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元人画迹，趋重神逸，尤以山水画为极盛。说到元人山水画，则不能不首推“元四家”。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平江(今苏州)常熟人。工诗词，善书法，
黄公望 |
亦通音律，长于词曲，50岁才开始山水画创作，在画史上被推为元四家之冠。其山水画宗法“董巨”，又得赵孟頫指授，终能自成一家。画风大略不出二格：一是作浅绛色基调者，山头多矾石，笔势雄奇酣畅；—是通幅作水墨者，极少皴笔，以草籀笔法入画，意趣高古简远。后人对其画有“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之评。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传世画迹主要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九峰雪霁图》、《溪山雨意图》及《富春大岭图》等。元四家中还有一位倪瓒(1301——1374)，无锡人。瓒初名珽，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民等。擅水墨山水，宗法董源，又参以荆浩、关仝笔意，创为“折带皴”法以写山石。画迹多取材太湖流域景色，浅水遥岑，疏林坡岸，意境萧疏清远。倪瓒山水画一变古法，天真幽淡，其简中寓繁、似嫩实苍的风致，为元代文人山水画树立了楷模，对明清文人山水画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可谓元代文人画思潮及审美情趣的典范。其存世画迹有《雨后空林图》、《水竹居图》、《江岸望山图》、《渔庄秋霁图》、《梧竹秀石图》等。“元四家”中，今属江苏籍画家占其二，余二家则为吴镇(嘉兴)、王蒙(吴兴)，今皆属浙江。可以说，中国画发展至元人，山水画中水墨渲淡一路与浅绛着色一派
董源的《夏山图》 |
乃底于大成，为明清数百年之宗主。
中国山水画至元代已臻于炉火纯青，其特点是重内蕴而轻形质，此便是文人画旨趣之要义。然而，无论就意旨趣尚之追求，还是画论画法之构建，“元四家”之功均是不可磨灭的，
其中黄、倪二家的开拓之功，更是有如扛鼎其间的柱石。
元代著名画家中，有一位寓居昆山的朱德润(1294— 1365)。工书法，善诗文，擅画山水、人物。初学许道宁，后宗郭熙，多作溪山平远、林木清森之景，笔苍墨润，清逸遒劲，在“元四家”之外，另辟蹊径，对后世亦颇有影响。存世画迹有《秀野轩图》、《林下鸣琴图》等。
继“元四家”之后，入明而卓有成就的江苏籍画家有王履 (1332一?)、王绂(1362—1416)等。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昆山人。他以山水为长，初宗马远、夏圭，笔墨苍劲，布置妥帖，然未出马、夏樊篱。王绂亦作王芾，字孟瑞，号友石，九龙山人、鳌叟，后以字行，无锡人。工画山水，多取法王蒙，风格苍郁；其平远一路则近于倪瓒。尤善墨竹，得文同、吴镇之遗法，参以己意，笔势纵横，淋漓洒落，被排为“国朝第一”。所作《燕京八景图》墨色浓重
王时敏《江山雪霁图》 |
，层次清晰，颇为壮观。他作山水喜为长卷，如《江山万里图卷》、《江山鱼乐图卷》等，均为后人所推重。此外，还有吴县籍画家杜琼(1396—1474)，字用嘉，号东原耕者、鹿冠道人，人称东原先生。能诗文，尝以卖画为生。杜擅画山水，远取董源，近法王蒙，喜用干笔皴擦，再施以淡墨烘染，设色清淡，风格苍老，开吴门派之先声。
明代前期画家中，还有一位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吴伟 (1459—1508)，曾长期寓南京。工画人物，兼擅山水。人物宗吴道子，多作白描，秀劲清逸；山水远宗马远、夏圭，近学戴进，然笔势飘逸放纵。明中叶画家，学他的人甚众，人称“江夏派”(实为浙派分支)。今藏故宫博物院的吴伟巨幅山水画《溪山渔艇图》，气势雄浑，笔墨淋漓，依稀可见金陵山水的壮阔景象。
明中叶前后，吴门画派继元四家而兴起。所谓吴门画派，乃是指从明代成(化)、弘(治)以降，直至万历之初，差不多百余年间出现于苏州地区(当时吴县、长洲二县分治)的画家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为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大家，又称“明四家”，而开山的人物，则是沈周(石田)。直至明末清初，吴门画派流风余韵尚在。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人。他擅画山水，笔墨豪放，风格浑厚沉着，间作工细之笔，于严谨中仍具浑沦之势，人称“细沈”。所画多取景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兼工花卉与鸟兽，喜用重墨浅色，别饶韵致。兼画人物，亦别具神韵。其书法学黄庭坚，诗宗白居易、苏轼，名重于明代画坛。传世画迹有《两江名胜图册》、《吴江图》、《灵隐山图卷》、《三桧图》等。文征明(1470—1559)，号衡山居士，长洲人。其诗文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齐名，人称“吴中四才子”。擅画山水，亦兼擅花卉、兰竹、人物，名重当时，从学者甚众，为吴门画派中能自成家数的佼佼者之一。其传世画迹，以山水画为多，属于工细一路的则有《万壑争流图》、《春深高树图》等。唐寅 (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县人。工画人物、花鸟，笔墨秀润峭利，景物清雅生动，工笔、写意俱佳，尤工于仕女画，亦擅山水。多取法南宋李唐、刘松年，兼采元四家笔意，变斧劈皴法而为细长清劲之线条皴法。传世作品有《山路松声》、《震泽烟树》、《江南农事》等；人物画工细一路的有《簪花仕女图》，挥洒自如一路的有《东方朔偷桃图》。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代表作当属《孟蜀宫伎图》，人物造型生动，笔法细腻匀称，色彩浓丽典雅。王穉登《吴郡丹青志》中评唐寅画云：“才雄气逸，花吐云飞，画法沉郁，风骨奇峭。”可知唐寅在吴门画派中也是独树—帜的。仇英(?一1552年前)，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居苏州。他的人物画功夫最深，长于设色，白描、水墨兼擅，尤以仕女画见长，“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形成了白己的独特风格。人物画中如《汉宫春晓》、《右军洗砚》、《文姬归汉图》等，取材于历史故事，生动传神，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传世作品有《剑阁图》、《秋江待渡图》等。
唐寅画 |
吴门画派阵容强大，作手如林。今据资料统汁，吴门画家至少有73人。这个数字占了当时全国画家总数的三分之—以上。
总之，吴门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其对绘画史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丰富了文人画的内涵。吴门画家在艺术见解与文化修养方面，与元四家是同气相求的，即注重对文人气质的培养以及熔铸学养于绘画之中。但明代吴中文人与元代文人又有许多的不同，如沈周与文征明的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经济生活也较元代文人优厚得多，故他们无法尽学元人，这就使得他们不能不求变图新，便是所谓“变宋化元”，说得明确些，就是雅俗共赏，这与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兴起之背景有关。吴门画家多是以卖画为生的，沈周出名之后，购求其画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好友杨循吉在他的画上题辞曰：“每见人于千里之外，致币遣索。”唐寅与仇英，更是如此。市民阶层以及达官贵人的不同需要，成为吴门画家的一个新课题。可以说，吴门画家所描绘的是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文人画。这既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也是审美趋势的变异，当然，就中也体现了吴中山水风物对画家的濡染，以及他们同中有异的独特个性。
第二，虽重摹古，但更重写实。吴门画家多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浪漫精神，这与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摹古，无疑是重要的学习手段，是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和准备，不能将临摹与创作对立起来。吴门画家亦重写生，这可以从沈周《吴中山水全景图卷跋》中约略窥见：
若天平、天池、虎丘为最胜地，而一日可游之遍；远而光福、邓尉，亦一宿可尽。余得稔经熟，历无虚岁，应日寓笔，图者屡矣，此卷其一也。将涓流之他方，亦可见吴中山水之概，以识其未游者。
“得稔经熟”，“图者屡矣”，便是一画再画，且不是关在屋子里默写，而是“游之遍”之后，于胸有成竹时写之。文征明画《拙政园图》以及《姑苏十景》，画上景物，一如实景，毫无疏略，没有一个“得稔经熟”、“应日寓笔”的写生过程，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写实精神，为后代吴门画家所承继和发展。
第三，吴门画派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其流变而为晚明的松江派，再变而为清初的以“四王”为代表的娄东派和虞山派，而“四王”则影响着有清一代的绘画领域，至今不废。吴门画家重写实的精神又直接影响了以写黄山为主的新安派画家群，还有“金陵八家”中的龚贤等，号称“浙派殿军”的蓝田叔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吴门画家的影响。以花鸟画而言，由吴门后劲陈道复和山阴徐文长所开创的大写意画法，以及长洲周长冕的“勾花点叶”法，亦从“粗沈”那里变化而来。此外，唐寅、仇英的仕女画对后世影响也是明显的，远至日本的“浮世绘”，近及清代以来的仕女人物，均可见出递嬗流变之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