背后，必有其合理、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何以致之？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核心理念，是我老祖宗传之久远的「民本」思想。如果民主注重的是一人一票，是谁来主持政府；民本注重的则是庶民大众是否受益？以及政府究竟如何发挥功能？「民本」与「民主」相较，「民主」是程序／手段／工具价值，「民本」才是目的价值，二者不在同一层次。程序价值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目的价值才可视为普世价值。换言之，我们可用民本衡量民主以及其他任何政体，但不能用民主来衡量所有政体。若误将民主视为普世价值，就会得出「民主的缺点只有用更民主来解决」的结论，也就是「越民主越好，越高比例的政治人事与政策问题交由更直接、更频繁、更高比例选民的直接投票就越好。」果真如此，那么菲律宾、印度就应表现得比中国更好。然而，当西方斤斤计较于民主的「程序正义」时，中国更关心的毋宁是此程序所能带来的结果。中国大陆不盲目追随程序民主，而是把解决国家发展的具体问题作为首务，逐渐摸索出符合中国所需的政治体制，而后再将此体制法治化、制度化。从实践结果论，这样的民本思路，显然比印度、菲律宾徒务民主要高明。
中西政治理念的差异，其实来自更根本的道德价值的差异。西方注重个人，从自己出发，注重怎样对「自己」（以及「自己人」）最好，而中国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从「彼此」出发，注重怎样对「健全的关系」最好。人若先注重自己，自然难以容人，所以他们首先希望求同（要求别人与自己的习俗、语言、宗教一致）。求同不成，而后只好被迫存异。反之，中国人注重「合理关系」，彼此之间要能共存，必须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然只会求和而不求同，尊重差异、容许多元。
西方强调个体的价值，两个个体之间（包含两个政党、两个阶级、两个族群之间）如果利益有所冲突，解决之道不是由强者主导，就是靠势均力敌的两方或多方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则是和谐，包括人与天地的和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从协商妥协中让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能够「和而不同」，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智慧。如果全盘接受西式民主，等于认定人与人相处之道只能倚靠冲突与制衡，也等于全盘否定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这不但偏颇，也是一大损失。
西方政治文化歌颂「征服」、「扩张」、「开疆辟土」，政治人物可公开追求个人权力。于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也认定政府随时可能为恶，人民必须盯着它看。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治国者不仅不应追求权力而自居于人民的对立面，他还必须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全民的道德领袖。大禹治水被历代颂扬，就是民本的最佳典范。中国历史上不乏昏君，但嗜杀的暴君远较西方为少。亚当斯密称颂18世纪的中国，是全世界最成熟、最大的市场。显然这个市场的产生，也是先得有统一的国家和称职的中央政府，才可能孕育出来的。但近来受西方思潮误导之后，中国能干的中央政府似乎成了不民主的代名词。然而，正是这个政府，带领中国完成了30年来的脱贫与崛起。
国际组织PEW对各国的调查指出：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最高的是「不民主」的中国，远高于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另外，过去30年来，中国在消灭贫穷上的成绩，远超过所有实行「民主」国家的总合。如果中国模式不堪闻问，如何解释上述这些客观具体的数字？如果西方模式是最优异的制度，何以上述这些客观数字完全不赏脸？
中国的爱国教育来得太晚了
鸦片战争一役，蕞尔小国英国竟然打败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珠江口岸的中国百姓竟然隔岸观火，丝毫没有同仇敌忾的心情。中、英两国的本质，在这场战争中毕露无遗。简言之，西方列强从西伐利亚条约以来，已经逐渐转化为有行动力、有凝聚力、有国族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则仍是一盘散沙的文明国，凝聚中国的是它的文明，不是主权、国家观念。长相、血缘也不是中国人区辨「夷、夏」的标的。在中国独强的时代里，一盘散沙的状态妨碍不了别国，也伤不到自己。但当别有用心的列强以船坚炮利进逼中国时，中国能否凝聚国族意识以自保，就成了绝续存亡的关键。
中国人付出惨痛代价以及上百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把中国转化成稍可与西方一搏的现代民族国家。直到1970年代，一位在大陆乡村任教的小学老师，仍常用一个问题测试学生家长的文化水平。她常问孩子：「你是哪一国人？」少数回答「中国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大多具有基本文化水平，在生活中会跟孩子提及国族观念。大多数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回答的孩子，代表他的父母从没跟他谈过这类话题。从这个小案例，就可知道凝聚国族意识对于幅员辽阔、多元民族的中国，是如何不容易。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香港，虽然教育普及，公共意识也发达，但它的「国」族意识究竟是哪一国，又是让人难堪的问题。
当中国好不容易才警醒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凝聚国民意识以自保时，许多国人却中了西方之毒，竟把爱国教育当作落伍、反动的洗脑。殊不知中国的爱国教育已经慢了西方两百年。西方善用爱国教育而成强国，但在过河之后，却把爱国教育这座桥给拆了，并且欺骗后进国家这桥是累赘。后进国家如听信这套谎言，就注定万劫不复。
凝聚国族意识是建立一个有尊严国家的第一步，犹如盖房子先打地基（民族问题）。同一族群的内部才能基于休戚与共的情感，建立良好的宪政体制（民权问题），进而在此宪政体制下，规画、执行最佳的具体政策，解决所有民生问题。把民主价值凌驾在国家认同之上，就如不打地基就盖高楼。西方列强不干这种事，但他们会哄骗落后国家干这种事。
林金源 淡江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发表于多维博客：2016-02-18 06:33
我为什么不反共？
我的父母略识之无，亲戚朋友间也没人比他们拥有更高学历，他们都是挣钱餬口的小民，对公共议题毫无兴趣。学校教育因此是我政治教育的唯一来源。在反共教育之下成长的我，1983年出国念书之前，仍有「汉贼不两立」的错误思想。初到美国，我还很认真地对伊朗同学解释我来自「free China」，不是「red China」。伊朗人似懂非懂，我则自觉正气凛然。
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些成效，在80年代就已引起不少西方学者的瞩目。可惜我在台湾一无所知，我所听到的几乎都是大陆的负面报导。在美国待久之后，接触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报导就越来越多。这无疑开启了我对反共教育的省思。我的第一层反省是：这些外国学者与中共非亲非故、无冤无仇，如果他们的报导与国民党不同，我应该格外注意他们的言论才是。我的第二层反思是：如果国民党可以误导我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了解，那么其他层面我是否也被误导了？
我渐渐产生一种意识：我必须重新理解大陆，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很难。不过，它对我并不难，原因有二。第一，我的家族与国民党、共产党毫无瓜葛。我没有丝毫「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情绪。两个政党只是舞台上的两个角色而已，我可以超然的看待他们。第二，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让我很难长时间去漠视、仇视活在中华大地的十几亿同胞。他们活生生的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我怎能敌视也属于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的他们？
攻读经济学博士的过程中，我从洋教授、洋书里学到许多理论与观念。这些理论与观念原本都是教室里客观存在的教材。当我发现它们可用来解释大陆何以实施一些被台湾诟病、抹黑的政策时，心中常有相见恨晚的欣慰感，也巴不得有更多台湾同胞能见我之所见。其实只要客观看待，我们就可以理解、同情，甚至支持大陆的许多措施。吊诡的是，前后这么多比我优秀的经济学者，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乐于「为匪宣传」、「为匪辩护」。这些理论与观念对于他们的作用，显然和对我是不一样的。
长期以来，台湾社会具有右倾的偏颇心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正确、优异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计画经济则是落伍、邪恶的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原本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两套价值体系，没有先天的对错、高下之分。但台湾就可以把「市场经济」圣洁化成为「自由经济」，言下之意，非「市场经济」就无法给人民带来「自由」。这虽然只是名词游戏，但在早年它背后却隐藏着对美国制度的大力颂扬和对大陆制度的极端鄙夷。长此以往，生活周遭不经意的用语，都具有割裂两岸关系的副作用。一般台湾人都习以为常。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K. Arrow的一段短文，我才恍然大悟台湾中毒之深。Arrow此文也不是什么伟大创见，他只是提醒在市场经济之下的个人，其「自由」范围取决于其所得。市场经济并不保证每人都有「自由」。（反之，社会主义下的弱势者反倒有免于饥饿的自由。）此后我总是告诫学生，不准使用「自由经济」这个名词，计画经济的对立面就是市场经济。
发展经济学里有一探讨城乡移动的Harris-Todarro migration model，解释开发中国家都市化过程里，都市任何工作机会总会吸引过量乡村人口来争取这个工作。此模型也探讨过多乡村人口涌入都市后，政府不同应对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政府放任不管（如印度）的后果是：全体社会产值下降，以及盲流在都市制造出来的治安、卫生、居住、交通等问题。政府如果管控（如大陆），可增加全体社会产值，也可减缓盲流在都市制造出来的问题，当然也惹来「不自由」的骂名。我学到此模型后，立即的反应就是：它为早年大陆城乡的二元户口制度建立了理论基础。由于幅员狭小，城乡移动从不成为问题的台湾人如果只是以「走路要路条」、「迁徙要批准」来取笑大陆的不自由，其实就是缺少同理心、未理解事情全貌的风凉话。
大陆早年「一胎化」政策也是台湾极力攻击、丑化的「暴政」之一。任何人只要懂得基本经济理论（人均所得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并且愿意以同理心看待大陆，就不应苛责对岸。（政策执行的细节必有人为疏误，但这部分的检讨不等于就应否定整个政策。）讨论「一胎化」的国外文献中，外国学者态度之理性与对此政策之肯定，远非台湾社会所能及。这些对照，加强了我「不再被反共教育绑架」的决心。
两岸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早年台湾经济表现优于大陆，台湾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两蒋政权说：台湾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反攻大陆后要把台湾经验带回大陆。这些说法相当肤浅，却能符合反共国策之需。台湾的富庶、自由，对照出大陆的贫穷、专制，给予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在那个年代里，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指出两岸经济表现的差异与两岸起始条件的差异有关，也少有人敢提那是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产物，更不会有人敢说大陆仍在摸索、调整自己的道路，「大只鸡晚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落后地区想要脱离「贫穷陷阱」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满足现有消费，又能累积资本作为明日成长动力。大多数开发中国家百年来发展不起来，就是无法解决上述消费与投资左支右绌的困境，只好停在原地打转。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脱困的四种途径是：第一，以强制手段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出工业体系。第二，找富人开刀，征用富人资本发展工业。第三，控制人口，减少消费，节省资源，发展工业。第四，寻求外援，以外资发展工业。
上述四种方法，早年台湾都用了，大陆也都用了。可见不管姓社还是姓资，所面临经济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两岸经验的差异在于：台湾政府执行的手段较为细腻、温和，没有引起强烈反弹。大陆幅员辽阔、情势复杂，中共采行的手段较激烈，其中又夹杂政治路线斗争，所以人民吃了不少苦。两岸经验的第二项差异在于所获取的外援。韩战爆发后，原本中断的美援又接续来台，长达15年之久，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扶植台湾经济，含有以台制中的战略目的。台湾经济受惠于东西冷战下的国际格局；但也成为强权规画下的棋子。大陆的主要外援来自苏联，可惜中、苏共决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与技术，从此大陆仅能胼手胝足，从无到有，自力更生，此外还得面临欧美的封锁。简言之，早年国际局势对台湾经济相对有利，对大陆经济相对不友善。两岸经济表现的差异，不能简单归为「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经济的发展呈现可长可久趋势，台湾反倒因不愿与大陆整合，捉襟见肘，找不到大方向。独台的国民党，不反对两岸经贸整合（但反对政治整合）。台独的民进党，既反对经贸整合，也反对政治整合。「舍近求远」自然成为绿营的别扭经济政策。他们除了抱住美日大腿，巴望加入带有制中意涵的TPP之外，宁可与离台湾更远的东南亚、印度、中南美经贸整合，也不肯正视大陆经济一眼。以政害经，莫此为甚。
回顾历史，除了日据50年，日本强行以「同化关税」把台日经济捆绑在一起之外，台湾经济向来就与一水之隔的大陆密不可分。台湾自外于大陆，经济上将难有出路。（改革开放前，大陆闭关自守、台湾朝海外发展的情形是历史特例。）17世纪荷兰人据台的主要动机是要参与和中国「丝银对流」的大买卖，台湾因为地利之便成为荷商的转运站。明郑早期靠「山五商」从大陆收购商品，转由「海五商」贩售海外，不但获巨利，还成为反清复明的经济来源。海禁政策之后，大陆货源中断，郑经的经贸船队大受影响。经贸实力损伤后，军事实力也得不到支撑，最终屈服于清朝政府。
历史一再重演，唯有智者从历史学得教训。
巨龙腾飞
台独人士梦寐以求的，就是大陆经济崩溃。但全世界相信此梦呓者，少之又少。一般的理性预期都是：大陆经济的成长率即便放缓，它的发展趋势仍是明确不可挡。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甚至指出，依据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中国在2015年底就会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代表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力，以及遏制台独的决心与能力都在增强。经济持续成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最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利人利己的本质，完全不同于西方与日本，以邻为壑，曾经以侵占殖民地、掠夺他国资源来喂养自己的经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近代历史上少有的特例，也是傲人的典范。
其实这种典范，并非史上头一遭的新鲜事。明、清两代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请参考Angus Maddison著作）但当时中国在政治组织与动员能力上，却是一盘散沙。它除了从东非带回几只「麒麟鹿」（按：闽南语对长颈鹿的称呼）之外，完全没有侵略、殖民的动机与经验。中国的富饶吸引各国商贾带来国际贸易，所有民间贸易几乎没有中国政府或军队的介入，这和尔后列强的贸易总是枪炮跟着商船一起来，截然不同。中国政府偶而会因治安、海防等考量，关闭海上贸易，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的唯一介入。但不管民间贸易是否中断，各国与中国的官方贸易总是通畅的。这就是明清盛世时代「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带来中国的贡品，从不干涉其内政的中国，必以更优厚的内容奉还。作为中国的藩属，不但获取经济实惠，且无碍本身内政的自主运作，又能与高度文明亲近学习，何乐而不为？这就是中国强大时，东亚各国共存共荣的天下秩序。
巨龙腾飞虽然利人利己，但仍旧有人不高兴。他们是前述的台独，以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美国。独霸全球百年的美国，眼看自己江河日下，对于中国的崛起份外眼红。他们认定中国崛起的下一步，必然威胁美国霸业，因此阻挡、围堵中国遂成美国的要务。虽然中国一再宣示「强而不霸」，但「夏虫不可语冰」，未闻王道的美国总不肯相信。好在已有英、美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中肯建言，但愿这些建言能让西方人士醍醐灌顶。
美国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在2015年1月号Vanity Fair杂志撰文指出：第一，世界经济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中国之得不见得是美国之失。中、美的经济成长是互补的。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本身政策有毛病，并非只与他国兴起有关。第二，美国模式并没为多数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广大的第三世界最关心的仍是贫穷问题，美国不该把自己的信念与制度捧为至高无上。第三，美国「围堵」中国的作为将白费力气，也更会腐蚀美国的自信及其领导地位。第四，基于历史记忆与民族自尊，中国不可能接受目前这种只由西方制定规则、只让西方获益、独享尊荣的全球体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必须跟中国合作。
Martin Jacques对中国的了解，超过许多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友善与同情，超过多数西方人，也超过多数台湾人。Jacques指出：第一，过去150年，掌控全球的是欧美已开发国家，他们只占世界人口极小比率，这不是历史常态。中、印已经崛起，今后影响世界发展的是中国，不是欧美。鸦片战争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主导世界的本来就是中国，那才是历史常态。第二，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西伐利亚条约之后的产物，中国在被迫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一直是以中华文化为黏着剂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西方兴起后，东亚朝贡关系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弱肉强食的西伐利亚体制。中国再度兴起后，朝贡体制可能取代西伐利亚体制。第三，西方人士必须放下习以为常、自以为是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国，否则他们将会面对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面对中国，西方应该更谦卑。
如何读懂中国
尽管中国曾有辉煌的历史，近年来大陆也有快速进步，但多数台湾人仍拒绝统一，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陌生与误解阻断了认同感。客观认识中国是反独促统的必要功课。
中国是「百国之合」，其国情之复杂，远非一般国家所能想象。一个在地铁小解的乡民，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素质。正如大陆的人均所得，也不能代表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一样。要读懂中国，必须跳脱小国寡民的思维，把中国当一个「洲」来看待。在这个「百国之合」理，随便一找就有2300万人比台湾人更富裕、更文明、更优秀；当然随便一找也有2300万人比台湾人更贫穷、更粗俗。中国内部是个标准的「双元经济」，或是「双元社会」：有一个与开发国家不相上下的发达板块，和一个仍在发展的新兴板块。眼光只集中在前者或后者，都无法真正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各种作为的深层原因。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治理「百国之合」必须有一套有效、符合国情的模式，绝不是照抄西方民主、人权的那一套。台湾人首先必须放下把西方价值强加大陆的错误思维，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所了解与同情，也才会放下对大陆的敌意与不信任。
西方民主的「一人一票」早已变质成为「一元一票」。又如前文所述，Stiglitz说：「美国模式并没有为多数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尽管这是对西方民主最含蓄的批评，但民主的弊端已跃然纸上。偏偏仍有很多人把「民主」奉为普世价值，甚至把它视为是否愿意统一的首要标准，这岂非只「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平心而论，大陆长期优异经济表现的背后，必有其合理、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何以致之？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核心理念，是我老祖宗传之久远的「民本」思想。如果民主注重的是一人一票，是谁来主持政府；民本注重的则是庶民大众是否受益？以及政府究竟如何发挥功能？「民本」与「民主」相较，「民主」是程序／手段／工具价值，「民本」才是目的价值，二者不在同一层次。程序价值不可能是普世价值，目的价值才可视为普世价值。换言之，我们可用民本衡量民主以及其他任何政体，但不能用民主来衡量所有政体。若误将民主视为普世价值，就会得出「民主的缺点只有用更民主来解决」的结论，也就是「越民主越好，越高比例的政治人事与政策问题交由更直接、更频繁、更高比例选民的直接投票就越好。」果真如此，那么菲律宾、印度就应表现得比中国更好。然而，当西方斤斤计较于民主的「程序正义」时，中国更关心的毋宁是此程序所能带来的结果。中国大陆不盲目追随程序民主，而是把解决国家发展的具体问题作为首务，逐渐摸索出符合中国所需的政治体制，而后再将此体制法治化、制度化。从实践结果论，这样的民本思路，显然比印度、菲律宾徒务民主要高明。
中西政治理念的差异，其实来自更根本的道德价值的差异。西方注重个人，从自己出发，注重怎样对「自己」（以及「自己人」）最好，而中国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从「彼此」出发，注重怎样对「健全的关系」最好。人若先注重自己，自然难以容人，所以他们首先希望求同（要求别人与自己的习俗、语言、宗教一致）。求同不成，而后只好被迫存异。反之，中国人注重「合理关系」，彼此之间要能共存，必须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然只会求和而不求同，尊重差异、容许多元。
西方强调个体的价值，两个个体之间（包含两个政党、两个阶级、两个族群之间）如果利益有所冲突，解决之道不是由强者主导，就是靠势均力敌的两方或多方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则是和谐，包括人与天地的和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从协商妥协中让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能够「和而不同」，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智慧。如果全盘接受西式民主，等于认定人与人相处之道只能倚靠冲突与制衡，也等于全盘否定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这不但偏颇，也是一大损失。
西方政治文化歌颂「征服」、「扩张」、「开疆辟土」，政治人物可公开追求个人权力。于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也认定政府随时可能为恶，人民必须盯着它看。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治国者不仅不应追求权力而自居于人民的对立面，他还必须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全民的道德领袖。大禹治水被历代颂扬，就是民本的最佳典范。中国历史上不乏昏君，但嗜杀的暴君远较西方为少。亚当斯密称颂18世纪的中国，是全世界最成熟、最大的市场。显然这个市场的产生，也是先得有统一的国家和称职的中央政府，才可能孕育出来的。但近来受西方思潮误导之后，中国能干的中央政府似乎成了不民主的代名词。然而，正是这个政府，带领中国完成了30年来的脱贫与崛起。
国际组织PEW对各国的调查指出：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最高的是「不民主」的中国，远高于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另外，过去30年来，中国在消灭贫穷上的成绩，远超过所有实行「民主」国家的总合。如果中国模式不堪闻问，如何解释上述这些客观具体的数字？如果西方模式是最优异的制度，何以上述这些客观数字完全不赏脸？
中国的爱国教育来得太晚了
鸦片战争一役，蕞尔小国英国竟然打败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珠江口岸的中国百姓竟然隔岸观火，丝毫没有同仇敌忾的心情。中、英两国的本质，在这场战争中毕露无遗。简言之，西方列强从西伐利亚条约以来，已经逐渐转化为有行动力、有凝聚力、有国族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则仍是一盘散沙的文明国，凝聚中国的是它的文明，不是主权、国家观念。长相、血缘也不是中国人区辨「夷、夏」的标的。在中国独强的时代里，一盘散沙的状态妨碍不了别国，也伤不到自己。但当别有用心的列强以船坚炮利进逼中国时，中国能否凝聚国族意识以自保，就成了绝续存亡的关键。
中国人付出惨痛代价以及上百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把中国转化成稍可与西方一搏的现代民族国家。直到1970年代，一位在大陆乡村任教的小学老师，仍常用一个问题测试学生家长的文化水平。她常问孩子：「你是哪一国人？」少数回答「中国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大多具有基本文化水平，在生活中会跟孩子提及国族观念。大多数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回答的孩子，代表他的父母从没跟他谈过这类话题。从这个小案例，就可知道凝聚国族意识对于幅员辽阔、多元民族的中国，是如何不容易。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香港，虽然教育普及，公共意识也发达，但它的「国」族意识究竟是哪一国，又是让人难堪的问题。
当中国好不容易才警醒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凝聚国民意识以自保时，许多国人却中了西方之毒，竟把爱国教育当作落伍、反动的洗脑。殊不知中国的爱国教育已经慢了西方两百年。西方善用爱国教育而成强国，但在过河之后，却把爱国教育这座桥给拆了，并且欺骗后进国家这桥是累赘。后进国家如听信这套谎言，就注定万劫不复。
凝聚国族意识是建立一个有尊严国家的第一步，犹如盖房子先打地基（民族问题）。同一族群的内部才能基于休戚与共的情感，建立良好的宪政体制（民权问题），进而在此宪政体制下，规画、执行最佳的具体政策，解决所有民生问题。把民主价值凌驾在国家认同之上，就如不打地基就盖高楼。西方列强不干这种事，但他们会哄骗落后国家干这种事。
林金源 淡江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