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 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 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本文摘自2010年第3、4期《党史纵览》，作者余玮，原题为《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 长》。

　　这些年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子女过着低调、平凡而务实的生活，很少走进公众的视野。作为刘少奇的幼子，刘源是刘家后人中唯一从 政的。他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当过知青、做过铆焊工。他的从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历任副县长、县长、副市长，36岁时 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进入不惑之年后，他步入军界，现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军衔。

　　刘源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回避。他说，尽管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一些“特殊”的严格锻炼的机会。

　　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在刘源看来，人民在父亲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起父亲，他那深深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刘源说：“我父亲曾说过，他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作为一个无产者。他做到了。我们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亲属们留下任何资产倍感自豪。他给后世之人留下的是光辉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不朽的 功绩。现在，人民群众怀念他，也正因为此。我想，能继承他的这笔巨大遗产，并发扬光大，正是他老人家唯一寄望予我们的。”“父亲对我们一直是很严的，从小 就给我们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刘源 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他想下海游泳，可是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就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刘源说不敢下。这时，父亲生气了，说：现在脱 了衣服，下去！刘源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回来后，父亲问他什么感觉。刘源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刘少奇这时笑了，说， 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刘源是在北京市实验二小念的小学。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刘源7岁那年，刘少奇就要求他在校食宿，他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当 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状况很差，天天吃红薯干。刘源实在吃不下去，有一次星期六，他就把红薯干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结果，这一小块红薯干被父亲发 现了，他严肃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什么意思？

　　原来，刘少奇以为刘源是拿着红薯干找他告状的。刘源解释说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刘少奇就说：“现在全国都非常紧张，你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你拿回来是让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们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当时，有一些叔叔阿姨很关心刘家孩子，跟刘少奇夫妇提出：“孩子们吃得太差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回家来吃饭？”学校的校长老师也如此 提出。但是，刘少奇拒绝了，说：“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 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刘源记得，14岁以前自己都是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在他印象里，小 时候似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我妹妹也一样。记得有一次，阿富汗的国王和王后到中国来访问，由我父亲和母亲接待。阿富汗王后提出：我要见见你们的孩 子，跟他们吃一顿饭，照张相。这种要求很难拒绝。我母亲马上回来准备，给我们这几个孩子找衣服。可是，翻来翻去找不出不带补丁的衣服。怎么去见人家国王和 王后呢？最后，我是从北京市一个少先队献花队那里借的衣服。我妹妹穿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但裤腿上有一个小补丁，我们的老阿姨绣了一朵小花给补上了。后来， 我妹妹在照相的时候腿还得交叉，以便把这个挡上。当时确实找不到一身合适的没有补丁的衣服。”刘源记得，当时穿的鞋子往往张开了口子，还要凑合着多穿些时 间，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刘源用的那个旧铁皮铅笔盒还是姐姐传给他的，已经用得很旧了，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橡皮筋绑着用。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女儿平平和儿子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陶淑范、褚连山等。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 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刘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师们，突然问道：“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们只顾听“首长指示”了，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都愣在那里。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得多，了解得多。”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您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 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想了一下如是说。王光美肯定了老师的这种态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勤俭是一种美德。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刘源从小拜著名美术家黄胄为师，学习中国画，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得了金奖，另外还得过两次三等奖。一次，他在庐山画了一幅画送给毛泽东， 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元元”。毛泽东看了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说：“不是那‘圆’，是‘源泉’ 的‘源’。”毛泽东笑着说：“这用‘源泉’的‘源’，挺好的！”

　　提起毛泽东，刘源认为他比起自己严肃谨慎、不苟言笑的父亲要随和亲切得多。毛泽东特别爱逗孩子，当时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认识毛主席，也都和他逗笑过，刘源在这位“毛伯伯”面前，觉得比在父亲面前要随便自由得多。

　 　刘源起初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那时他叫“源源”。他想，这是个小孩的名字，将来长大了，怎么还能这么叫？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 求。父亲被说动了，思考了一番后，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涵义：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 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对实际情况要求实求真，要善于鉴别并勇于坚持真理……

　　然而，没过太久，首都文化界、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了刘源的心里，终身受益。

　 　刘源“可以说生于军中，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 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有人给刘源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别在肩膀上，“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尚 昆走过，细看了看，说：“跟我来。”刘源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3位元帅和邓小平在门口说着什么，杨尚昆拉着刘源过 去，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刘源，躬身眯眼细看刘源的肩章，陈毅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引起一片爽朗的大 笑。邓小平按着刘源的脑袋，把刘源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刘源回忆说：“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像，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 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3年困难时期，我窜到那 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5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13岁那年，刘源圆了 军人梦。入伍期间，刘源每次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个人表现。“不管工作多忙，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听我讲每天几点起床，吃什么，怎么安排一天的时 间，连队的生活怎么样，每天都做什么，听得很仔细。每当他听到我有一点进步，比如得个‘五好战士’、‘特等射手’，他由衷地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陪父母挨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刘源说，一开始父亲对运动很不理解。“后来批评他，特别是派了工作组以后，毛主席又批评。他就感觉到老 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讲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来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但他 还是力图主动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部队当兵的刘源被退回北京四中接受批判。他回忆说，我们从外面回家把运动 的情况跟我父亲讲，他每次都是陷入深思中不说话。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源和姐姐刘平平悄悄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某某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 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我是国家主 席，我要对宪法负责。你们不能去抄家，不能去打人。很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多年合作，这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几十年的关系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 旦。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出面阻拦，也拦不住你们，你们去拦你们那些同学也拦不住，但我要跟你们讲清楚，我要负责任。”父亲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 灵。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在一次批斗会之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 给你们的遗嘱。”他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 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 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他们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 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这年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老人，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 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就对他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 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 的愤怒而抽搐着、曲扭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当时只有6岁的小小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刘源见 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妹妹小小，却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刘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刘源回忆说：我跑到小小那 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那时候场面已经是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推搡着，渐渐近了。刘源看见母亲突然挣脱了 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父亲的双手。父亲也紧紧握住母亲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 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 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刘源不愿回忆这些。他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 别是什么心情。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段时期，我负责给父亲端饭。有一次，我父亲 吃完饭，我给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边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有人在旁边监视，我只好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父亲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又问了一遍：你妈妈在 哪儿？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着指指后墙。我母亲被关在后院。当时我想，我不说，还能见到你，我要说了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我没有明白地告诉他母亲在什么 地方。我要知道后来事情发展成那样，我应该告诉他”。

　　这一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源不理解：作为国家主席的父亲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阶下囚”？因为受牵连，兄妹几个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刘源曾偷偷地跑到医院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医院不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 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是，早就被单 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然而，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来反抗对 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 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 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3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1978年底，王光美获释。刘源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王光美出狱不久，就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刘源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去的 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刘源记得，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 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还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着。王光美携子女进入小屋，当他们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的时候，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 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孩子们扑倒在床上，抱着刘少奇用过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王光美强抑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刘源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时，觉得沉甸甸的，那一刹那感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得到升华。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刘源等20多位当年的北京知青，于2008年国庆期间，回到他们40年前插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进行回访。在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刘源说，40年前，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到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 身受用不尽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 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时间拨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车站。那时，许多年轻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踏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于是，刘源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当时北京 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挎包。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 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呼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源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火车进入山西后，一批批学生陆续下车，赶往各自的知青点。刘源他们下车的山阴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下车后的礼遇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快，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劳动锻炼。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

　 　不久，九大召开，会议虚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再也忍受 不了了。一天，在夜里举行的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 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他们并不对刘源表示歧视，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白天，刘源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晚上，他挑灯夜读。他帮农民算账，给他们扎针号脉，他给贫穷单调的农村生活留下一片笑声……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 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 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 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 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 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 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 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 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 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 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 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 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 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 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 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 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 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 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 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 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 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 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 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 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 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 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 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 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 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 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 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 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 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 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 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 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 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 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 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 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 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 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 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 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 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 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 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 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 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 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 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 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 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 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 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