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列宁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绝交”。态度截然不同！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也许斯大林在电话中说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同口气和态度说出来，听话人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三驾马车之一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关于此事，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列宁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

我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提醒她，列宁在等斯大林的答复，焦急不安。看来这个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沃洛季切娃离开斯大林后去了加米涅夫家里。她带去了斯大林当时口授的短信(这封短信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亲笔信)。加米涅夫读了信，还给她，说信可以转交。访问加米涅夫之后，她回到秘书处。但信没有转交，因为为时已晚：列宁状况不好。她认为不能准确地说列宁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复。(《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绝交。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而列宁的感觉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孤立，因为在此之前，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而克鲁普斯卡娅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到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再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