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香港“占中” 是在羞辱全球的民主智商
京港台：2014-10-10 00:47| 来源：多维 |
“不知民主不可怕，知却不闻是可耻”，当全球金融中心在今天变成每天上演示威游行的“政治之都”时，民主再度成为对抗当局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类似的街头政治近年不断在全球各地上演，以民主之名，令人亢奋的武力戒备与示威民众的冲突背后每每留下一片狼藉的废墟。“无民主毋宁死”，民主被被简化为一人一票，成为为街头政治冲突的一切诉求。但是，这就是民主吗？
不久前，香港人就曾旁观过一次民主实验。9月18日苏格兰独立公投，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落幕，这被外界视为彰显民主魅力的最温和的典范。但大团圆的结局也隐含了太多疑窦：为什么苏格兰有权决定选择独立，而全体英国人却无权选择维系统一？为什么依照惯例，获得三大政党支持的英国政府可以说不，却在2012年与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尔蒙德签署《爱丁堡协议》同意公投？为什么明明内中暗藏了保守党与苏格兰民族党之间难见台面的“交易”，大多数却认为这是最值得推崇的温和民主典范？这些无法回避却恰恰被有意无意被回避的细节，结果导致整个公投本身都充满悖论。
我们这里无意展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恩怨情仇，单从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追溯。2012年10月，卡梅伦面对保守党内的掣肘，转而向咄咄逼人的苏格兰民族党妥协，同意苏格兰举行公投，以换取国会内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在国家利益及政党短期利益面前，鲜明的政党交易的成分造就代议制民主的悖论。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看，卡梅伦以及政府或者国会是否有权代表全体民众，赋予苏格兰独立公投决定自己是否留在大英帝国本身就具有争议，也就是说其代行表决的适用范围本身是惹人争议的。什么议题需要国会表决，什么议题需要全民公投？为了增加胜算的几率，将投票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以争取年轻选民，这又有何依据？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说，这一案例实际上展示了所谓的正统民主下面的暗角，在民主正义的表象下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细节”，可能彻底颠覆人们对所谓西方民主政治的观感。
因此，民主的细节有时候比民主的结果更重要。一张仅仅包含是和非的提问可以轻易凸显民主的存在，但它远远代表不了民主的本身。恰恰相反，将民主简单化为一个限定性的命题，本身就是对民众民主智商的侮辱与愚弄。民主政治还包括更为宏观的程序性正义的内容以及及对当局执政全过程的民主监督，苏格兰公投的民主形式同时暴露了所谓“正统”民主如此经不起推敲。
二战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在经历近三百年的大发展大繁荣日渐成熟完善后，已经逐渐丧失刚刚诞生之时的狂飙突进和不断的进取改良精神。“文明终结论”的产生便代表了这种自足自满精神，它成为近二三十年来极力推动民主价值观走出去的新保守主义力量最乐于奉行的。
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但反观近年的民主实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样本可视为完美结局的。“阿拉伯之春”产生的民主体制结果将自己拖入无尽的混乱深渊，而传统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完善的欧美各国也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坍塌。随之，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悲观情绪也在蔓延，不断涌现的诸多后现代政治理想更多是表达了一种对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崩溃的忧虑和反思。2011年《纽约时报》称全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
不过，西方民主政治传统遭遇挫败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彻底崩溃，而只是说，它自诩制度“先进”不思改进，它的历史局限性及弊端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显现。而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恰恰为这种傲慢进行了理论定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已经步入老年期或者说衰退期，只是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都进入了难以摆脱的瓶颈期。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主原则的确是现代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独裁者也不敢公然违逆这一历史潮流而不得不借助于各种伪装。它是最为完美的政治设想，克服人们的无理性，并且成为决定一切的良好政治设置的重要前提。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民主体制是犹如历史必然之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相当意义上说，民主的原则是如此诱人，以至于人们如此轻易地接受这一原则的正当性。
但所谓民主又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概念，从实际运作来说，它又是一个同样构造极其繁复的机器，以至于任何简单化的操作都可能令其陷入一种停滞的或者走向没落的泥潭。今年初去世的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总结了民主的五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还有一种更为简化、宽松的定性，即民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所谓政治参与，指公民的选举权，要有数量保障（一个国家的成年人，得有半数或更大比例拥有选举权），要能质量保障（选票不能是一张废纸）；所谓政治竞争，指一个领导席位，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党派参加竞选。如果没有政治参与，无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都不过是宫廷剧；如果没有政治竞争，无论政治参与如何热切，都不过是木偶戏。但即使如此清晰的“蓝图”，民主实践也始终从未真正实现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指“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事实上，此批评不只中国，应用在西方民主体制也“合用”。
而且，正如人们所描绘的，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对民主的不同定义。有人称冠以任何修饰词的民主都是“伪民主”，不管何种民主都必然有一个内核，犹如京酱肉丝、鱼香肉丝，这个“肉丝”必须是不可替代的。的确，但这并不表示，民主的形式具有天然的唯一性。实际上，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成果的存在，民主并非天生，各个时期各个时代都有其特定格式的呈现。原始社会可以有，奴隶制社会也可以有，封建制社会可以有，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有，而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可以有。所以说，无论是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民主都是不断适应客观环境本身的变化的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古希腊城邦制时期，具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通过直接表决的形式体现民主权利，但在之后当城邦扩大化便不得不以元老院的形式改为间接体现了么？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看，财产限制、性别限制乃至种族限制逐步解除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所谓的正统民主体制正在遭遇中国等非经典意义上的政治模式的挑战，在相当意义上不是西方民主的崩溃，而应该看做是其重生的契机。它是在警告无人有权声称自己的民主体制时宇宙的唯一正确的真理。民主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即使西方民主也不是至善至美的，传统经典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也不应该固执己见的坚守。
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同一个民主同一个梦想”的现实逻辑。但福山有一句话说对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在此意义上，追求民主原则的精神也远比民主的外表更重要。当今天人群攒动向香港和中央当局抗议，追求2017年一人一票的普选权时，相信其中许多人都是怀揣着一种捍卫民主信仰的理想而站在大街上，它不容否定。但是，民主本身是一个不断博弈互相妥协的过程，普选是否应该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中去观察？反而，今天香港出现示威游行，我们一点也不恐惧担忧诉求本身，而担忧这种理想一旦被外部势力绑架，转化为一种独立倾向，那才是真正的威胁。当然，这其中值得反省的是中共本身，它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17年间香港民意的变化。
京港台：2014-10-10 00:47| 来源：多维 |
“不知民主不可怕，知却不闻是可耻”，当全球金融中心在今天变成每天上演示威游行的“政治之都”时，民主再度成为对抗当局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类似的街头政治近年不断在全球各地上演，以民主之名，令人亢奋的武力戒备与示威民众的冲突背后每每留下一片狼藉的废墟。“无民主毋宁死”，民主被被简化为一人一票，成为为街头政治冲突的一切诉求。但是，这就是民主吗？
不久前，香港人就曾旁观过一次民主实验。9月18日苏格兰独立公投，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落幕，这被外界视为彰显民主魅力的最温和的典范。但大团圆的结局也隐含了太多疑窦：为什么苏格兰有权决定选择独立，而全体英国人却无权选择维系统一？为什么依照惯例，获得三大政党支持的英国政府可以说不，却在2012年与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尔蒙德签署《爱丁堡协议》同意公投？为什么明明内中暗藏了保守党与苏格兰民族党之间难见台面的“交易”，大多数却认为这是最值得推崇的温和民主典范？这些无法回避却恰恰被有意无意被回避的细节，结果导致整个公投本身都充满悖论。
我们这里无意展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恩怨情仇，单从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追溯。2012年10月，卡梅伦面对保守党内的掣肘，转而向咄咄逼人的苏格兰民族党妥协，同意苏格兰举行公投，以换取国会内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在国家利益及政党短期利益面前，鲜明的政党交易的成分造就代议制民主的悖论。在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看，卡梅伦以及政府或者国会是否有权代表全体民众，赋予苏格兰独立公投决定自己是否留在大英帝国本身就具有争议，也就是说其代行表决的适用范围本身是惹人争议的。什么议题需要国会表决，什么议题需要全民公投？为了增加胜算的几率，将投票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以争取年轻选民，这又有何依据？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说，这一案例实际上展示了所谓的正统民主下面的暗角，在民主正义的表象下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细节”，可能彻底颠覆人们对所谓西方民主政治的观感。
因此，民主的细节有时候比民主的结果更重要。一张仅仅包含是和非的提问可以轻易凸显民主的存在，但它远远代表不了民主的本身。恰恰相反，将民主简单化为一个限定性的命题，本身就是对民众民主智商的侮辱与愚弄。民主政治还包括更为宏观的程序性正义的内容以及及对当局执政全过程的民主监督，苏格兰公投的民主形式同时暴露了所谓“正统”民主如此经不起推敲。
二战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在经历近三百年的大发展大繁荣日渐成熟完善后，已经逐渐丧失刚刚诞生之时的狂飙突进和不断的进取改良精神。“文明终结论”的产生便代表了这种自足自满精神，它成为近二三十年来极力推动民主价值观走出去的新保守主义力量最乐于奉行的。
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但反观近年的民主实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样本可视为完美结局的。“阿拉伯之春”产生的民主体制结果将自己拖入无尽的混乱深渊，而传统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完善的欧美各国也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坍塌。随之，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悲观情绪也在蔓延，不断涌现的诸多后现代政治理想更多是表达了一种对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崩溃的忧虑和反思。2011年《纽约时报》称全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
不过，西方民主政治传统遭遇挫败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彻底崩溃，而只是说，它自诩制度“先进”不思改进，它的历史局限性及弊端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显现。而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恰恰为这种傲慢进行了理论定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已经步入老年期或者说衰退期，只是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都进入了难以摆脱的瓶颈期。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主原则的确是现代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独裁者也不敢公然违逆这一历史潮流而不得不借助于各种伪装。它是最为完美的政治设想，克服人们的无理性，并且成为决定一切的良好政治设置的重要前提。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民主体制是犹如历史必然之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相当意义上说，民主的原则是如此诱人，以至于人们如此轻易地接受这一原则的正当性。
但所谓民主又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概念，从实际运作来说，它又是一个同样构造极其繁复的机器，以至于任何简单化的操作都可能令其陷入一种停滞的或者走向没落的泥潭。今年初去世的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总结了民主的五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还有一种更为简化、宽松的定性，即民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所谓政治参与，指公民的选举权，要有数量保障（一个国家的成年人，得有半数或更大比例拥有选举权），要能质量保障（选票不能是一张废纸）；所谓政治竞争，指一个领导席位，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党派参加竞选。如果没有政治参与，无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都不过是宫廷剧；如果没有政治竞争，无论政治参与如何热切，都不过是木偶戏。但即使如此清晰的“蓝图”，民主实践也始终从未真正实现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指“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事实上，此批评不只中国，应用在西方民主体制也“合用”。
而且，正如人们所描绘的，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对民主的不同定义。有人称冠以任何修饰词的民主都是“伪民主”，不管何种民主都必然有一个内核，犹如京酱肉丝、鱼香肉丝，这个“肉丝”必须是不可替代的。的确，但这并不表示，民主的形式具有天然的唯一性。实际上，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成果的存在，民主并非天生，各个时期各个时代都有其特定格式的呈现。原始社会可以有，奴隶制社会也可以有，封建制社会可以有，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有，而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可以有。所以说，无论是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民主都是不断适应客观环境本身的变化的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古希腊城邦制时期，具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通过直接表决的形式体现民主权利，但在之后当城邦扩大化便不得不以元老院的形式改为间接体现了么？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看，财产限制、性别限制乃至种族限制逐步解除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所谓的正统民主体制正在遭遇中国等非经典意义上的政治模式的挑战，在相当意义上不是西方民主的崩溃，而应该看做是其重生的契机。它是在警告无人有权声称自己的民主体制时宇宙的唯一正确的真理。民主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即使西方民主也不是至善至美的，传统经典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也不应该固执己见的坚守。
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同一个民主同一个梦想”的现实逻辑。但福山有一句话说对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在此意义上，追求民主原则的精神也远比民主的外表更重要。当今天人群攒动向香港和中央当局抗议，追求2017年一人一票的普选权时，相信其中许多人都是怀揣着一种捍卫民主信仰的理想而站在大街上，它不容否定。但是，民主本身是一个不断博弈互相妥协的过程，普选是否应该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中去观察？反而，今天香港出现示威游行，我们一点也不恐惧担忧诉求本身，而担忧这种理想一旦被外部势力绑架，转化为一种独立倾向，那才是真正的威胁。当然，这其中值得反省的是中共本身，它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17年间香港民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