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布莱尔“握手”习近平
反思西方民主：太自负
京港台：2014-12-30 21:38| 来源：多维 |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而官僚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此言出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12月初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民主已死？》（Is Democracy Dead？）。
大约3个月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人大、政协成立时曾坦露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布莱尔对西方民主的反思，习近平对西方民主的“把脉”。而今，在人们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次很有趣的对话，而且尽管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甚至是此意义上的敌对阵营）、不同的政治经验，但对民主的认知竟有如此的共识。这也许是东西方政要间达成的最有默契的配合了。不得不说的是，也许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一个很能检验普世价值意义的一年。当中国在全球忙不迭地扩充影响力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信徒正在陷入痛苦的挣扎，对普世价值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东西方政治文明曾经经历激烈的碰撞，也造就了百余年中国政治文明的沉沦，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在逆转。
布莱尔与习近平隔空对话
对比布莱尔和习近平的主张或者说思索，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线索，大致来说有两点极其微妙的共通之处。其一，西方民主是有缺陷的。布莱尔说，“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他在暗示候选人被选票捆绑，而一切的选举沦为煽动性挑唆性的宣传。同样，在习近平看来，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其二，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是有意义的呢？习近平回答说，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而布莱尔也在抱怨，“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用本人发明的概念便是民主政治的“功效”作用衰落，“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民主沦为了一场永远都难以兑现“实际改变”的游戏。
二人的这次“隔空对话”罕见地取得如此高度一致，让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它背后的信号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布莱尔首次发表这样的言论。2013年当埃及陷入政变，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时，他也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表分析文章表示，埃及当前的局面表明，民主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有效的政府，当前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就是民主、抗议和政府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最新例子。民主是一种认定决策者的方式，但它不是做决策的替代品。当时，布莱尔在文章中说，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坚定支持者”（a strong supporter of democracy）。但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如今，功效是一个挑战。当政府低效时，人民就会抗议。人民不想等待选举。
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的前领袖、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也许布莱尔发表这些言论并不稀奇。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表现出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的忧虑，与习近平形成某种程度的“暗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如果是曾经以“历史终结论”名声大噪的政治学家福山呢？若干年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宣判了人类政治文明多元化的“死刑”。他说，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然而，最近福山的探讨中反复出现西式民主政治衰败的概念。今年10月份，这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捍卫者出版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当时，他在文章中提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衰败，因为传统的制衡制度越来越根深蒂固，越来越僵化。他警告美国，这个国家对政治衰退并没有免疫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的发展正在朝相反方向走，缺乏效率和产生更多的腐败。除非自由民主国家有能力与体制衰败斗争，“否则历史是在一片嘘声中终结。”
对待西方民主的认知，三个人虽然可能运用语言体系不同，价值观坐标不同，但结论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上开始显现转折。
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天平正在扭转？
在这里，我们不去空谈什么中国模式（因为它即便存在，也是处在相当不成熟的快速完善阶段，用华人学者李默然的说法，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值“少年期”），只是追问究竟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政治精英开始出现180度的态度转变？
如今，对东西方政治文明的聚焦点已经很清晰，要么是威权体制下高效有限民主，要么是西式民主体制下的低效有限民主，你会选择哪个？在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成功地使6亿人摆脱了贫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理论支持尽管老套却最具有说服力。如果说它不够清晰的话，中国到处撒钱、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活跃度可能更为直观。但中国政治实践经验不止于此，对中国在十八大后大规模的反腐动作的认可或许更能清晰地说明在一个威权体制下，政治可以如此高效地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以及追随它进行了的各种民主实验呢？布莱尔描绘了一个相当颓败的场景。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作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看是这样。于是，近几年来，“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风，表明汹涌的民意正在寻找选举机器以外的有效表达。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民主价值的观念没有错，西方民主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未必是无解的。而中国政治也同样存在令中共深感痛楚的先天痼疾，中国内部关于道路与路线的争论远比西方世界看起来那般波澜不惊。但当这些隐含的危机并未形成时，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服力。对比如此强烈，以至于今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倒向”中国时如此恭维，“世界各国都要跟着中国走，中国一定会带着各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人们会顺理成章地感受到所谓的“意识形态”冲击，那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魅力正在遭遇中国式政治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实验在瓦解人们固有的观念和迷信。西方民主体制并非一个完美的体制，它同样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也许，在过去的2014年伴随中国崛起的信号更趋明显，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守之势实际上已经悄然生变。这个转变中，中国民主反而有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这种转变中，即便中国的实验经验尚不足以“推广”，但至少它证明了西方政治精英及其学徒曾经的自负或者傲慢。所幸的是，当脚底板和脚趾透出丝丝凉意的时候，不论是布莱尔还是福山终于可以卸下那种盲目的自信甚至自负，低头思索怎样先修好鞋子再走路。而对那些西方政治的膜拜者而言，正如习近平所说，鞋子其实真的有好多种，问题的关键是那双鞋子真的合脚吗？
反思西方民主：太自负
京港台：2014-12-30 21:38| 来源：多维 |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而官僚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此言出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12月初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民主已死？》（Is Democracy Dead？）。
大约3个月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人大、政协成立时曾坦露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布莱尔对西方民主的反思，习近平对西方民主的“把脉”。而今，在人们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次很有趣的对话，而且尽管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甚至是此意义上的敌对阵营）、不同的政治经验，但对民主的认知竟有如此的共识。这也许是东西方政要间达成的最有默契的配合了。不得不说的是，也许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一个很能检验普世价值意义的一年。当中国在全球忙不迭地扩充影响力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信徒正在陷入痛苦的挣扎，对普世价值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东西方政治文明曾经经历激烈的碰撞，也造就了百余年中国政治文明的沉沦，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在逆转。
布莱尔与习近平隔空对话
对比布莱尔和习近平的主张或者说思索，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线索，大致来说有两点极其微妙的共通之处。其一，西方民主是有缺陷的。布莱尔说，“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他在暗示候选人被选票捆绑，而一切的选举沦为煽动性挑唆性的宣传。同样，在习近平看来，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其二，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是有意义的呢？习近平回答说，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而布莱尔也在抱怨，“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用本人发明的概念便是民主政治的“功效”作用衰落，“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民主沦为了一场永远都难以兑现“实际改变”的游戏。
二人的这次“隔空对话”罕见地取得如此高度一致，让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它背后的信号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布莱尔首次发表这样的言论。2013年当埃及陷入政变，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时，他也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表分析文章表示，埃及当前的局面表明，民主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有效的政府，当前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就是民主、抗议和政府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最新例子。民主是一种认定决策者的方式，但它不是做决策的替代品。当时，布莱尔在文章中说，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坚定支持者”（a strong supporter of democracy）。但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如今，功效是一个挑战。当政府低效时，人民就会抗议。人民不想等待选举。
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的前领袖、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也许布莱尔发表这些言论并不稀奇。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表现出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的忧虑，与习近平形成某种程度的“暗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如果是曾经以“历史终结论”名声大噪的政治学家福山呢？若干年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宣判了人类政治文明多元化的“死刑”。他说，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然而，最近福山的探讨中反复出现西式民主政治衰败的概念。今年10月份，这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捍卫者出版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当时，他在文章中提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衰败，因为传统的制衡制度越来越根深蒂固，越来越僵化。他警告美国，这个国家对政治衰退并没有免疫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的发展正在朝相反方向走，缺乏效率和产生更多的腐败。除非自由民主国家有能力与体制衰败斗争，“否则历史是在一片嘘声中终结。”
对待西方民主的认知，三个人虽然可能运用语言体系不同，价值观坐标不同，但结论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上开始显现转折。
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天平正在扭转？
在这里，我们不去空谈什么中国模式（因为它即便存在，也是处在相当不成熟的快速完善阶段，用华人学者李默然的说法，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值“少年期”），只是追问究竟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政治精英开始出现180度的态度转变？
如今，对东西方政治文明的聚焦点已经很清晰，要么是威权体制下高效有限民主，要么是西式民主体制下的低效有限民主，你会选择哪个？在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成功地使6亿人摆脱了贫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理论支持尽管老套却最具有说服力。如果说它不够清晰的话，中国到处撒钱、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活跃度可能更为直观。但中国政治实践经验不止于此，对中国在十八大后大规模的反腐动作的认可或许更能清晰地说明在一个威权体制下，政治可以如此高效地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以及追随它进行了的各种民主实验呢？布莱尔描绘了一个相当颓败的场景。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作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看是这样。于是，近几年来，“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风，表明汹涌的民意正在寻找选举机器以外的有效表达。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民主价值的观念没有错，西方民主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未必是无解的。而中国政治也同样存在令中共深感痛楚的先天痼疾，中国内部关于道路与路线的争论远比西方世界看起来那般波澜不惊。但当这些隐含的危机并未形成时，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服力。对比如此强烈，以至于今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倒向”中国时如此恭维，“世界各国都要跟着中国走，中国一定会带着各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人们会顺理成章地感受到所谓的“意识形态”冲击，那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魅力正在遭遇中国式政治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实验在瓦解人们固有的观念和迷信。西方民主体制并非一个完美的体制，它同样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也许，在过去的2014年伴随中国崛起的信号更趋明显，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守之势实际上已经悄然生变。这个转变中，中国民主反而有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这种转变中，即便中国的实验经验尚不足以“推广”，但至少它证明了西方政治精英及其学徒曾经的自负或者傲慢。所幸的是，当脚底板和脚趾透出丝丝凉意的时候，不论是布莱尔还是福山终于可以卸下那种盲目的自信甚至自负，低头思索怎样先修好鞋子再走路。而对那些西方政治的膜拜者而言，正如习近平所说，鞋子其实真的有好多种，问题的关键是那双鞋子真的合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