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 讹传讹地认为，蒋介石下令实行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方针。

      大陆的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便如此记述：“蒋介石在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大肆屠杀。”

     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纪实文学 《穿过硝烟的握手》视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文中在关于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问题时这样写到，蒋介石表示可以让共产党合法存在，“语气那么大度与肯定，仿佛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咬牙切齿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口号的不是他而是别人。”
其实，“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并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屠户之嘴。
       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 在上海开始“清共”，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

      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 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
      而当时的武汉三镇，红旗依然不倒，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仅桂系来汉的那个月就发生两起重大事件：11月中旬，人力车工人领袖马得胜率领群众几千人攻打友益街，试图夺回被 国民党改组的总工会；11月下旬，震寰纱厂又闹工潮，几千名工人和学生在集会上当场处决5名“工贼”(亦属毫无理由的毛泽东式的农会运动的群众滥杀,自然也激起軍方和大多数百姓的憤怒)。乱世用重典，便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
胡宗铎成立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兼“督办”，升陶钧为新扩编的18军军长、兼公署“会办”。黑云压城，一度是大革命中心的江城终于进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
《胡宗锋、陶钧在湖北的统治与崩溃》一文披露了这样一段史料：

   据程汝怀的副官长郭亚屏谈：武汉卫戌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军法处的犯人名单向陶钧 请示，名单上案情轻重不等，有的可以交保，有的可以定案，有的还待继续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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