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狠命抽打，鲜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 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本文摘自2013年第2期《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沈宁，原题为《永远活在我心里的俞大絪教授》。

　　1956年冬，俞大絪（中）

　 　从我懂事开始，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她是中国化学大师曾昭抡教授的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经常听他们提到：俞大絪教授当初是 这么讲的，俞大絪教授当初是那么讲的。如果他们在英文方面遇到问题，就更会争论，然后结论是：我们去问问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之后，父母带了我们兄弟，第一个去拜访的，也就是俞大絪。顺便说明一下，俞大絪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

　 　俞大絪和她的姐姐俞大缜，都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抗战时期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那时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她们的学生。俞大缜讲英国 文学史，很严格，历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绍、文学风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学生们都有些怕。俞大絪讲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讲得生动逼真，引人入 胜，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也记得比较迅速和牢靠。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课，是英美诗词，俞大絪教他们唱美国民歌，如《苏珊娜》等，要求学生们背熟。后来晓得那很有好处，歌词容易背，记了单词、句型、语法，还有美国人的讲法习惯。

　　俞家两姐妹个子都不高，身体都胖胖的，俞大缜更胖一些，而且体弱多病。

　 　俞大絪的身体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做教授。中国曾经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许国璋和俞大絪教授编写的。我小时候曾跟随父母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 俞大絪好几次。她的模样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头发梳得很整洁，满脸是笑。她身上穿着对襟的深色丝棉袄，绣着暗花纹，雍容华贵，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学生去见老师一样紧张，父亲通常要穿上西装，母亲则换好旗袍。我们小孩子，也都要换衣服，梳头洗脸，格外装扮。父母亲说：俞大絪教授是 名门后代，又曾留学英国，生活态度非常严肃和精致。如果我们容貌衣着随随便便，是对她不尊重。俞大絪的家在燕南园里的一处平房，那房子里不很明亮，暗暗 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里面塞满了书。

　　每次去俞大絪家，父亲会特别热切地察看书房里的大书柜，回家就会发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间书房，也能安放这样的大书柜，此生足矣。但是我们家总是房子太小，没有空间给他做书房，更没地方让他放大书柜，就是有地方，我们也买不起大书柜。

　　我们到俞大絪教授家，虽是学生拜望老师，俞大絪仍会像招待朋友一样，请父母两个喝茶，坐在客厅里谈天。俞大絪是个开朗快乐的人，比较喜欢讲话。或许因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别乐意跟他们谈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丈夫曾昭抡先生，却非常沉默。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却只见到过曾昭抡先生一两次。后来才晓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 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几年里，我们去俞大絪家，见到过曾教授。

　　记得我们到了之后，曾昭抡教授在门厅里，跟父母打个招呼，握握手问问好，寒暄几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们一家进入客厅，他就不见了。

　 　母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许阿姨，专业化学，是曾先生的亲传弟子。许阿姨曾告诉我，一九五Ｏ年曾昭抡教授应周恩来总理召唤，从英国回大陆工作。途经香 港，召开了一个西南联大校友集会，曾昭抡教授向他过去的学生们发表激情万丈的演讲，动员青年们回归大陆，为中共建政服务。许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当 场报名，毅然带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丢了高教部的官职，甚至连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 职也丢了。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数次努力，想把曾昭抡调去，但校党委始终不答应。最后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把曾昭抡教授请去湖北任教。从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汉， 所以我们再去俞大絪家，当然就见不到他了。

　　我的母亲一九五七年也被划做右派，父母两人就不敢再多与友人来往，免得给别人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还曾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过几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亲说，俞大絪教授一个人孤孤单单，需要有人表示关心。父亲说：那两年俞大絪教授明显地变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毫无间隙，而且日益残酷，正常人之间，壁垒越加森严，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亲在家里，会经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北京大学的极左潮流，会伤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从北京大学发作起来。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难以自救，不敢也无法顾及他人。过了些时，我因为会拉小提琴，参加了北京一个中学文艺宣传队，到北京大学去集训几个月。母亲悄悄嘱咐我，想办法打听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晓得在北京大学极左气氛中，不可能公开打听俞大絪下落。我曾经趁着月黑风高，偷偷跑去燕南园。可是没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时候，我年纪 还小，而且只是跟随，从来没有想到要记路，有一天会独自来探听她的安危。燕南园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标语大字报，门窗残缺，庭院荒芜，一派破落，再看不出 原是教授学者们居住的地方了。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英文系所在，从那里的标语大字报里，发现对俞大絪教授的辱骂，她已经“自绝于党”。 我当时读到打了大红叉的标语，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之后我打听到，“文革”发生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书籍文物都遭 毁灭。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狠命抽打，鲜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 仅六十岁。

　　母亲听说了以后，独自关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连续几日，什么话也不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俞大絪教授因为出众的聪明才 智，加以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别要强，又特别的高傲。曾昭抡教授受辱，已经给她许多打击，她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 她就绝对无法继续忍受。士可杀，不可辱，那心情父母亲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曾昭抡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 学工作，甚至还在重病期间组织学生完成《元素有机化学》丛书，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随后“文革”开始，曾昭抡教授不仅得不到医护治疗，反要被批斗被隔离， 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辞世，曾昭抡教授终于支持不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离开了他曾贡献毕生精力却难以赢得尊重的祖国，他才六十八 岁。

　　从此我在家里，再没有听父母亲提到过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会引起太多的伤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还有曾昭抡教授，将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的子孙会一代一代地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