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习近平“党大还是法大”论述首次公开
京港台：2015-4-29 23:27| 来源：多维 |
“我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1985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被问到“党大还是法大”时，“我也不清楚”的回答成为了外界讨论在中国党大还是法大必谈的案例。在3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假设，被问到这一问题的是习近平，那么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答？4月28日，《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的正式发售，给出了习近平对这一问题提交的答案。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首次公开了习近平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等问题的论述。前文表述，是习近平于今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虽然认为“党大还是法大”的辩论是个伪命题，但是习近平当时依然对其做了明确的论述，他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不是包庇性的插手，而是一种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把握。这个界线一定要划分清楚。”
有关“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由来已久，1988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得到的回答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但是，党章和宪法都明文规定，党应当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比党大。我最后的看法是：党大，法也大。”现在来看，这句话可以作为习近平提出“两个必须（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注解。也许有人要质疑，“党大，法也大”的提法是矛盾的。
显然，这种疑问是建立在一定的预设前提和特定逻辑之上的。这里的预设前提就是，将“党治”（中共所说的党的领导）放到“法治”的对立面，认为“党治”就是“人治”。这种理解的前提是西方的宪政，即三权分立的逻辑。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中国的法治，有刻舟求剑之嫌。首先，虽然“党治”有很大机会走向“人治”，但并非就一定是“人治”，“人治”只不过是“党治”可能出现的情况中的一种；其次，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传统文化，中国都存在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事，显然可能陷入各说各话的悖局。
从现实来讲，人们所关心的并非“党”大还是“法”大，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即是否能够实现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及中共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也为中共以执政党的身份领导推行“依法治国”提供了法理基础，而在社会层面，“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认知中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党”在“法”的框架下，将权力限定在“法“的笼子里，通过“良法”实现“善治”，所谓的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也就没有了意义。
京港台：2015-4-29 23:27| 来源：多维 |
“我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1985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被问到“党大还是法大”时，“我也不清楚”的回答成为了外界讨论在中国党大还是法大必谈的案例。在3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假设，被问到这一问题的是习近平，那么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答？4月28日，《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的正式发售，给出了习近平对这一问题提交的答案。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首次公开了习近平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等问题的论述。前文表述，是习近平于今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虽然认为“党大还是法大”的辩论是个伪命题，但是习近平当时依然对其做了明确的论述，他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不是包庇性的插手，而是一种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把握。这个界线一定要划分清楚。”
有关“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由来已久，1988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得到的回答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但是，党章和宪法都明文规定，党应当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比党大。我最后的看法是：党大，法也大。”现在来看，这句话可以作为习近平提出“两个必须（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注解。也许有人要质疑，“党大，法也大”的提法是矛盾的。
显然，这种疑问是建立在一定的预设前提和特定逻辑之上的。这里的预设前提就是，将“党治”（中共所说的党的领导）放到“法治”的对立面，认为“党治”就是“人治”。这种理解的前提是西方的宪政，即三权分立的逻辑。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中国的法治，有刻舟求剑之嫌。首先，虽然“党治”有很大机会走向“人治”，但并非就一定是“人治”，“人治”只不过是“党治”可能出现的情况中的一种；其次，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传统文化，中国都存在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事，显然可能陷入各说各话的悖局。
从现实来讲，人们所关心的并非“党”大还是“法”大，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即是否能够实现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及中共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也为中共以执政党的身份领导推行“依法治国”提供了法理基础，而在社会层面，“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认知中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党”在“法”的框架下，将权力限定在“法“的笼子里，通过“良法”实现“善治”，所谓的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也就没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