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王正绪：民主原教旨主义在香港
http://www.guancha.cn/Wang-Zhengxu/2014_10_07_273702_s.shtml
原标题：民主的真谛与实现方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香港民主派反对北京中央政府拟定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发动大量市民、学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展开了一场和平抗争的“占领中环”运动。开始以来，运动持续发酵，对香港的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大陆、台湾、国际社会间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占领中环的运动，围绕公民的普选权利和香港的政治自由展开，具有强烈的政治感召力和巨大的动员力量。但是，和不久前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类似，运 动中的民主与普选议题，又和香港近年来经济景气走弱、贫富差距拉大、青年世代的就业、收入前景看淡、大陆与香港居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冲突、家国社群身份分 歧、经济利益竞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十分复杂。
同时，大陆的普通居民、知识界与意见领袖、政府官员等，也在观察香港事件中带出了纷繁芜杂的视角和情感，顿时间有波涛暗涌的态势。
占中运动因此成了各地、各派的参与者、应对者、被冲击者、反对者、观看者之间的一个进行中的巨大戏剧，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厘清民主政治与民主实践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香港特区升旗仪式后，占中大学生逼迫小女孩丢弃国旗，这又算哪种政治价值？图为被逼丢弃国旗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作为政治品格的民主
民主、人民主权、政治独立等，作为价值观念是神圣的，也是普世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人反对民主价值观，或以民主为敌。
但是，这些观念也由此获得了政治正确性，从而变成了一套霸权的话语体系，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这样就造成任何人的任何诉求，只要被论述或包装成一套“民主”的诉求，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任何人敢对这样的诉求提出异议和挑战，就会背上反民主、独裁、专制的罪名。
但是，作为政治品格的民主，偏偏是反对这样一种对任何概念、权力、立场神圣化的做法。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集中在公权力对公意的服从上。但是民主价值观的另一个维度，则是任何力量、立场、权力，都需要认可其他力量、立场、权力的合理性与平等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价值的神圣性就在于它拒绝任何一种神圣，拒绝将任何一种诉求神圣化。没有绝对最重要或唯一正确的立场与诉求，也没有绝对和无边界 的权利与要求。权利与诉求的实现，没有先定和必须出现的形式，而务必是诉求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协商、博弈、折中所实践出来的。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至高无上，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则必须是永远在进行中的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必定是灵活的、情境化的、机动的。这就要求， 发展民主和争取民主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照顾到各个群体、各方力量的利益诉求，以及政治和价值立场。
多维度的政治价值
不论它多么神圣，民主只代表一种政治价值，或者只代表政治价值的一个维度。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和发展，并且实现和保护各种各样的公众利益，就在于 人类社会拥有多维度的政治价值。比方说，人类社会尊重和保护单个群体的自治、主权，但也尊重和保护多族裔社群的主权与地域完整性。人类社会尊重一些人追求 革新、变化，但也保护一些人要求稳定和安全。
刚刚结束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就清晰地展现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价值维度之间的紧张。一方面，遵循民族独立与人民主权的原则，单个民族或族群有追求独立与自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民，也有保护自己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权利。
在今日世界各种人种、族裔的人大量杂居、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不同的政治价值维度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方式。
香港居民争取普选权利的诉求是合理的，因为它代表了民主的政治价值。但是，在追求和表达这种政治价值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和尊重其他的、同等重要的政 治价值。比如说，认定香港居民比大陆居民高人一等，香港人就有资格享有更多自治权利的理由，就违背了群体间平等的政治价值。如果认定争取某种形式的普选方 案为神圣行为，而不顾某种政治行动造成的社会割裂、打碎社区里的团结与安定，同样也违背了社区和谐安定的价值。
同样的，由于香港1949年至1997年之间的特殊政治历史，香港的居民具有不同于大陆的文化、价值元素、经济与生活方式等。尊重和保护这样的差异性是一种政治价值，但是以这样的差异性来制造政治诉求、社会分裂，又违背了另一种政治价值。
保护香港的经济优势符合发展经济、提高民生的政治价值，但是将香港经济竞争力下降、经济走弱归罪于香港与大陆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地理因素，同样违背了另外一种政治价值。
学生、市民上街抗争符合表达、参与的政治价值，但是因为有大量的学生和市民参与，就提出激进的政治要求，又违背了另外一种政治价值。理想主义是一种 政治价值，务实主义（pragmatism）也是一种政治价值。激进是一种政治价值，保守（conservatism）也是一种政治价值。改革和革命是一 种政治价值，稳定、秩序也是一种政治价值。
任何政治实践、政治运动，都要平衡把握这些不同的价值。当抗争学生在街头受累挨饿时，领导运动的人在高档餐馆里用餐的行为，也同样展现了不同维度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
检讨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在今日正面对巨大的挑战。总的来讲，新世纪以来，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正在兴起，对全球各地的治理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首要表现，是对民主进行宗教式的崇拜。对民主抱定这种认识，就造成追求民主的同时，忽略、忽视不同的意见，拒绝辨认民主实践需要面对的具体政治、社会现实，同时也拒绝认识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在不少境况下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民主原教旨主义认定民主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而且推进和争取民主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就出现了武力侵略主权国家来推进民主，或者轰炸一些族群以保卫另一些族群的民主的现象。为了某个似乎民主的目标而拒绝接受其他诉求，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表现。
其次，民主原教旨主义拒绝承认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民主实现过程中的阶段性。简单说来，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是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原教旨主义将民主庸俗化为民粹主义、“一元一票”的弱质选举，乃至黑社会控制选举或暴民政治。
民主原教旨主义往往和街头政治相伴。在今天全球的信息技术、经济发展条件下，街头政治很容易动员，在国家体系承受社会动荡而力量薄弱的地方，如之前 发生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北非，以及亚洲的泰国等地，街头政治很快导致政府垮台，政治秩序彻底崩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原教旨主义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政治失 序、国家和社会陷入持久的困境。
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加剧，不少国家、地区在发展和治理方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各有不同，国家间和单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区域、族裔、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明显上升。这使得各种原教旨主义有了生存的土壤。
事实上，如果不是英国在上世纪末以来经济实力的急剧下降，和伦敦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身份冲突，不会如此迅速地激化。如果不 是台湾在经济领域中和大陆、韩国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年轻世代的焦虑感上升，太阳花运动也不会获得那么强烈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色彩。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有一定程度的制度焦虑，其抵抗和思考的方式往往也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常常想象中国应该立刻进行多党选举，同时过分理想化、浪漫化地理解在台湾、香港发生的街头政治行动。
在阿拉伯之春和托克维尔之间
严肃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永远是一项运行中的工程。
街头政治、青年政治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是往往受困于单一的诉求、无法认识到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复杂性。各个打着漂亮旗帜的社会运动，也常常显示 出多数参与者被少数激进分子绑架的局面。任何人批评红卫兵运动都可以信手拈来，却难以发现，今日的街头运动，也可以是同样的盲目与冲动。
因为《大革命与旧制度》一书，法国的贵族思想家托克维尔近年来广受关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对理解民主政治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民主》一书 中，他发现民主制度良好运作，有赖于公民实实在在地对本地、本社区事务的参与。换句话说，街头的抗议与游行，乃至多党竞争的选举、议员在议会里的慷慨陈 词，固然高端大气上档次，却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实实在在地对市镇、邻里、社会事务的参与，才培养了公民的政治美德（civic virtue），为选举和竞争奠定民主的基础。
这代表建设民主政治的另一重要传统，最显著地表现在普特南的《让民主运作起来》以降的有关论述。意大利（普特南的研究）、北欧、波黑（罗斯坦的研 究）、印度（瓦西里等人的研究）等地的实践都表明，要获得良性的民主政体（quality democracy），先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
拉美等地方民主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民主化是有顺序的。倒着进行，即先建立全国性选举的实现方式，是不可行的。而中东和北非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的经验表明，激进的民主运动并不能带来民主，更多可能是带来政治失序。
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节，台湾一位资深的政治评论员说，如果任由学生运动瘫痪台湾的政治，阻挠台湾参与东亚地区的经贸整合，结局就是台湾经济的衰落、台湾社会的菲律宾化。台湾失去未来，则受损的正是参加运动的这些台湾青年一代。
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占中运动也有用民主的议题压迫、阻挠香港其他治理和发展议题的能力。
占中运动具有民主与表达的价值，但它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能否带来民主的胜利则远未可知。相反，作为一个震荡力巨大的社会运动，它是否会扩大香港社会的裂痕，波及香港的经济竞争力、社会秩序、民生水平，则值得认真考量。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