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大篷车”成为美国刷屏热词。

原因是：一支共有近 4000 人的“大篷车”移民车队正在逼近美墨边境，特朗普扬言：

如果墨西哥不采取任何措施予以阻止，将关闭美墨南部边境。

这些人是为了逃离洪都拉斯的暴力威胁。这支队伍被称为“移民大篷车”，穿越危地马拉，准备穿越墨西哥，冲向美国。一路上队伍如滚雪球一般，人数越来越多，令人震撼。目前人数已膨胀至 7000 人，队伍延伸超过 1.6 公里。

墨西哥成为通往美国的“通道”。在特朗普压力之下，大量移民仍受困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大桥上。墨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仍然无法阻挡。

他们悲情地呼吁：

只有上帝才能阻止我们。

更可怕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今年 3 月，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约 1500 人“大篷车队”向美国进发。4 月底约 600 人抵达美墨边境，美国允许其中 8 个妇女儿童进入美国境内。

令人叹息的是：虽然墨西哥声明将为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发放难民签证，但很多难民无法接受，因为在墨西哥申请难民签证意味着无法再在美国申请这种身份，这是女性难民带着孩子抵达美国边境后可以立即向美国当局提出申请的机制。他们的目标只有美国：

• 2017 年是墨西哥 20 年来最为血腥的一年，平均每天有 70 起谋杀案，全年超过 25000 起谋杀案。墨西哥几乎一半的人口，将近 5000 万人处于贫困。墨西哥北部有 3200 公里与美国接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生产国。

实际上，墨西哥人正是非法入境美国的主要来源，墨西哥的“吸引力”可见一斑。特朗普一直誓言斥资 250 亿美元“修墙”的目的正是为了拦截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现在，我们忍不住有些理解特朗普的“疯狂念头”了。10 月 22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不仅墨西哥，整个拉美都好不到哪儿去。长期以来，拉美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人均 GDP 达到世界中等水平时，就会陷入长期停滞，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命名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存在这个现象，因此也被称为拉美陷阱。

以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巴西的人均 GDP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相当于韩国的两倍。但到 2014 年，巴西人均 GDP 依然是世界中等水平，而韩国从巴西的 1/2 变成了 2 倍！

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 18 年，日本和新加坡为 19 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 40 年以上。阿根廷从 1920 年快速增长了 50 年，成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但是之后就开始了持续下降，如今成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典型。诺奖得主库茨涅兹有一个经典评论：

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世界银行的历史数据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概率仅有 13% ！

按理说，繁荣富强是每个国家的强烈愿望，为何现实却如此残酷？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詹姆士·罗宾逊联袂出版的 2012 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 15 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解释“国家命运”的重要理论：制度决定国运，成为该领域的轰动性著作。

阿西莫格鲁功力非凡，2005 年他获得了奖给 40 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克拉克奖章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过去 26 位克拉克奖章得奖人中，共有 9 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例高达 1/3 以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开篇就用具有冲击力的现实案例讲述了制度的重要性：

•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有一个小镇诺加利斯。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几英尺之遥的邻居却犹如两个世界：一边很繁荣，另一边却处在贫困和暴力之中。

• 朝鲜与韩国的对比更加震撼：在 1948 年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前，他们的地理条件、文化背景，甚至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已是天壤之别。

▲朝鲜与韩国的惊人对比

排除了地理、文化、种族、资源等因素后，答案就脱颖而出了：这些国家的制度不同。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所有国家的制度不外乎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顾名思义，“汲取性制度”意思是说：这些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社会一小部分人攫取财富。例如，在史蒂文斯统治塞拉利昂期间，农民出售可可所得价格还不到世界价格的十分之一，90% 的收入被政府榨取了。

最赤裸裸的一次攫取发生在阿根廷：1991 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宣布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为 1:1。随着出口停滞、进口激增，人民对比索失去信心，大量兑换成美元存在银行。2001 年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不允许任何人从美元账户取现，除非他同意兑换成比索。到了 2002 年，汇率已经下跌到 4:1，但政府却强制将所有美元账户按 1:1 转换成比索账户。换言之，政府剥夺了人民储蓄的 3/4 。

遗憾的是，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 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

在汲取性制度下，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权利。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 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 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在这种制度下，“胡雪岩”比“乔布斯”更能获得成功。与汲取性制度相伴的，往往是腐败、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

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是指民众拥有充分的权利，社会对所有人“机会公平”，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政府公权力受到严格制约，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因而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逐步走上了“包容性增长”之路。

之所以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汲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在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 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统治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比如, 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 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 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

不仅如此，汲取性制度还有一些“短期优势”：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推动资源的集中配置, 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 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 集中资源发展工业, 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苏联至少实现了 50 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麻烦在于，在汲取性制度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 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例如，明朝的多位皇帝认为，国际贸易引起的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朱元璋处决了成百上千试图将朝贡变成贸易的人。1377-1397 年间，他禁止所有的远洋航运朝贡、禁止私人与外国人贸易、禁止中国人航行到外国。在清代，康熙皇帝命令从越南到浙江海岸沿线居民向内地迁移 17 英里，海岸由军队把控并实施海禁。1445 年德国出现了活字印刷机，这项技术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但在奥斯曼帝国，1485 年就命令禁止印刷，直到 1727 年奥斯曼帝国才有了第一台印刷机。原因是，奥斯曼的苏丹担心印刷机会导致国民更加难以控制。

▲康熙大帝

• 在现代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动力，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有赖于法治和产权保护，这是汲取性制度无法提供的环境。因而汲取性制度不利于创新。

• 在汲取性制度下，资源配置偏离市场化原则导致低效率。不仅如此，企业家要耗费大量精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寻租），从而降低社会效率。

因此，三星出现在韩国而非朝鲜，爱迪生的发明出现在美国而非墨西哥，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

从美国与墨西哥培养的两位“世界首富”的对比，可以生动地理解两种制度的差异：

• 美国的比尔·盖茨( BillGates )是世界首富, 主要是通过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 微软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被分拆的危险。

• 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一度超越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 ) 。他没有做过任何创新，1990 年时任总统萨利纳斯私有化墨西哥电信垄断企业 Telemex，政府在 1989 年 9 月宣称出售 51% 的投票权，尽管斯利姆不是最高出价者，但却赢得了投标。斯利姆没有立即支付收购款项，而是尽力拖延，用 Telemex 的分红来支付收购款项——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两位“世界首富”：盖茨与斯利姆

非洲之所以长期落后，制度显然出了问题。2000 年 1 月一次由津巴布韦银行组织的国家性彩票抽奖活动，主持人被结果震惊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奖人居然是总统穆加贝。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穆加贝想中奖能中，这凸显了赤裸裸的汲取。2009 年津巴布韦的失业率达到了 94%。津巴布韦在 2015 年之前的 6 年时间里，本国货币贬值超过万亿倍，击穿所有人的想象。2009 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发行了 100 万亿面值纸币，这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大面额的纸币，1 后面的 14 个零让爱好者们疯狂，虽然这张纸币价值买不到一个面包。2015 年津巴布韦废除了本国货币。2017 年穆加贝被愤怒的人民赶下了台。

制度与创新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光荣革命帮助英国建立了“包容性制度”，才使得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发生。

1583 年，威廉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当时，伊丽莎白一世规定：臣民必须带针织帽。1589 年，威廉发明了“织袜机”。他兴奋地向英国女王申请专利。女王拒绝了他，说道：

你胸怀大志。但是想一下这个发明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会让他们失业，给他们带来毁灭，让他们沦为乞丐。

在这样的制度下，垄断越来越严重。1601 年有人在议会宣读了一长串垄断名单，有议员嘲讽道:

还有不是垄断的吗？

到 1621 年垄断机构达到了 700 多家。

1688 年英国迎来了历史转折点：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成为创造多元社会的基础，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制度。光荣革命后，政府建立了产权和专利制度，法律第一次适用于所有人，未经议会许可而征税属于非法，垄断几乎被消除。光荣革命几十年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一切并非巧合。瓦特在重新获得蒸汽机车专利后写信给父亲说：

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强烈反对后，我最终获得了接下来 25 年在整个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持有我的专利的议会法案，我希望它给我带来好处，因为人们对它已经有巨大的需求。

▲光荣革命

威尼斯的兴衰是另一个经典案例。1171 年威尼斯总督被杀，变革后形成了大议会制度，进而有了独立的司法、私人契约和破产法。制度的变化，导致了金融创新的提速，威尼斯成为现代金融的发源地。

创新带来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年轻富豪的崛起刺激了政治阶层人士。1286 年威尼斯议会修改了规则：如果父亲和祖父曾在议会任职，则其成员资格自动确认；大议会的任命必须得到 40 人议会、总督和公爵的赞同。从此，大议会成为世袭贵族。随后，议会禁止康曼达契约的使用，而该契约是威尼斯赖以致富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1314 年，威尼斯开始接管贸易并将其国有化。

1324 年，威尼斯对从事贸易的个人征收高额税收，远距离贸易成为贵族特权。

从此，威尼斯江河日下。1600-1800 年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而威尼斯的人口却不断萎缩。如今的威尼斯只剩下了旅游和业。

阿尔瓦雷斯断言：

如果掌权者不虐待人民，就会有多得多的蔬果和收成。

既然包容性制度很好，如果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统治者不就可以占有更多财富了吗？统治者为何不选择与民众的双赢呢？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以刚果的蒙博托总统为例，他在 1965-1997 年长期统治期间，建立了高度攫取的制度，人民极度贫困，而蒙博托及其身边的精英们却非常富有。蒙博托在出生地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还有一个大得足够超音速协和飞机起降的机场。他还在欧洲购买城堡，在布鲁塞尔拥有大片土地。

蒙博托之所以拒绝“包容性制度”可以带来的更大繁荣，是因为：为经济进步创造激励的经济制度，同时会对权力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会限制他攫取的能力。因此，他们拒绝包容性制度，不是因为无知或愚蠢，而是因为贪婪和自私。

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其本质是一场制度的变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都是为了提升经济的“包容性”，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写道：

中国的增长上建立在快速增加的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之上，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尤其是当中国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历史和理论告诉我们：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会慢慢下降。但是这个结果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转向包容性制度，这就可以避免。

由于从计划经济脱胎的“路径依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走向“包容性增长”，取决于能否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尤其是：

• 如何确保民企和国企的“机会公平”，实现“竞争中性”

• 如何通过法治确保民营企业家“有恒产者有恒心”

• 如何约束政府“公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法治不断改善，“包容性”程度日益提升，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2018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视察时指出：

•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既然是越走越好，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呢？即便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也要在继续走下去中加以解决、加以克服。我们要坚定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

• 再一次来到深圳，再次来到广东，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下一个 40 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

最近几年，有些“高级黑学者”，不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导致“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被模糊，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林毅夫 vs 张维迎：有为政府 vs 有限政府

吴敬琏先生指出：

• “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人把它称为东亚模式。邓小平改革的意义，就是在“威权主义”模式还存在的情况下打开缺口，建立了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为包容性的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空间，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高速发展。

• 原有的政府机构是干预权力过分巨大而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全能政府”，其本身与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危险，即改革的决心和意志被旧体制的习惯势力所软化，过分迁就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本来可以推进改革的时候迟疑不决。所以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未来有不确定性。如果不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包容性的体制，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