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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 (下)

热度 3已有 592 次阅读2014-11-28 14:37 |系统分类:前尘往事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我在其他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 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 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 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 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 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 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 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 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 ——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 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 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 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 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 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 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 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 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 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 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 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通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年 -1955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 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 会见了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 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 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 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 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 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 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 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 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 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 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 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 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己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 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 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 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 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 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 否知道?


  生死搏斗 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 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 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 “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 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 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 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 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 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 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个 青年格外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 “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 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 读几遍。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 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 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 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了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 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 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 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 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 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 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末,我陪同 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 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 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 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 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 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 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 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 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城监狱的医生 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 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 事。于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 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地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 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 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 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 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 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 有。


  “保险”不保 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 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 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 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 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 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 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 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 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 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 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中央 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 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 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分。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 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 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 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 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 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


  “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 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 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 成?”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四、“张锡俦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 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 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 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 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 《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 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 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 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 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 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 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 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 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 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 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


  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 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 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 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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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叶慧秀 2014-11-28 17:21
“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 “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回复 叶慧秀 2014-11-28 17:41
师哲的文笔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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