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

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朗：秩序为何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诚如华盛顿所言：“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问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当看到伊朗人民走上街头反对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时，我也难以做到波澜不惊，但是在价值冲动的同时，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而以学术理性审慎的看待这次运动。不仅仅是我，我想在经历了“阿拉伯之冬”后，大家都应该学会用这种态度看待问题，而不是在朋友圈里过于情感代入的宣扬那些虚假信息。

每一个从事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相关的学人，除了需要完成自身专业领域的论文之外，都有必要去思考一个更宏大，但却是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条件给定的前提下，去建立你所希望的理想国，或者相反，无论是自由的共和，还是极权的独裁。虽然这样的思考，即使再完美，落实到现实它还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思考依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训练一个学人的全维性的思考能力和知识储备。

因此，本文的展开，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伊朗这样一个给定的条件去做一次宏大的学理性质的推论，而不是时政分析。

首先一个问题时，伊朗神权政治会不会垮？

目前来看，这次参与抗议的民众数量远不如2009年那一次。虽然出现了一些欣喜的变化，比如敢于直戳核心问题，挑战神权政体，并且焚毁哈梅内伊的画像。但是从社会参与的广度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足够的人数，不能冲击如核心的电视台、交通枢纽、行政核心、首脑官邸这些象征性的建筑，给人造成现整全已经大势已去的观感，仅仅是抗议，那只是不痛不痒的行为，掀不起什么大浪。

此外，伊朗的行政体系并未失控，还能继续指挥各级强力部门，领导人也并未出逃。放眼这些年国际上的几次政变，我们可以发现，领导人是否能够出镜展现强力意志，稳定统治阶层的焦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量。当年乌克兰颜色革命时，亚努科维奇就跑了，他一跑，就意味着合法性的崩塌，所以乌克兰的反对运动也就成功了。反之，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时，埃尔多安并没有乱了阵脚，能够及时的传达顽抗意志，局势就立即稳定了下来。而现在，哈梅内伊还岿然不动，所以，旧秩序的向心力还能维持。另一方面，网上也有人不断的传播一份军人拒绝镇压的声明，但事实上，这样只不过是个别行为，根本起不了作用，必须是军队成建制的倒戈，那才有意义。要知道，同样是因为抗议经济衰退，即使委瑞内拉那支不听话的军队，依然没有出场，推翻支持率很低的总统，那伊朗这支革命卫队，作为几十年来的特权阶层，享受了各种特权利益，就更不可能随便哗变了。套用鲁肃的话来说，就是江东皆可降，唯独主公不能降，指望革命卫队投降，想都别想。不过军队倒戈是有可能的。

最后，国际的压力也不够，虽然川普总统已经表达了支持，但是国际舆论，并没有展现的多强硬，事实上，欧洲可能非常担心伊朗局势有变，造成新一轮的难民危机，这是欧洲无论如何都无法承受的，所以，宁可伊朗维持现有秩序，也不敢圣母了。因此，这一次伊朗抗议民众获取的国际声援是非常有限的。

 不过即使有足够的国际压力，也是白搭。因为伊朗的创制权力是内生的，具有足够的抗压能力。所谓的“创制权”就是指创造秩序的权力。创制权不同于主权，主权基本上是一种应然性政治哲学的理论概念，而“创制权”一种实然性的政治社会学概念。创制权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挂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通过内战，土地革命建立起了新中国，所以它本身就意味着创制权（虽然创业期间，有苏联这个天使投资人，但是我党建国后的军队反教条主义、中苏分裂、文革，基本上把苏联的股份全部稀释完），比如说南斯拉夫的铁托（要知道，铁托作为南斯拉夫自主的革命领袖，他可以不卖苏联的账，而苏联拿他没办法），诸如此类的案例很多。还有一种是外挂型，比如说美苏在重新分割欧洲后，各自扶植了很多新的政权，这种就是外挂型。这些创制权外挂型的国家，冷战末期的命运也是大相径庭，比如说华约集团全军覆没，原因很简单，苏联这个创制权迫于美国压制而无动于衷后，东欧那些国家，在面对内部冲击时，很顺利地就垮台了，相反有些创制权内生型的国家，就没有倒。

而伊朗就是这样一个创制权内生型国家，所以，即使欧美压力山大，伊朗依然可以在一时间扛过去，外来的压力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毕竟伊朗背后还是有中俄会撑腰。但也不用太失望，只要油价继续被美国压制，川普总统对于伊朗采取高压态势，伊朗经济会不断恶化，这类的抗议行动，还是会持续不断，这说不定哪天就成了。

第二个问题，如何在伊朗建立起一个自由世俗的共和国？

首先，我们最好把我们所有看过的政治学经典都抛一边去，因为那都是基于一些原本观念就非常成熟，具有一定现代化基础的国家转型的案例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事实上，一个政治学者的人，在面对非洲政治问题时，可能会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完全废了，照搬一些西方或者东亚的经验，根本不可行，因为非洲，根本不具备西方和东亚的成功经验的要素，搞不懂什么自由、正义、权利这类政治哲学概念，非洲的政治，大部分还停留在人类学意义上，只懂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换概念。其实，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欢呼雀跃，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乐观的以为阿拉伯人也具有西方和东亚的理性基础，后来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最后还是独裁比较好使。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人家在那里喊什么“自由民主”，就像打鸡血一样感同身受，我明确可以说，无论是自由政体，还是极权政体，都是高等级文化，才能孕育出来的，那种落后的文明体，连建立一个集权政体都做不到，就不要想那种高度理性集合出来的自由政体或者极权政体了（注：此处的“极权政体”不含价值判断）。

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条件，是否有资格建立起一条自由世俗的共和国呢？

首先，我要对那些基于“阿拉伯之春”经验而给出悲观结论的朋友，作出一点质疑。因为伊朗是一个伊斯兰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能否把那些逊尼派国家的失败经验套用在伊朗身上？这个是要注意的，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应该说，伊朗人的教育素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比较高的，城市化率比中国也高，这相对来说，比较适宜建立民主政体。但是伊朗的问题是多民族国家，虽然波斯人是主体民族，但是少数族裔的也具有相当的人口，这对于伊朗能否稳定的政体就埋下了隐患，毕竟一个国家过于异质化，是会影响民主质量的。好在阿塞拜疆族和库尔德族信仰上并不极端，和波斯人也没有太尖锐的民族矛盾。但是我们可以预见，伊朗的保守派穆斯林和世俗派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虽然目前来看，伊朗似乎还是温和派居多，否则鲁哈尼也不会连续压倒性的当选总统。但这种冲突，并非是多寡就能解决的，本质上是生存方式之争。

如果要解决伊朗的国民的异质化困境，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推行民族主义。我们知道，欧洲从神权统治中走出来，也是通过民族主义才完成最终的国家理性。伊朗这一次的游行，我注意到有人打出“我们是居鲁士大帝的后裔”的波斯民族主义的旗号，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施米特就说过，“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然后我告诉你是谁。”伊朗的民族主义是有存在土壤的，基于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敌视，完全可以通过民族主义反塑自身，从而得以文明自觉。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昝涛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博士论文《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民族主义研究》，毕竟土耳其可能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成功的自由世俗化国家。当年，土耳其的建国是多种民族主义理论竞争，最终凯末尔确立“土耳其主义”，也就是国族主义，而不是泛伊斯兰主义或者泛突厥主义的“超国族主义”，这倒是照搬欧洲的转型方案。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民族想象，是需要数十年，乃至于一两百年的过程，根本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即使现存有一套波斯民族主义的叙述，能否涵盖其他少数族群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塑造一套民族主义叙事来铸就共同体维系的底线，就不能解决异质化所具有的冲突。

因而，最后我的结论是，伊朗目前的诸多条件还缺乏成为自由世俗制度的基础。毕竟我们要明白，革命成功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革命的第二天”应该恢复秩序，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秩序”这个概念远比“自由”、“民主”重要得多，有一套明确显见的规则在那里存在，可以帮助人们在那里实现一种成本低廉的交换实现，这是一套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生存智慧。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军事强人，然后建立世俗专政统治，待军事强人统治上20年之后，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的诸多条件之后，再建立起一个自由世俗的国家，是比较稳妥的路径。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