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孙鸿志被查，中共高潮迭起的2014年“打虎拍蝇”式反腐战也将落下大幕。窃国巨腐诸如周永康、徐才厚 等人不仅成为当下民众的饭后谈资，也成为年前党报官媒歌功颂德的“垫脚石”。12月26日晚，党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周徐苏令，中央为何打这四虎》文 章，强调撇开案中吸睛内幕，中央在将反腐矛头对准周永康、徐才厚、如荣、令计划时，均有不同的政治意义。

周永康案肇始于2012年底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高潮至一年后的2013年底周本人被传已失去人身自由，终结于2014年底被开除党籍。仅两 年时间，曾经呼风唤雨于石油帮、四川官场、政法系统的周永康便成为“阶下囚”。一时间，与周永康相关的情色内幕、巨资厚财和宦斗官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于民众而言，“打虎”似乎成了政治内斗剧，但对中共来说，这是根治陷党于亡之流弊。

党媒则言，周永康一案看点并不在吸睛谈资，而是在于中共强力打击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这一点，曾有前车之鉴，中共早期革命期间，因红军与农村根据地 建立，山头主义倾向萌生，至张国焘携兵南下另立中央，中共差点分了家。故而后有凌厉的延安整风。再往前溯，唐朝牛李之争、北宋洛蜀党争、明朝东林阉党互 掐，皆源于党争之祸，而山头主义则是其变种。

因此，党媒强调，无论是遵循“攻守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是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为准则的周永康之石油帮、秘书党与政法系都是中共内部一个“定时炸弹”，威胁党政统一。因此，中共借反腐之名必先除之而后快。

“打大老虎”的政治意义明显

相较党政，中共所统辖的军队一直隔绝于世。谷俊山落马渐次揭开暗藏在解放军光辉形象的皮下脓疮，进而探得“国贼”“国妖”徐才厚这颗“大毒瘤”。与周落马之前陈希同、薄熙来等高层干部相比，徐才厚案成了中共军中反腐之先例。

军队系统，长期以来，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更别说四总部总长，兼任中委委员。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因此，党媒才称，中共借徐才厚敲打铁桶般的军队系统。随后，多名军中将领便应声落马。

在敲打之余，中共亦在亡羊补牢，将解放军审计署升格，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以中央军委直管制度设计强化军中监督。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则殒身于“买官卖官”。党媒称，与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意义更明显。白恩培所牵涉的，无论是张田欣，还是孔垂柱，或是沈培 平，很大的一点，就是买官卖官。说白了，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送礼，谋求晋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权，能够掌控人事变动。这两者的耦合，就引出了买官卖官 这个历史性难题。

相比前三者，近期才落马的令计划则跌落于令人不齿的家族腐败。与普通人的阖家欢乐相比，令氏家族虽有阖家，却无欢乐，因为一家子都身陷囹圄。

党媒借此评论称，一个政党，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精英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素质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而令氏之有才无德凸显其政伦与私伦无法交缠不清，导致其家族集体走向不归路。

私伦的涵养，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所谓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本就是传统治道。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化家为国。

因此，令案的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

文章最后强调，无论是之前的徐案，还是之后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没有休止符。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大老虎”，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掮客”，该打的，绝不会松手，该查的，也绝不会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