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方，生于1934年。1962年从北京大学 毕业后，进入《南方日报》文艺部工作。1983年年底，受命筹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 休。面对《新周刊》的采访，左方谈道，反面来说，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苦；正面来说，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别代人无法经历的。以下文章原载于《新周刊》，根据 采访实录编辑而成。

《南方周末》

我的家乡是广州郊区的槎头。6岁时，父亲被日本宪兵杀 害，妈妈去广州打工。我7岁开始读私塾，没事时总喜欢找村里的“老鬼成”打架。他个子不高，满脸横肉，不读书，光打架，特别仇视读书的孩子。我就专门跟他 打，但没有一次打赢他，次次都被打到鼻子流血、牙出血。我祖母老说我，人家“老鬼成”是拳头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也不怕被打，我就是 看不惯他欺负别的小孩。

我参军时还不满16岁。参军之前，我被伯父接到天津， 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读初二。我所在的连队奉命入朝参战，但就在部队过江前一天，我被留下待命。被留下的总共三几百人，都是有初中文化的青年——那个年代的 初中生很宝贵。体检之后，我们被分配到海军、炮兵、空军等，我被分配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本来是奔着飞行员去的，但一年学习下来，视力减退，其他同学去了 第九航校学飞行，我却被派到了七航校学绘图。后来，学飞行的同学大多死在了台湾海峡，而参军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直不知道战场长什么样。

我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另一个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我在绘图班的时候，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要求七航校 送一个优秀的绘图员给他们。因为当时都是翻译苏联的书，这些书印刷质量太差，图无法复制，要重新画。我去空军司令部报到，却让我去了空军训练部绘图室。就 这么阴差阳错的，我成了张绍良的助手。张绍良是从日本美术学院毕业回来的油画讲师，后来被司令部聘为文职人员，没有军衔。但他在绘图室是技术最高的。

我从小爱好文艺，他又总保持着艺术家的派头，头发整齐 西装革履，跟部队的人格格不入，只有我跟他相互欣赏。他教我欣赏名画，礼拜天在公园教我画速写。三个多月后，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把我调回翻译出版处。接 着肃反运动开始了，有人说张绍良是日本特务，跟他关系好的我也被牵连了。

据说张绍良案属于国防部专案，他的问题搞不清楚，就不 能放我。领导让我自由看书，我写书名，他们帮我从图书馆借来。我认认真真看了几个月书，看完了一百多本书。这对后来我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考进北大中文系奠 定了基础。但我的文化基础并没有打好，不可能留在大学搞研究。我知道，对我来说，传媒是最好的选择。

在北大，我发现了人之矛盾。我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 尔·柯察金，另一个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后者是隐藏在我内心的潜意识，而前者是当时的政治潮流中，我所接受的政治偶像。这就像是两个左方，一直在斗争。阶 级斗争理论支配了我前半生，但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总在拯救我的灵魂。我不超越人道这条线，始终没有犯过很大的错误。

毕业后，我通过堂哥的推荐去了《南方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黄文俞，我们从来就叫他文俞，只在很正式的场合下叫“文俞同志”，当时的人完全没有官场气。我心底里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跟那时的《南方日报》很好地相融，就这样从1962年待到了1984年。

《南方周末》的使命就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1976年，我被叫去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骨干学习班，其实是在立案审查我，因为“文革”时我是派系领头者。我被关了起来，房间的窗户直接对着编辑大楼，上面挂着一条大标语：左方是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是广东几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

这一次，其他书没法看，我就借《鲁迅全集》。12本鲁 迅，陪我过了这一年。这次审查是高水平的，让我从“文革”开始事无巨细地讲。讲完之后还要回去写下来，稿纸上有编号，不能撕掉；你可以改，但你的思想变化 全在纸上。讲完了，再按事件分类重新讲，讲完再写；写完之后，再按人物人类来审……还有各种开会批判、抄家，施加高压让我承认曾给四人帮提供黑材料，苦口 婆心让我交代。因为我没有所谓“黑材料”交代，各种供述也没有矛盾，后来被调去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一待就是6年。

这两次审查，我有同样的经验。人在下坡路时，只有两个 选择：一、自暴自弃，从此沉沦；二、找一个兴奋点，让自己往积极的方面跳。第一次审查，除了导致我事业上的停滞，还让我丢掉初恋。但我把方向转到了考北大 上，结果我成功了。第二次，我给自己提出两个兴奋点：一、国际共产主义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二、中国的未来怎么办。我看完《鲁迅全 集》，发现基本上中国的几十年是一条线下来的。我读了整整6年书，反思了很多问题。

中国的未来怎么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 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启蒙也同时中断了。中国必须恢复这个启蒙，必须提高人民的素质。如果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民众受过科学、民主的启蒙教 育，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对的。《南方周末》的灵魂就起于此，它的使命就是为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别以为你要搞什么新东西，你要倒回去，倒回30年代。

《南方周末》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最早的编辑 思想、编辑方针，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我将《南方周末》定位成《南方日报》的补充，要与政治保持距离。两者的区别在于，《南方日报》是政府与老百姓的桥 梁，《南方周末》是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桥梁。桥梁是相通的，知识分子的优秀思想传给老百姓，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思想感情传给知识分子；老百姓需要启蒙，知 识分子也需要精神回归。这是一条相辅相成的桥梁。

《南方周末》要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就不能办成一份地 方性报纸，必须有全国性。我们怎么处理广东题材与全国题材？广东的题材必须站在全国的角度来选择，广东的今天就是全国人民的明天，广东人关注什么我就介绍 什么；全国的题材我要报道，但要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来处理。既然以启蒙为灵魂，我们的启蒙对象是：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这群人 既是我们的启蒙对象，也是中国未来的栋梁。

《南方周末》的格调是雅俗共赏，我也曾去街头卖报。经 过十年的文化禁锢，那时的影视歌星是最受欢迎的，只要有明星，报纸都好卖。我们用明星做头版，来解决生存问题，其他版块依然以启蒙为主。后来影视歌星不热 了，我们就转向社会新闻报道，更新周末的概念。以前过周末是静止型的，在家听听音乐、看看电视。现在是活动型的，大家聚在一起需要有话题，建立关系网，这 就需要了解信息。我们就要为人们提供周末所能够关注、谈论和从事的一切话题和活动。《南方周末》从此转向以社会为主。

《南方周末》创刊5年之时，黄文俞告诉我们，新闻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告诉我，别以为你要搞什么新东西，你要倒回去，倒回30年代。那时中国新闻的传统是忧国忧民，关心弱势群体，《南方周末》需要与《大公报》、《申报》接轨，重拾新闻传统。

转型后的《南方周末》，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新闻的任 务是将读者抓进来，副刊的任务是将读者留住。副刊不能用编，而是要像玩盆景一样，将自己的志趣投进去，像收拾自己家的后院一样，办得尽善尽美。另外，也要 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法，将“软雷区”中一些“不能讲的真话”，换一个形式讲出来。同时，绝不碰“硬雷区”。不然，只讲可以讲的真话，那么阿猫阿狗都能办报， 要你这个总编辑干什么？第三，“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拿不到酒，先做瓶，把假大空打破，创造一种新鲜的新闻语言、新闻文体。实 际上，新闻形式与内容不可能全部剥离。形式改变了，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就改变了。你说不争自由，实际上也是默默地在争了。

最后，做到“四条从容”：对政策吃透，对社会现实吃 透，有很敏锐的新闻视角，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光有这四条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受表扬时，不要沾沾自喜，很可能那篇稿子是个屁文章，只不 过适应了当前某种政治需要；受处分时，也无需惶恐，可能这篇稿就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有这种胸怀，办报才从容得起来。这是报人的最高境界。

我们从未让一个记者写过一份检讨，所有事情都由领导负责。

《南方周末》走上街头，意味着中国传媒开始恢复商品属性。“文革”时是反对传媒的商品属性的，传媒属于党的喉舌，与老百姓无关。但走向市场之后，《南方周末》就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管我的主人，一个是养我的主人。我们需要两边都应付好。

市场化使传媒有了竞争，竞争成为推动传媒向前发展的动 力，传媒与民众之间的纽带也能够恢复。《真理报》模式对群众很冷漠，群众也对传媒很冷漠。你必须为群众说话，维护群众利益，让民众知道传媒与他们有密切关 系。有了这种关系，你才能让当权者定出一份良性的《传媒法》，以法来管传媒，媒体人只需服从法律，自主办报。

《南方周末》没有官场气，所有人都是一条心。我们从未 让一个记者写过一份检讨，所有事情都由领导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在外部压力很大的时候，创造宽松的内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替大家盯着；另一方面，我们也 要把好关，为了让大家继续生存，该退则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方周末》陷入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写稿。所以我提出“三玩”：玩版面、 玩文字、玩人性。人性、文字与艺术之美，一样可以争取读者。

如果说我能为《南方周末》做出一些贡献，能够在转型与 报道把关时做出符合时宜的选择，第一要感谢在资料室6年的阅读与思索，第二，得益于战争、肃反、“文革”等大风大浪的历练。筹办《南方周末》时，我已经 49岁了，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明知会打输，依然要去找打、去抱不平的人。

后来，《南方周末》屡次打破《真理报》潜规则，让敏感 的人谈不敏感的问题，再让不敏感的人来谈敏感问题，并在文化部主办的《文化报》批判王蒙时报道王蒙的日常生活，文化部的左派就想让我们停刊。《袭警案》稿 件被查出是假稿后，《南方周末》真正面临停刊，事发时在美国访问的我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只为保住《南方日报》与《南方周末》的接班人。

在为此事做报告时，所有到场的传媒人都支持《南方周末》，但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毕竟有错，《袭警案》确实失实。我的老领导黄每说，左方，你终于成熟了。而那时候，我还有一年半就退休了。58岁才来到的成熟，有点太晚了。

现在的《南方周末》已经是不同的一代人了。从我到江艺 平，都是马上打天下，需要策略；从江艺平之后，都是下马治天下，讲求秩序。完整的报纸应该分时政、经济、文化、法律版块，要有结构，而新一代人要把《南方 周末》改革成一张具有专业水平的新闻周报。我不反对将《南方周末》办成《新闻周刊》，但如果在现状之下涉及时政，《南方周末》的社讯“有可以不讲出来的真 话，但绝不说假话”就无法坚持。《新闻周刊》可以另办，但不要让逐渐推进新闻改革、致力于启蒙中坚力量并关心弱势群体的《南方周末》过早寿终正寝。

我喜欢吴祖光的一句话：生正逢时。这句话正反面都可以说。反面来说，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苦；正面来说，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别代人无法经历的。我们是最苦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现在我已经80岁。回头去看，生正逢时，今生无悔。

左方答问

问：你如何评价自己？

答：我有三分文人，七分匪气。这七分匪气是我的江湖气。我钟情江湖，讨厌官场。

问：为什么说你们是最苦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

答：当你正处于困境之时，当然是苦的。但一旦困境过去，当年越苦，现在就越觉得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