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生“占中”主要还是媒体事件，让人忧虑、焦躁、兴奋，我可以担保，即使是一个温和的反对占中的 人，只要到现场，许多人很快也会卷入其间，成为其中一份子，享受成为正义伟大群众的光荣。但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现在开始“占中”，由于离2017年时 间稍远，反而会为2017成功建立中共版的普选清除障碍，除非我因离开香港太久对香港现实完全没有认识。

曾为码头工人的美国作家爱立克·霍 佛（EricHoffer），长期参加各类平民政治运动，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有一天醒悟，写了一本《狂热分子》（TheTrueBeliever），于 1951年出版，到现在仍为社会科学经典之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这本书大力赞扬，并买了许多送人，从这一点可以说，再也没有比群众运动叛变者所写的书 更吸引统治者了。对于艾森豪威尔（其实是所有统治者）的赞赏，霍佛讲了一句与他这本书相称的刻薄话：“这说明小孩子也能读懂这本书”。

这本 书主要内容实质上是贬损群众运动。他总结了从古到今无数群众运动，得出结论认为，积极投入群众运动的往往是失意者，将生命托付给一个伟大事业让他们感觉不 错，集体运动的整齐划一可以掩盖他们的责任、恐惧与无能。他认为参加群众运动的人都是社会上畸零的人，他们基本做不好自己的事。但这些人为什么积极参加那 些和他们生活其实没有关系的伟大运动呢？他从一件小事悟出了道理：他当码头工人时，有一个最笨的工人，什么事也不会做，没人愿意与他搭档，他与别人在一起 搬运一垛货物时，采用一人一半的方式，省得他影响别人，但霍佛发现，他总是愿意搬到人家那一半来，霍佛起先搞不明白，后来突然想明白了，原来自己应份的工 作做不好是要被人耻笑的，如果做份外事，再笨拙也不会被人指责。这正是人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推动力之一。

香港的学生身在香港，与大陆人相比却 诸多不得意：在校读书读不过大陆学生，上街买东西拼不过大陆人、求职求不过大陆海归，买房被大陆人抬高了房价，只有参加伟大的普世价值运动才能让他们没有 犯错误之虞，摆脱自己的无能，产生创造历史的感觉。1964年美国伯克利大学生争取言论自由，他们喊出了“我们不学历史，我们创造历史！”的口号，世界上 还有比这更令人爽快正义、同时又摆脱学习无能的口号吗？没有了！香港学生参加伟大运动一样，除了摆脱无能以及无能为力外，还能出一口对大陆的鸟气。还有， 更能感到自己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当然，这种幻觉几年之内就会消散。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加剧了群众运动参与者的这种感觉，正如媒体是恐怖分子的共谋一样，媒 体也是所有平民参加的群众运动的共谋。

中央和港府与他们说道理是没有用的，群众运动自有其逻辑。正如霍佛认为的，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信仰无 比坚定，他们认为自己全是正确的，别人全是错误的，他们不会为危险、障碍而却步，反而会增加他们的信仰，这正是特区警察拘留学生反而会增加人们勇气一样。 法国哲学家HENRIBERGSON说，信仰的力量不在于可以支使人们去移山，而是在于有神奇的力量让人们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山要移。不管什么群众运动，不 管什么宗旨的群众运动，参加者其实都是“一家人”，用什么理由参加群众运动不是件要紧的事。

回到现实层面，我认为学生现在“占中”可能对中 央2017年实施现行普选方案产生正面影响。中央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学生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长期僵持，产生两个后果，第一种后果是没有引起动乱，这种 情况中央不会管。因为香港属于权力边缘，无论发生什么事不会对权力中央产生影响，如果在北京上海发生，倒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平息。没引起动乱的学生运动只 能说明，当影响渐弱，拖到最后可能已经没有动力，再加中央在一些细节上作一些让步，就解决了。如果香港产生动乱，中央也不会管，但后发制人。由于中央政府 代替了原来英国人的位置，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67年左派暴动。当时左派受到不少香港人支持，因为港英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人不好，只有港英“走狗”一 类华人受益者才反对群众，如资本家、积极讨好英国当局的媒体编辑记者、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势力等等。但左派太过分了，搞到后来放炸弹，香港民意一下就转 了，都支持港英镇压，于是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当然事后也要做一些弥补，这就不要紧了。

如果这次学运演变成社会动乱，情况也一样，只要存心不 去处理，让它延续一段时间，甚至出现暴力情况（人一多，被抓的可能性一小，被抓后变成英雄的希望越大，暴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越多），香港民心就可能转为支 持中央，支持稳定，民意一转，那些本来就想妥协又不太敢的议员就会转胎，到时中央的方案就可能通过了。当然，问题还是存在的，这就需要时间了。

关于《狂热分子》一书，百度上有免费版，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内容太过尖刻，我就不敢多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