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诡辩民主死结难解 多数人暴政几时休
多维新闻 泉野撰写 2014-10-08 12:20:14
中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总结大会10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常委再度共同亮相，面对八千四百万中共党员。虽然被西方自由派批评为“专政集权”，但中共对于民主的概念很直接，他们认为自己来自于群众，脱离不了群众，并奉行“民主集中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所以发动为期两年的群众路线运动，也恰是源于他要保持中共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民主被视作一个“充满诡辩”的概念，尤其会追根溯源到西方民主的根源希腊时期。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此案因“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成为后来民主论者心中难以解开的结。彼时，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或许在雅典人看来，处死苏格拉底本不应该成为一个“结”，因为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审判的，且昔日的雅典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唯一的权威，即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但是，后来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雅典的直接民主被民主本身的弊端断送，雅典人在广场民主中以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己的罪孽加冕。
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直接民主导致了伟大哲学家被处以极刑，这是否意味着民主是个坏东西呢？换个角度，如果至高无上的人民没有获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那么就不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那么苏格拉底就不会死。如果雅典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进而将民主视作魑魅魍魉踩在脚下，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以及法治民主等等民主进阶版。所幸历史没有如果，因为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 、日臻完善的；所不幸也在于没有如果，因为苏格拉底被雅典人以民主的名义处以极刑，成为民主自身难以清除掉的污点。
民主的唯心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吗？反民主论者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民主好比洪水猛兽，不仅会因“多数决”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还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经济效率。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康晓光教授的“民主祸国殃民论”和潘维教授的破除“民主迷信”。前者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并不值得推崇。后者则把民主简单化为“多数决”，由于“多数决”曾带来灾难，所以民主是不可取的。虽然两者都在理论上否定了民主，但否定的原因，即“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和“民主是不可取的”，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来就是假的，是对民主的彻底否定；民主是不可取的，则是经过先验证明的。从表面上看，后者要比前者更有说服力，毕竟“多数决”下的民主灾难历历在目。进一步深究，则不难发现，两者其实都未能跳出对民主的认识偏差，都是唯心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被视作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民主的认可，因其特殊身份，故而此掷地有声的定论一度被看做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认为显示了中国有意突破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改革，即便中国官方从始至终未对此文表达过清晰的态度。在俞可平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虽然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比如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繁琐，从而增加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作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但是，民主依然是个好东西，政治动荡也好，将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也罢，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
既然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那么为何同样是民主，在一些国家能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用”呢？政治学系教授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提出过类似的疑问，现成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根据世界审计团组织的数据，民主的印度和“不民主”的中国腐败程度不相上下；民主的巴西贫富差距大于绝大多数不民主国家；很多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2008年以来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都有因选举引发的骚乱。现如今，当香港街头到处飘扬着民主旗帜但香港本身“穷”的只剩下政治时，当苏格兰公投作为西方民主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时，关于民主的好坏优劣，如同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诡辩之争，还将继续存在。或许换个角度，走上街头的香港民众才得以认识到国际标准之下的民主也有其局限性和欺骗性，中央给出的普选方案为的是在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样地，如果将“苏格兰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换一种问法，比如“联合王国是否应该分裂”，那么决定权就不单单是苏格兰人，而应该是全体英国人。从这个层面来说，所谓的苏格兰公投下的民主胜利，则成了另一种失败。
所以在民主的问题上，始终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国情和标准之下，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截然相反。习近平有一句话说得恰如其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乃至现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中国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判断对方制度的好坏、民主的优劣有无，以至于忽略了民主这个纯概念本身。或者说，当褪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民主以“裸体”形式存在时，它到底是什么呢？比如中国智囊们习惯于给“美式自由主义”扣上一顶大而化之的帽子，但是这个概念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呢？指美国缺乏福利制度还是美国没有劳工保护？指政府对企业缺乏管制还是普通民众个人主义至上而忽略集体呢？反过来同样地，比如美国笼而统之地给中共贴上了“专政”的标签，那么它的协商民主、民主集中制、以及“专政”前的“人民民主”又该作何解释呢？是一概归入为达至专政目的而运用的工具，还是斥之为形式主义更为合适呢？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将中共描摹为“共匪”、独裁者的群体，可能对中国国情之下的协商民主以及民主集中制等概念本身还是混沌不清的，之所以不由分说地以专政论之，在于这样的战队方式最为直接，同时谈论它的坏处也变得比谈论它的好处更容易。
东西方语境下的“不够民主”
在中国，经常能听到一种对西方民主的反诘声音：西式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远远“不够民主”，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形式大于内容。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换言之，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当人人都在喊民主、为民主争吵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与否的衡量标准为何、民主程度几何才算是优良政体、中西方民主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短板和优势，很多情况下被自动忽略甚至陷入诡辩陷阱中。
不消说，美国政治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够民主”。罗伯特•达尔在《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的主要观点即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并不民主。比如总统并非直选，而是通过选举人团制度间接选举；国会两院制，其中参议院每州两名代表的规则违反了人口比例代表原则；“赢者通吃”的选择规则会导致小党派、非主流声音得不到有效代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有悖于民主精神……但是即便民主的破绽和瑕疵累累，却也不可否定其正面意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边惊叹于美国民主下的平等，一边也为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人暴政忧心忡忡。类似的担忧，柏拉图以及自由派代表哈耶克也都有过。
西方“不够民主”促成了最大化的制衡机制，那么中国的“不够民主”又该如何解释呢？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共的刻板印象都是只有专政而无民主，虽然协商式民主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历了65个年头，但是始终被看作是形式主义的存在。所谓的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协商，用习近平在政协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说，即有事好商量，关键在于如何协商，怎么商量。协商过程合商量结果，直接决定着民主的成色和质量几何。所以，当中国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不遗余力地批驳西方民主形式主义之时，也应该反躬自问一句：难道中国式民主就不是另一种形式主义吗？姑且认为中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习近平关于民主的首次讲话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一向对民主话题颇为忌惮的中共，会否承认自身形式主义的成分并加以改观？又或者，以结果论，当局会秘而不宣地一步步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是就形式论，承认己身民主的缺陷恐怕只是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尤其是刚这种承认可能间接成为对西式民主的肯定时，迈出这一步就显得更为阻力重重。
退一步讲，即便时下被当做第五代新民主观突破口的协商民主，也是取道于西方民主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之所以该理论在西方提出不久后就获得了中国领导层的青睐，并使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不得不说其中有着很大的政治考量因素。尤其是当每次党代会越来越空有形式而无具体内容时，彼时恰逢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漂洋过海而来，自然被当做了一种可以提升国家民主的新的增长点。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一理论可能远远晚于中国的民主协商。那么是否可以就此乐观地认为其实中国在理论上早就走在了民主的前列，只不过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被搁置、被延误？撇除诸如此类的自我安慰，至少比照于代议制民主，公众参与的民主于中国而言更为安全、承担的政治风险也最小。可惜，中国领导层和学界都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问题：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否定了代议制民主，那么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又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内核呢？
说到底，民主究竟是好东西吗？“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这些问题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雅典时期，苏格拉底以民主的方式被处死，然而时至今日，多数人的暴政依然存在，民主本身的弊端伴随着民主的发展而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模样和外在形态。诸多没有确切答案的诡辩之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日臻完善的。它没有好坏优劣之分，适合脚的鞋子才是最好的鞋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不是反对者所简单化的“多数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选举式民主”，它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生活方式。中国可能不需要西式民主，或因国情不允许，抑或是中共本身的忌惮，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精神内核是放之天下而兼准的，是中国所需要的。
(泉野 撰写)
多维新闻 泉野撰写 2014-10-08 12:20:14
中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总结大会10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常委再度共同亮相，面对八千四百万中共党员。虽然被西方自由派批评为“专政集权”，但中共对于民主的概念很直接，他们认为自己来自于群众，脱离不了群众，并奉行“民主集中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所以发动为期两年的群众路线运动，也恰是源于他要保持中共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民主被视作一个“充满诡辩”的概念，尤其会追根溯源到西方民主的根源希腊时期。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此案因“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成为后来民主论者心中难以解开的结。彼时，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或许在雅典人看来，处死苏格拉底本不应该成为一个“结”，因为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审判的，且昔日的雅典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唯一的权威，即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但是，后来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雅典的直接民主被民主本身的弊端断送，雅典人在广场民主中以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己的罪孽加冕。
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直接民主导致了伟大哲学家被处以极刑，这是否意味着民主是个坏东西呢？换个角度，如果至高无上的人民没有获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那么就不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那么苏格拉底就不会死。如果雅典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进而将民主视作魑魅魍魉踩在脚下，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以及法治民主等等民主进阶版。所幸历史没有如果，因为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 、日臻完善的；所不幸也在于没有如果，因为苏格拉底被雅典人以民主的名义处以极刑，成为民主自身难以清除掉的污点。
民主的唯心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吗？反民主论者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民主好比洪水猛兽，不仅会因“多数决”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还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经济效率。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康晓光教授的“民主祸国殃民论”和潘维教授的破除“民主迷信”。前者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并不值得推崇。后者则把民主简单化为“多数决”，由于“多数决”曾带来灾难，所以民主是不可取的。虽然两者都在理论上否定了民主，但否定的原因，即“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和“民主是不可取的”，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来就是假的，是对民主的彻底否定；民主是不可取的，则是经过先验证明的。从表面上看，后者要比前者更有说服力，毕竟“多数决”下的民主灾难历历在目。进一步深究，则不难发现，两者其实都未能跳出对民主的认识偏差，都是唯心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被视作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民主的认可，因其特殊身份，故而此掷地有声的定论一度被看做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认为显示了中国有意突破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改革，即便中国官方从始至终未对此文表达过清晰的态度。在俞可平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虽然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比如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繁琐，从而增加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作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但是，民主依然是个好东西，政治动荡也好，将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也罢，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
既然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那么为何同样是民主，在一些国家能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用”呢？政治学系教授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提出过类似的疑问，现成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根据世界审计团组织的数据，民主的印度和“不民主”的中国腐败程度不相上下；民主的巴西贫富差距大于绝大多数不民主国家；很多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2008年以来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都有因选举引发的骚乱。现如今，当香港街头到处飘扬着民主旗帜但香港本身“穷”的只剩下政治时，当苏格兰公投作为西方民主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时，关于民主的好坏优劣，如同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诡辩之争，还将继续存在。或许换个角度，走上街头的香港民众才得以认识到国际标准之下的民主也有其局限性和欺骗性，中央给出的普选方案为的是在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样地，如果将“苏格兰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换一种问法，比如“联合王国是否应该分裂”，那么决定权就不单单是苏格兰人，而应该是全体英国人。从这个层面来说，所谓的苏格兰公投下的民主胜利，则成了另一种失败。
所以在民主的问题上，始终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国情和标准之下，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截然相反。习近平有一句话说得恰如其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乃至现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中国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判断对方制度的好坏、民主的优劣有无，以至于忽略了民主这个纯概念本身。或者说，当褪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民主以“裸体”形式存在时，它到底是什么呢？比如中国智囊们习惯于给“美式自由主义”扣上一顶大而化之的帽子，但是这个概念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呢？指美国缺乏福利制度还是美国没有劳工保护？指政府对企业缺乏管制还是普通民众个人主义至上而忽略集体呢？反过来同样地，比如美国笼而统之地给中共贴上了“专政”的标签，那么它的协商民主、民主集中制、以及“专政”前的“人民民主”又该作何解释呢？是一概归入为达至专政目的而运用的工具，还是斥之为形式主义更为合适呢？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将中共描摹为“共匪”、独裁者的群体，可能对中国国情之下的协商民主以及民主集中制等概念本身还是混沌不清的，之所以不由分说地以专政论之，在于这样的战队方式最为直接，同时谈论它的坏处也变得比谈论它的好处更容易。
东西方语境下的“不够民主”
在中国，经常能听到一种对西方民主的反诘声音：西式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远远“不够民主”，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形式大于内容。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换言之，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当人人都在喊民主、为民主争吵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与否的衡量标准为何、民主程度几何才算是优良政体、中西方民主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短板和优势，很多情况下被自动忽略甚至陷入诡辩陷阱中。
不消说，美国政治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够民主”。罗伯特•达尔在《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的主要观点即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并不民主。比如总统并非直选，而是通过选举人团制度间接选举；国会两院制，其中参议院每州两名代表的规则违反了人口比例代表原则；“赢者通吃”的选择规则会导致小党派、非主流声音得不到有效代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有悖于民主精神……但是即便民主的破绽和瑕疵累累，却也不可否定其正面意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边惊叹于美国民主下的平等，一边也为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人暴政忧心忡忡。类似的担忧，柏拉图以及自由派代表哈耶克也都有过。
西方“不够民主”促成了最大化的制衡机制，那么中国的“不够民主”又该如何解释呢？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共的刻板印象都是只有专政而无民主，虽然协商式民主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历了65个年头，但是始终被看作是形式主义的存在。所谓的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协商，用习近平在政协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说，即有事好商量，关键在于如何协商，怎么商量。协商过程合商量结果，直接决定着民主的成色和质量几何。所以，当中国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不遗余力地批驳西方民主形式主义之时，也应该反躬自问一句：难道中国式民主就不是另一种形式主义吗？姑且认为中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习近平关于民主的首次讲话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一向对民主话题颇为忌惮的中共，会否承认自身形式主义的成分并加以改观？又或者，以结果论，当局会秘而不宣地一步步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是就形式论，承认己身民主的缺陷恐怕只是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尤其是刚这种承认可能间接成为对西式民主的肯定时，迈出这一步就显得更为阻力重重。
退一步讲，即便时下被当做第五代新民主观突破口的协商民主，也是取道于西方民主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之所以该理论在西方提出不久后就获得了中国领导层的青睐，并使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不得不说其中有着很大的政治考量因素。尤其是当每次党代会越来越空有形式而无具体内容时，彼时恰逢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漂洋过海而来，自然被当做了一种可以提升国家民主的新的增长点。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一理论可能远远晚于中国的民主协商。那么是否可以就此乐观地认为其实中国在理论上早就走在了民主的前列，只不过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被搁置、被延误？撇除诸如此类的自我安慰，至少比照于代议制民主，公众参与的民主于中国而言更为安全、承担的政治风险也最小。可惜，中国领导层和学界都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问题：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否定了代议制民主，那么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理论，又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内核呢？
说到底，民主究竟是好东西吗？“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这些问题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雅典时期，苏格拉底以民主的方式被处死，然而时至今日，多数人的暴政依然存在，民主本身的弊端伴随着民主的发展而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模样和外在形态。诸多没有确切答案的诡辩之外，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日臻完善的。它没有好坏优劣之分，适合脚的鞋子才是最好的鞋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不是反对者所简单化的“多数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选举式民主”，它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生活方式。中国可能不需要西式民主，或因国情不允许，抑或是中共本身的忌惮，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精神内核是放之天下而兼准的，是中国所需要的。
(泉野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