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圜中朝关系的霸术与王道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势篇第一》）

随着我国坚决落实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中朝关系一路走跌。在3月8日突然爆出美总统愿与朝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消息后，一方面美朝相向而行，符合我一贯半岛之政策；但同时朝方热络联系美、韩、俄，甚至瑞典、蒙古、芬兰等国，而中朝关系却迟迟未见起色。21日，朝方首次正面评价特朗普会晤之说；韩总统则建议美朝韩实现三边会晤。

与此同时，美白宫人事重大变更给美朝关系带来新变数，美对华贸易战、《与台湾交往法案》通过、美深度介入南海局势等，也对中美关系构成冲击。在新形势下，如何既能保持大国尊严又能卓有实效地转圜中朝关系、争取主动，实乃我半岛政策当务之急。

原理：从剧变的形势到不变的逻辑

依据实力体量、涉事深度（决心意志）、政策独立性三个指标，可将朝核六方简化为中、美、朝三方博弈。这并非认定韩、俄、日不重要，而纯粹出于研究便利与可行性之考量。

自3月8日以来已近两周，其间事情又起新变化。借鉴邓小平分析国际战略关系的“大、小气候”模式， 本文初步研判：

第一，中美关系的“大气候”正在发生剧变，如16日美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今日（23日）北京时间凌晨美总统签署备忘录，对我发起贸易战；同日美海军“马斯汀号”驱逐舰在我南海海域实行“航行自由”行动，侵入我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上述事件共同作用，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第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受特朗普内阁重大人事变更的影响也在起变化，如14日以中情局前局长迈克•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担任国务卿，22日以约翰•博尔顿取代麦克马斯特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使其执政团队军方与鹰派色彩陡增。

第三，上述大、小气候的剧变或将无可避免地对中美、中朝、美朝三组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如局限于不断变化的形势，恐难以触摸事物之本质，反易被假象牵制误导，从而做出无益于国家利益的决策。故似有必要超脱具体事件，而从根本上对中美朝三国的史诗博弈做一抽象与转化，精炼出最核心的变量关系，并以之为后文对策研讨的基本依据。

如从纯粹结构现实主义出发将中美朝国内事务“黑箱化”，且假定三国目前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和谐共处”，那么在体系层面似可初步推断：

格局I：对我最有利的局面应当是（a）中朝矛盾与中美矛盾远都小于美朝矛盾；（b）我无重大把柄或软肋受制于美朝。该格局下，我不仅不受制于美朝，且美朝有求于我，故窝战略回旋余地最大，处势最优。

格局II：次优局面，当a、b两个要素不能同时满足时，譬如只有a而无b，即我有部分软肋受制于美和/或朝，则我之战略优势将被部分抵消。我之超然地位恐将为偏向性所取代，致使我“被迫”在美朝中那个最能有效制约自身的国家相亲近。此盖势使之然，非人力所能阻。

格局III：对我最不利之局面显然为美朝达成攻守同盟，抛弃甚至联手敌对于我。这也正是当下我迫切需要转圜中朝关系之初始动因。

在特朗普的话语体系中，上文所谓“把柄”、“软肋”，即谈判对手手中的“筹码”（leverage）。三十年前尚居潜邸经商的特朗普在其畅销书《做生意的艺术》（Donald J. 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 The Random House, first edition, 1987. pp. 53 & 58.）中创造性地依据使用价值对“筹码”进行了分级。在他看来，做生意最可倚靠的就是实力（strength），而“筹码”就最大、最重要的实力。筹码可分三类：最基本的是对方主观上想要的某种东西（wants）。更有利的情况是对方所需要的（needs）——即在主观想要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最有利的情况是，自己手里掌握着某个对方须臾不可离的东西（simply can’t do without），即绝对的必要条件，或曰“刚需”（rigid demand）。

鉴于特朗普独特的行事风格及其在一年的治国理政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交易偏好”，上述有关实力、筹码以及交易模式的早期著述，似值得我审慎对待。故，如将其“筹码理论”代入前文有关中美朝三国战略关系的分析，我似可得出如下推断：

第一，本来在中朝依旧保持同盟友好关系（至少名义上，毕竟《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2001年自动续签后有效期至2021年），同时中美亦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一般认为自2009年奥巴马访华后形成）的情况下，我在美朝尖锐对立的朝核博弈中当处最优地位。

第二，然而，我固有的两个“软肋”分别成为美、朝捏在手里的“筹码”，从而极大地抵消了我在半岛事务中的战略优势。

一方面，我积极落实联合国制裁决议，客观上有利于美对朝核施压。毫不夸张地说，如无我之配合，美一切所谓“最强施压”都将沦为笑谈。可当朝鲜在重压之下破例表示愿就“无核化”问题开始谈判并获美欣然应允时，美韩对朝热络联系，却未邀我，甚或有将我边缘化之企图与行迹。我对此不可不查。比批判美“过河拆桥”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为何美能够成功地进行这一操作？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一方面，在特朗普看来，“半岛无核化”既然是我反复声明的基本国策，那也便是我自身之“战略刚需”，因此通过制裁等手段迫使朝鲜弃核，也都属我自身国家利益的固有诉求。因此，他要做的只是在我因担心朝鲜反制而犹疑不决时，通过威逼、利诱及二者兼而有之、交替使用，“协助/胁迫”我下定决心，一步步勒紧对朝制裁的口袋。

特朗普压使我制裁朝鲜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我若就范，则美可借刀杀人，籍我之手除去朝核之心腹大患；我若不从，则顺势以此为借口打压，亦师出有名。这便是经典的荀彧式“二虎竞食”——“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二虎竞食之计也。”细忖操、彧之德行，与特朗普当年在纽约使用双面手段从穷人和小地产商手里盘剥市区中心稀缺土地资源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是故，早在去年中美海湖庄园峰会的前夜，笔者便在FT撰文《“习特会”上的朝鲜问题博弈——一个情景分析》，建言北京“为维护本国利益和在半岛的影响力，宜顶住特朗普压力，切勿轻易答应制裁”；如迫不得已答应，则亦不宜会后即予施行，而宜先口头应承但暂缓实施，直到朝方自身做出某一损害我国家利益之事时再予打击（如在我举办峰会时试射试爆等），则师出有名，且保有大国之威。否则，朝必疑我半岛政策之独立性，甚或误以为我“事大”美国，遂更坚定其撇开中国、单独与美媾和之既定行为。

上述原理同时也说明了：既然促使朝鲜去核本身也是我自身“刚需”，那么特朗普当然就无需为此向我“支付报酬”了。可见，此前国内流行的那种指望中国因为在朝核问题上配合美国故而在台海、南海、经贸等问题上就“应该”（should）甚至“可以”（can）获得“回报”的想法，可能是建立在对特朗普真实意图与谋略的误判之上。

继续追问：既然特朗普无需感谢、酬劳我国，那为何仍反复当众、公开盛赞我“感谢你们！你们的确做了太多！”？如果这些辞令并不是说给中国人听的，那便只能说明特朗普对楔子战略（wedging strategy）的运用已经炉火纯青。

而另一方面，朝鲜似乎也看到了我因地理因素而强调半岛“不战不乱”的刚需。毕竟，我国是朝鲜三个陆上邻国之一且共享最长边界，朝核设施又大量部署于中朝边境，这便使我在“朝鲜半岛生乱生战”一事上的脆弱性仅次于首都经济圈和三分之一人口暴露在朝鲜导弹和火炮射程之内的韩国。这种担忧也正是我坚持“不战不乱”原则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坚持“不战不乱”立场，在客观上就对朝鲜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只是朝认为我持有该立场并非主观上为其着想，而只是为了本国安全利益，所以在以“搭便车”的形式免费享受我并非自愿提供的“保护伞”的同时，亦不对我表示感激或尊重，甚至发展出熟稔利用该状态以推进本国战略议程的新手段。

综上所述，我在地缘上“不战不乱”的刚需与战略上“坚持半岛无核”的刚需，分别被朝、美利用，作为抵消我初始战略优势的筹码，并试图使我一步步咽下“半岛最终有核”与“中朝关系破裂”的双重苦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虽然笔者前文《美朝直接会晤，中朝行将反目？》指出美朝直接会晤恐将造成对我最为不利的一种状态，但“危”中亦有“机”——只要运筹得当，执行得力，我仍有机会翻盘，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驱虎吞狼”，反败为胜。

奇胜：霸术倚逆取，贵在等忍狠

所谓“等、忍、狠”的作战原则就是指在目前形势下，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等待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敌人暂时的猖狂进攻，要忍耐对付，避免过早地使用主力进行决战，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敌人。……一俟条件具备，则坚决大举反攻，狠狠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1946年夏四平、长春相继失守后，东野一号首长谕令全军指战员

朝核博弈已入残局，我之处势并不占优。何以转圜？至少有两种途径。第一种“以奇胜”：影响美建制派等势力，强化美实现“半岛无核化”之决心与意志，以此坚决遏制特朗普打“反常牌”（以默许朝有条件拥核、清除远程及洲际导弹为条件与朝单独媾和，同时牺牲中国利益）；待朝美媾和不成、反受其挫后，借美新一轮重压迫朝重估中国之价值。其狠劲全落在“借势倒逼”四字之上。

当前，我正对朝释放善意，如将朝方发来贺电置顶、半官方媒体发表利朝社论等。此举固能对朝、美释放一定信号，但是否有助于转圜两国关系，改变朝对我负面认知与对策，恐有待观察。甚至如果朝方将我之独立自主友好行为错误理解为在美答应会晤后被“倒逼”的追随行为，则必然使我之转圜努力走向反面，不仅不利于中朝关系之修复，反助其产生“只要抓紧搞定美国就能操纵中国”、“可在美中矛盾与猜疑中渔利”等错误认知。

鉴于此，我在“内线”似宜保持“战略定力”，即一方面，鉴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台海、南海、贸易战等），我宜顶住美国压力，不再追加对朝任何新的制裁或敌意行为。但另一方面，在朝主动向我服软、缓和之前，我亦不宜自行降低、解除对朝制裁。那样做，恐怕朝不仅不会领情，反将自以为得计，以为中国“可欺”，遂强其野心、吊其胃口，更有恃无恐地对我提出无理要求；若不能满足，则以更强硬相对。

在“外线”则可视情况主动出击。美朝韩撇开我国单独会晤，有可能以中国利益为代价实现媾和。譬如，特朗普若打破常规，允许朝保留少量核武器作为“压舱石”、“定心丸”，同时销毁所有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作为回报，朝美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展开情报合作（譬如类似80年代中美在越南与阿富汗战场对苏联的模式），并在东北对我制造边境摩擦、领土纠纷等；同时借日韩之疑惧将战术核武器部署于冲绳或日韩本土。如此，则我整个东北战线将同时面临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朝“准同盟”的挤压，形势严峻。

但特朗普打此“反常牌”恐将首先面临美国内建制派之阻挠。看清这个矛盾之所在，我似不宜坐以待毙、“战略忍耐”，而应在美朝韩热络的同时，借助包括1.5轨、2轨外交在内的一切管道，不张扬地与美建制派政客、有政策影响力的半岛研究人员以及人权团体沟通，决口不谈中国利益诉求，只需反复强调两点即可：

第一，半岛无核化是包括美国在内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恪守的底线。朝鲜只要有核，就是对美最大威胁。故为美国家安全计，必须要求朝彻底、完全、可核查、不可逆地进行去核，而不得有任何形式之保留。朝若就范，则借美之手为我除一大患。无核后的朝鲜，即便彻底倒向美国，亦不足为惧；用“底线思维”往最坏情况设想，极端情况下无非再来一次“自卫反击”。反之，朝若不从，则必使美转喜为怒，遂出新一轮更强制裁，迫朝转而求我。以特朗普之道还治特朗普之身，行“驱虎吞狼”之策，或可使我两头受益、旱涝保收。

第二，强调朝鲜人权现状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捍卫人权的灯塔”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务院官网显示：“2月26日至3月23日，美国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7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探讨了世界各地的紧急人权状况。美国支持延长北韩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任务的决议，谴责仍在进行的系统性和广泛的人权侵犯和虐待行为，呼吁追究责任，并表示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进行的监测和记录努力。”  由此可顺势而为，助美建制派凝聚共识——“一旦与朝建交，则美式民主价值观将轰塌，美国人民所倚恃的自由理念将不复存在”。由此，或可以此为抓手推动美建制派、人权组织等一切力量规训特朗普政府，使其不至于在会晤时打出反常牌，剑走偏锋，通过出卖我国利益而与朝媾和。

综上所述，在当下中朝间互信难以重建、敌意一时无法消弭的给定条件下，朝美等双边关系的人为恶化，或可“变相修补”中朝关系，从而使我在不向朝做过多让步、保存大国颜面与战略信誉的条件下，以可持续的方式转圜两国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美朝直接会晤，中朝行将反目》和前文所分析的，当前中美朝三角关系中，能够促成美朝“抱团”的三个核心变量是：

第一，美朝敌意（Hostility 1）：特朗普爽快答应会晤降低敌意，但一时难以提升双边互信。近来白宫人士频繁变更，鹰派人物联袂出场，更加剧朝鲜狐疑，敌意恐又有上升。

第二，中美敌意（Hostility 2）：美出组合拳，中反制，双边敌意陡增。

第三，中朝敌意（Hostility 3）：历史旧恨，制裁新仇，等等。

上述三个变量，其值在不断的变动中，但其变量关系却是恒定的，即“朝鲜反水”的概率P (Split)是上述三个敌意H1、H2、H3的函数值，与其中的H1成反比，即美朝敌意越低，“反水”可能性越高。同时P (S)与H2和H3都成正比，即中美敌意越高，则美越有动机“收纳”朝鲜以共同对付中国；同时中朝敌意越高，则朝越有动机“纳投名状”投奔美国，以抵消中国影响。

P (S) = f (H1, H2, H3)

如上述原理成立，则我似宜对今日凌晨爆出的“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事件保持一定战略定力。笔者不是经贸问题专家，凭借现有数据也无法判断“中美在何种规模和领域上打何种方式的贸易战中国胜率大”。但从中美间“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人大时殷弘教授语）复杂博弈之角度看，在当前中美朝核博弈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时，我宜参考当年四野扭转东北战局时所凭恃的基本战略——“等、忍、狠”。即，在五月份美朝峰会前，在经贸等涉美领域，在不出让我核心利益的底线基础上，似可暂时做一定让步，保持低调，稳住美方，以避免彻底激化中美矛盾，提升H2，从而导致P(S)激增，产生灾难性后果。

先“等”且“忍”，待到五月山花烂漫时，且看谁在丛中笑？只要我牢牢扣住“必不使美在‘半岛彻底无核化’之红线上退却、玩火”之根本立场，并竭尽全力、动员一切国内外可用之力量力保之，则无论此后朝韩、美朝抑或美朝韩三方会议有我无我、提前通报与否，皆无损我之根本利益。届时美朝峰会后，我可端坐钓鱼台，或为大总统庆功，表彰其实现半岛无核化之不世功勋；或对朝善加抚慰，美国无信义，还是中国可靠，中朝遂不妨在“新常态”、“新时代”的基础上再续前缘。诸葛武侯有言：“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盖此之谓也。

正合：王道主顺守，亲诚而惠容

然而，上述建言虽在逻辑和战略面上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在实操层面，考虑到当前西方世界对我整体处于高度戒备之状态、对我孔子学院、留学生、学者交流等皆予“严打”之现实，在执行面恐将对我外事等部门人员构成极高之挑战，或将削弱上述策略的可行性。

故作为同等的备选策略，我亦可以在美朝、美韩会晤前，与朝方实现高层级沟通。这便是第二套策略“以正合”。其运用之关键便是逐字落实习近平主席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

第一步是“亲”，即对朝打红色感情牌、意识形态牌、革命家史牌、老兵家属牌。党际外交渠道是我对朝外交的独有优势，美韩日等皆无。因此，在当下两国缺乏政治互信的不利条件下，似宜利用党际沟通之渠道，通过唤醒共同历史记忆、意识形态（两国意识形态虽已大为不同，但仍可求同存异，在历史与精神层面努力发掘、甚至建构最大公约数）提升两党、两国的相互认同。尤其是两国领导人都有红色记忆，其父祖辈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有广泛交集。故宜将首脑外交-党际外交、首脑互信-两国互信结合起来，或可起到转圜作用。在顶层，突出两国首脑间的互信与在革命历史、理念上的相通之处。在基层，我国既已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则似宜以其为抓手，在中朝两国“抗美援朝”老兵及其家属、后代群体中建立更多横向联系，定期组织活动，多管齐下，加强沟通，提升互信。

从亲善角度出发，对朝适度做出妥协，有事商量着办。我遣使赴朝或朝使来华皆可。但从大国颜面、威望与谈判气势角度看：“朝来”比“我往”更有利；朝来华官员级别越高对我越有利；如能实现其最高领导人访华，则对我最有利。朝最高领导人访华前，我国领导人似不宜先行赴朝会晤。

第二步是“诚”，大抵有三个层面。第一，是以诚相告，将美决策者心性不稳定、人事不稳定、政策不稳定、战略无信誉等实情正告朝方，暗含警示之意。第二，仍是以诚相告，将我之利益诉求、底线原则正告朝方，亦暗含警示之意。第三，还是以诚相告，将中朝亲善互信可能给朝方带来的至少比美更稳定、可靠、持久的支持与好处正告朝方，从正面动之以情、晓以利害。

相信朝方对美最近人事变更、上任新官的立场及其在特朗普决策团队中可能发挥的“鹰派作用”已经有足够认知，故无需我强调，只需在事务沟通中加强“共振”、“共鸣”，提升两国对上述事实及共同威胁的共享认知即可。

第三步最关键也最困难，便是“惠”与“容”。鉴于朝核问题固有的“高政治”属性，此“惠”不可能由“低政治”的经济援助独立完成。即，仅仅靠调整制裁力度，甚至提供财政、粮食、石油的支援是不够的。从长远看，要想“治本”，则不可避免地将涉及安全问题，尤其是（a）我是否愿意且能够对朝给予有效安全保障。（b）朝是否信任且愿意接受我安全保障的问题。

当前的要紧问题是：如朝特使或领导人来，则“弃核与否”无疑将成为双方博弈的第一议题，无法绕过。但就在该议题上，我似存有两难——我无论坚持“无核化”立场，或有所松动，都将面临新的问题。

在此前已发表的《软肋已暴露的朝鲜为何肆行无忌？》等多篇文章中，笔者反复强调：朝鲜真心实意愿意去核的可能性需要审慎研判。原因有二：

第一，其三代领导人都将“拥核”作为保障其四层核心目标的根本手段——朝鲜国家安全与生存（national security）、劳动党政权生存（regime survival）、金氏家族统治延续（the House of Kim）、最高领导人本人的生命与权力。“拥核”已入宪法和党章。因此，国际社会要使朝实现去核，朝恐将开出极高的门槛和条件。

第二，更重要的是，美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向朝有效保证其承诺的可信性。换言之，除了核，朝恐怕谁都不相信。前有奥巴马政府推广“民主价值观”消灭中东威权统治者（既包括长期反美的卡扎菲、萨达姆等，也包括美长期盟友穆巴拉克等），后有特朗普政府悍然撕毁伊核协议，都已使美无战略信誉可言。卡扎菲惨死的镜头被全球播报与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上任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故前者恐已给后者造成较大冲击，遂坚定其拥核、保核的决心。

鉴于上述两条核心原因，朝鲜拥核决心之大已有明证。因此当下对朝（向特朗普）允诺就“弃核”谈判的诚意，我仍需审慎研判。

如下图所示，在朝鲜诚意/假意弃核、中国坚持/放弃无核、美国坚持/放弃无核三个维度下，可枚举出八个象限的全部可能结果。一一探讨其可能性并做排除法后，我似仍需对其中的三种情况格外留意（打*者）。

如果朝鲜诚意弃核，那怎么都好说，无非就是一个开价议价、讨价还价的问题。

如果朝鲜假意弃核，那么在美朝会晤前，我若先行与朝会晤，则恐将面临两难：

假定我方仍强烈坚持半岛无核化，那么正如阎学通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可能使得朝鲜“变得既反美又反华”，原因是“只要中国仍坚持无核化，则在朝鲜眼中与美无差别”。该情况对我不利，具体讲有：

在“*1”情况下，即我坚持无核，且美国也同样坚守“无核化”立场原则，那么中朝的会晤或许可以取得改善两国关系之氛围的结果，但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核武器”议题上，不仅无法转换，恐还将因相互更探明底细而增加敌意，遂对此后的中朝关系发展构成不利因素。与此同时，同样坚守“无核”立场的中美，或能在对朝共同行动找到新共识，从而对当前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客观上起到一定转圜效应。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该情况下，朝中、朝美两场会晤的时间顺序，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后发制人”效应——谁后出手，谁占优。

具体地，如让美朝先谈，则或可让美替我“碰钉子”、“趟地雷”，待撞南墙后的朝鲜重新评估中美对其不同的威胁与利用价值后，或可转圜中朝关系（即前文‘霸术’所模拟情形）。然而，如果反过来，我先与朝谈，即先于美方透出“强硬去核”之底牌于朝，则朝或因此对我生出新的嫌怨，同时不寄望于我，而单独寄望于美。如此则朝势必在其后的美朝会谈中降低对美开价，以谋求美朝妥协，此或更不利于我。

在“*2”情况下，则或将产生笔者此前撰文所着重研讨的“朝弃我而投美”的情况，而这必将对我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故宜着力避免其发生。

在“*3”情况下，假定我方在半岛无核化立场上有所松动，且在美朝会晤之前即被朝知晓（美方仍坚持无核）。那么，该情况对我将兼有有利、弊，且利大于弊，故为可以接受的“次优解”。其利在于，我对朝立场较美更易为朝接受，故朝“反水”可能将降至最低，遂弃美而投我。我在东北亚之地缘政治安全系数也将因此上升。其弊在于，由此国际社会对于“破坏以制裁求无核之统一战线”的指责恐将落在中国头上。对此，我“不宜慕虚名而处实祸”，故该选项或可称为值得推动、实现的可能目标。如选择该选项，则在对内外宣传的方面，似宜提前预作铺陈，建构有关“在适当条件下接纳有核朝鲜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的话语，以降低国内、国际观众情绪的反弹。

结语

两套策略相比较，对大国而言，可能“王道”策略所具备的稳健、可操作、易执行等优势，对决策者更有吸引力；“霸术”方案实施周期较长，不确定性高，对具体执行者能力的要求也更高。

总而言之，王与霸、道与术，各有利弊、得失、成本、收益与风险。王道主阳，光明磊落，平和稳健，以大义安天下；霸术贵阴，剑走偏锋，深察弄险，以机巧谋巨利。孰优孰劣，当取于谁，抑或霸王道杂之，诚非谋事者所敢妄言；唯主权者乾纲独断，可以立决之。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原就中美“贸易战”与朝核问题之“挂钩”策略而作的一篇时评，后因不可抗力而推迟发表。在此期间半岛局势虽又生新变化，但今日读来本文似仍具一定参考价值，故原文照登，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