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标标按：这篇历史小品良心作品曾经被家人转到国内收藏论坛，马上引来那些吃收藏饭的奸商们的一片谩骂，所以在已经铜臭气弥漫的这个领域少说话为妙，只在三五好友间传阅，传播下历史文化知识足矣。
藏紫砂，养老壶，一掷千金，威逼利诱，遍寻名家题刻---当代紫砂收藏热中不乏某些没有底蕴的商贾作为文化与历史的贫儿暴富后上演的活剧，乱轰轰，你方唱罢他登场，好不热闹。
那么，身为医家以及陶瓷艺术爱好者的比着为何如此看淡,甚至根本反对紫砂收藏呢?这要从中国的茶道和陶瓷工艺历史以及医学保健三个方面来谈。
除了医学外，作为历史爱好者，笔者曾经修习过科学史专业;在我的眼中，"红楼梦"更是一部明清易代到清前三时代的生活科学史是从中古到近古中国技术工艺史的缩影，是艺术化的天工开物片段。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妙玉奉茶那个桥段，来回顾数千年两大国粹茶艺与陶瓷艺术如何在此场景中交接-
陆羽《茶经》：“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捡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即“泉水”、“江水”、“井水”，这三种水最为常见，曹雪芹在运用烹茶用水时独在雨雪水上下工夫，因为雨雪水是“天泉”，是纯软水。
古代的自然环境比现代好，食用雨雪水更是生活中的常识现象，用软水泡茶其汤色清明，香气高雅，滋味鲜爽，自然可贵。宝玉则赞雪水烹茶“轻浮无比”。
“美食不如美器”，器与道是相通的，我国自古以来无论是饮、还是食,都极看重器具之美。
--这种寓哲理于生活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工艺美术与口腔文化在科学史上的偶合与依存关系。
从先秦的木器，漆器，青铜，金银餐具与饮具到美瓷洁盏，传统茶文化款款而行，这一行又是包含了数千年车轱辘话啦!
--曹雪芹好就好在他能把这千年车轱辘话儿借着人物和故事，在一个场景里一气呵成，娓娓道来。
妙玉“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窰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另给王夫人、薛姨妈等众人用的是“一色官窰脱胎填白盖碗”。
小茶盘厚漆上刻花，填以金粉，叫雕漆填金。云龙献寿是吉祥花纹，这样极为精致的一个袖珍漆雕小配器就带起了漆器和木器在中国茶艺与茶具中源远流长的历史地位。
在先秦时代，陶瓷工艺还在起步阶段，轻巧精美的漆器和木器在解决了渗水龟裂等工艺问题后逐渐取代了昂贵笨重的青铜器，进入了中国人的饮馔文化，以及嫁娶之礼中。
直到今天的日本，漆器和木器饮具还是大家聘礼里的上等必备之物。而且，好木好漆本身有一种草木草药芬芳，可令好茶倍增甘饴，又令之不馊不腐。连刘姥姥那疙瘩都知道用黄杨松木制作餐具和茶具呢。
“成窰五彩小盖钟”。成窰即明代成化年间的景德镇官窰。“成窰五彩”是明末清初的称法，自雍正始，统称“成化斗彩”。成窰烧造的瓷器精细，奇巧，所谓成化无大件，以五彩小件为胜。
一九九九年四月，香港拍卖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件，以二千八百万港元成交。
脱胎填白盖碗制作始于明永乐时期的景德镇窰，其胎薄至光照见影，釉色柔和悦目，洁白略返青，手感温润，不同凡响，极为名贵。永乐甜白分薄釉和厚釉，装饰有光素无纹好暗刻两种。
苏州博物馆镇馆的永乐瓷器就有一套甜白刻花葡萄花果纹菱花四盘。
上件永乐甜白僧帽壶，此造型来源于外域，永宣两代的造型相差不大，永乐时的更娟秀一些，下腹内收更明显。甜白釉是永乐时期的名贵品种，为历代白釉之冠，晶莹如 玉，釉白如凝脂。永乐甜白分薄釉和厚釉，装饰有光素无纹好暗刻两种。薄釉用在薄胎或脱胎的圆器上，釉面光润细腻，口足和棱角处隐隐露出胎骨，足边截釉齐 整，没有流淌。厚釉多为琢器，釉面肥厚，分平与不平，不平的釉面侧视有厚云般灰暗之色。一般厚釉多为光素，少量有印花或款识，但需仔细辨认或在明亮的逆光 是才能看出，后仿者纹饰清晰，生怕看不见“永乐年制”的款识。在足边和转角的积釉处显现出一种虾青色的光泽。永乐甜白器迎光透视显现肉粉色，而清代仿品显 出透亮的青白色，康熙仿制的非常接近真品，需通过这种方法来鉴别，这主要是明清两代的胎质造成的差异。宣德器釉面没有永乐时的平整光润，嘉靖时期的白釉也 容易混淆，但白釉中有褐点，工艺较永乐是粗糙不少。
---妙玉给宝钗、黛玉、宝玉分别用的茶具是瓟斝、杏犀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虯整雕竹根的大海盏。
瓟斝是一种葫芦器，在葫芦还是幼果时，用各种形状并刻有各式花纹的模具将幼果夹紧包套起来，待其自然长成后再经裁割，涂黑漆里，镶象牙口、玳瑁口等，即成为有自然长成纹饰的器具，而无须人为雕刻。
杏犀：用犀角做成的茶杯。据记载，用犀角雕制器皿最迟在殷商就已开始。犀之奇珍者在灯下呈杏黄色，所以叫“杏犀”。
这类复古浓厚，在周礼中追寻远古回音的珍贵杂件和瓷器，是雍正和乾隆父子两代昭示其汉文化修养于工艺中的教化之策和美学特征。著名的学者型御用督窑官唐英治理下的唐窑就为乾隆烧制了许多仿照青铜器的大件瓷器精品。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虯整雕竹根的大海盏"--如今，我们在德国随处可见仰慕东亚文化的老德种植观赏竹子，近日我还见到酷爱种植芍药的老德。
不管怎么说，没有比竹，梅和牡丹芍药更能象征中国文化的植物啦。
竹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至少在六朝时代已经非常流行，那个时候连黄河流域都有竹海以及大象，可见气候比今天要温暖。坚硬易成型的竹器，因其原材料遍及中原大地而成为盛行一时的饮具上选。
由此可见，从上古，中古到近古时代的清前三代，未闻有把陶器包括紫砂红砂作为茶具上选的历史传统。
下面选用我非常喜欢的1部制作严谨的历史剧图片来监视下唐代茶道用具--陈家林先生导演的电视剧"唐明皇"。
王妃教赵丽娘茶道…
茶道步骤：
先净手，从茶笼中夹茶（看着这茶饼象镙母@_@）出来，放在茶炉上反复烤几次，再用木锤敲碎（敲得好用力，“卟卟”可闻，汗）。
把敲好的茶碾成粉末，放进筛盒中筛好，水开后先放盐，再放茶，然后用烧开泉水“碰击汤面”（听得似是而非，不知是不是这几个字@_@），品茶在于品汤花，所以以汤花均匀为好。
晕，古人生活得很细雅精致~~~~
在中国茶艺与瓷艺历史上，法门寺是无可逾越的一章--就是在它的地宫里，首次出土了传说中的唐御窑秘色瓷茶具。
唐代之前的宫廷茶俗大体情况是：东汉之前宫廷以茶为祭，尚无真正意义上的饮茶习俗；汉代、三国、魏晋南北朝、隋代饮茶之风传入宫廷，宫廷始有茶俗。
唐诗中有描写宫廷茶事的诗篇。
花蕊夫人《宫词(之六十五首)》诗云：“白藤笼插白银花，阁子门当寝殿斜。近被宫中知了事，每来随驾使煎茶。”（《全唐诗》卷798）
子兰《夜直》诗云：“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全唐诗》卷824）
钱俶《宫中作》“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结冰花”（《全唐诗》卷8），郑谷《南宫寓直》“曾携新茗伴，更扫落花迎”（《全唐诗》卷676），都是反映宫廷茶事的诗篇。
唐朝湖州刺史张文规留有《湖州贡焙新茶》就是例证：“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这首诗就是真实描写了当年浙江长兴顾渚山紫笋茶是如何进贡朝廷的情景。
还有唐朝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诗中写道：“驿骑鞭声宕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从江南著名茶乡，再到大唐长安城里的皇室，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红极一时!
唐朝诗僧皎然说的好：“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法门寺地宫茶具的出土为我们解读大唐宫廷茶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日，唐僖宗归安佛骨于法门寺，以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1981年8月24日，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半壁坍 塌，1987年4月3日发现唐代地宫，考古工作者进行科学发掘。在地宫后室的坛场中心供奉着一套以金银质为主的宫廷御用系列茶具。这套以唐代僖宗皇帝小名 ——“五哥”标记的系列茶具，引起全世界茶文化界的瞩目。
金银丝结条笼子——唐用于炙烤茶饼
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物帐碑》碑文中言道：懿宗供奉：“火筋一对”，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付，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两。”
“七事”何指？对照实物当为茶碾子、茶碢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等。鎏金飞鸿纹银则、长柄勺、茶罗子等器物上刻划有“五哥”字样，僖宗是 懿宗第五子，宫中昵称“五哥”，《物帐碑》也将其作为“新恩赐物”列在“僖宗供物”名下。由此可见，这些茶具是僖宗皇帝御用真品无疑。
属于茶具的还有：“调达子一对”，“琉璃茶碗托子一付”，“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智慧论供奉的三件盘圆座小盐台。还有，秘色瓷器中的小碟、琉璃器中的盘 子，都可视为唐代宫廷饮茶过程中的器具……唐代普遍以饭碗代茶碗，所以那曾为千古之谜的秘瓷碗大概是一物二用，不妨纳入茶具系列。
细而言之，这套系列茶具包括有碾茶饼用的碾茶器:鎏金纹银茶碾，鎏金团花银锅轴，金飞天仙鹤纹壶门座饮茶罗子；
有储茶器：鎏金飞鸿毬路纹镂空银笼子、鎏金龟形银盒、鎏金人物画银坛子。
有烘烤、烹煮器：壸门高圈足座银风炉，系链银火筋、鎏金飞鸿银则；
有茶饮器：浅黄绿色琉璃茶碗、淡黄琉璃茶托;
储盐器：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
出土茶具足以证明唐皇宫茶道用茶是用饼茶，通过复烘、研末、罗筛、烹煮后饮用的。
茶汤如药，味道极苦，可以说将茶的营养成分全都熬出，达到了《茶经》中对饮茶功效的论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得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真正的达到“香、清、甘、活”的品茶要义
唐宫茶俗主要有四个类型：
一、煎茶
大唐宫廷茶艺采用的是在中唐以后风靡全国的“陆羽饼茶煎饮法”。
饼茶煎饮法是陆羽创立的一种加工精细、饮法考究的的品茗方式。鲜叶“七经目”后煮而饮之，分而酌之。即经过采、摘、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后制成茶饼，又经烤炙、碾细、过罗，然后煮水煎茶。
《因话录•商部》云：陆羽“始创煎茶法”。
煎茶法又称煮茶、烹茶、煮茗。
陆羽煎茶法是用的是茶饼，故不能直接冲泡，而要经过几道加工程序。其法见于《茶经•五之煮》，其程序是：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酌茶、吃茶。
唐人茶中所加佐料主要是辛辣药物，如姜、葱、茱萸、苏桂、花椒、薄荷之属。宫廷饮茶颇为讲究，但“好煎茶”的唐德宗李适仍喜欢在茶中加上“苏椒之类”，李 繁《邺侯家传. 皇孙奉节王煎茶》载： “皇孙奉节王好诗，初煎茶加稣椒之类，遗泌求诗，泌戏赋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稣散出琉璃眼。’奉节王即德宗也。”他未登基时便热心茶事，并向后来任宰 相的李泌“赠茶求诗”。
要说明一点的是，唐代尚无完全意义上的清饮，连陆羽也不反对茶中加盐花和生姜，薛能诗云“盐损添常诫，姜宜著更夸”，竟视盐姜必不可少，无论是地宫茶具或是陆羽茶具，都有专用盐具。
唐代宗(72——779)李豫，李亨长子，公元762——779在位。代宗又崇佛又嗜茶。董逌《陆羽点茶图跋》云：“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非渐儿煎奉不向 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师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令人私访，得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密令且啜，一举而 尽。上使问之，师曰：‘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这段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陆羽茶艺对宫廷茶俗的影响。
二、点茶
唐代冯贽在《记事珠•茗战》中云：“建人谓斗茶为茗战。”其意是说京畿一带叫斗茶，福建一带叫茗战。这说明唐代帝京和重要茶区已存在斗茶习俗。
苏廙《十六汤品》言及汤瓶使用之法时写道：“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颤臂亸,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汤不顺通，故茶不匀粹。是犹人之百脉，气血断续，欲寿奚可，恶毙宜逃。”
苏廙称此为“断脉汤”。他所言及的就是点茶法，先调膏，后注水，煎水不煎茶，正符合点茶的特征。
点茶的特点是煎水不煎茶，较痷茶多了“调膏”和“击拂”两道程序。将烤炙并碾过罗过的茶末用“则”量好投入盏内，注入少量沸水将茶末调成糊状，称之为“调膏”；倾瓶注水入盏，同时用竹夹之类搅动，称之“击拂”。点茶稍加改造，便成为茶之游戏，古人称之斗茶或茗战。
学者们研究认为，地宫茶具中的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属于点茶器。该器物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圈足。
早在唐玄宗(685——762)李隆基时期，大唐宫廷就已有点茶习俗，并有斗茶游戏。
三、痷茶
痷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饮茶法。陆羽《茶经•六之饮》言：“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根据陆羽所述，唐代饮的痷茶与几百年前《广雅》所载的茶粥有些改进，即不加佐料。
唐宫也饮痷茶，如唐代茶画《明皇合乐图》和《宫乐图》，前一幅系唐代画家长安人张萱所作，后一幅系佚名氏所作。画中均绘有大盆，内盛冲好的茶汤，一仕女手持长柄木勺在分茶。场面是品茗、饮酒、奏乐，充满宫廷闲适享乐的气氛。
若从茶艺角度看，她们饮的是较为原始的痷茶，将茶末置入盆中，以汤沃之，以勺分之，以碗盛之。佐以茶点，而不是茶食一体浑而烹之。这证明了唐宫痷茶习俗的存在。
冯贽《云仙杂记》中载太宗时期以茶赐公卿大臣乃“唐故例”，内云：“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从中也可看出：宫廷饮茶时可配茶点，如佐以干果。
唐代诗人王建作(一作唐代元稹作)《宫词一百首》，其中一首写延英殿殿试，天子给考试的文士赐茶的场面，诗云：“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全唐诗》卷302）
在延英殿上，皇帝对会试的文士进行廷试。这时，宫女们又捧着茶来招待他们。赐茶之举，表示皇帝的爱士之心。对于考试的儒生们来说，能喝到一碗天子赐的香茶，真是三生有幸!难怪文人们称茶为“瑞草”之“魁”，又称之为“麒麟草”。此诗又见于《独异志》。
唐文宗尚贤，召学士入宫论经，必派宫人侍茶汤，以茶助谈兴。
唐代贡茶制度始于高祖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第三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的土贡有茶。距今1300余年，也就是说贡茶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高祖武德年间的贡茶有：庐江郡的黄芽，蕲春郡(今湖北蕲春县，唐时属荆州)的团黄茶、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的毛尖茶、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的紫笋茶（即阳羡茶）、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的七宝茶、新定郡(浙江建德)的鸠坑茶等；
唐则天后天授二年(691)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的芽茶列为贡品；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汉阴郡(今陕西紫阳)的毛尖茶列为贡品。
陆续列为贡品的还有产于四川雅安的蒙顶石花，寿州(今寿县)、凤阳的黄芽茶，江南西道宣城的雅山瑞草魁茶，峡州(今宜昌)的明月、碧涧、茱萸、方蕊茶，荆 州的黄茶，越州(今绍兴)的郯溪茶(产今嵊县)和余姚仙茗，婺州(今金华东阳县)的东白茶，东川(今四川江油)的神泉小团，洪州(今南昌)的白露茶等。
中唐时纳贡单位已达17州郡，其数额不会低于数百万斤。
《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742-755)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
唐代贡茶之制完善于中唐，实行双轨制：其一是民贡，由各州郡筹集名茶上交朝廷，全国有15个州郡定为纳贡单位；其二是官焙，即建立官茶园，即相当今之国营 茶庄或制茶厂，时称贡茶院。其制始于大历五年(770)。地址设在湖州常兴和常州义兴二县相交的顾渚山。官焙的出现反映了唐皇室茶风大盛。民贡不赶趟，贡 茶院可集中一切人力、智力、物力、财力并用千里驿传的方式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
古义兴又称阳羡(今之宜兴)，产阳羡茶。据《唐书•地理志》和《唐国史补》记载，安史之乱后，陆羽住常州，和御史大夫李栖筠共品阳羡茶，认为“可荐于上”。从此之后，“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此后陆羽去长兴考察顾渚茶，觉其茶味极美，又通过李栖筠推荐朝廷，于代宗广德年间(763——764)确定阳羡茶和顾渚茶同时进贡，此后统以“紫笋茶”称之。
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 （《全唐诗》卷366） 湖州顾渚紫笋茶深受皇上的喜爱。皇后乘“凤辇”踏春“醉归”，仙子般美丽的宫娥送水洗尘，掀开“御帘”，却值黄门传奏紫笋贡茶到，于是宫女、妃嫔、皇后一 干人等皆大欢喜，乐颠颠、喜滋滋奔走相告。这首诗写了一个瞬间，表现了皇家对茶事的重视。
《杜阳杂编》写道：“文宗皇帝......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廷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
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奖。惠果于贞元六年(79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70余日，归时，每人赐绢30匹，茶20串。贞元十四年(798)，惠果入内道场，赐绢1匹，茶10串。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颜料绘画曼荼罗。
唐宣宗时代有个僧人活到130岁，皇上令地方官送来京城宫廷见驾。皇上问其养生之道，僧人回答说：“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 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 五十碗。”皇上于是赐茶50斤，令居保寿寺，并把饮茶之所称为茶寮。此事出宋人钱易著《南部新书》。
法门寺的出土文物的秘色瓷来自于吴越，琉璃器来自于波斯，佛教密宗来自天竺，反映的是当时盛唐文化的包容性，正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才成就了盛唐的伟大，盛唐气象的时间实际很短，在中国文化七千年不过一瞬间。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宫茶具质地系金银、琉璃、秘瓷，虽不够24事，但粗具系列，规格之高、等级之高、造价之昂都叹为观止。
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 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 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所述的茶碗以越窑为上，使用越窑可使茶色青，而邢窑的白瓷为次，邢窑的白瓷在唐朝曾是「天下贵贱通用之」，但在晚唐献入法门寺地宫的是与饮茶道具成组套的越窑青瓷，饮茶之风吹进宫中，也吹入法门寺。
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共有十四件，除了一件八稜长颈瓶之外，其馀为盘与碗，有圈足的亦有支钉埝烧。此件以支钉埝烧，五花瓣形，在地宫的衣物帐碑中有「秘色 瓷」，这是有文字资料与实物一起出土的珍贵资料，在陶瓷界是一件大事。秘色瓷在唐朝即有很多文人舞文弄笔的称颂著，事实上，越窑的秘色青瓷是在成为贡瓷之 後才声名大噪。
苏博的镇馆之宝。五代秘色莲花茶盏。
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 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
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 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 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
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 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 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 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 史证。
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 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 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
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 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 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從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棱直頸瓶看，它雖然在衣物帳中載明是秘色瓷，但它的釉色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完全一致，在浙江越窯窯址曾經拾到過類似器形碎瓷標本，用實物得到證實越窯是秘色瓷的產地。
再從底足看，不管是法門寺的秘色瓷，還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越窯海棠式大碗，還是越窯青瓷蓮花碗，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阿魯爾心旗遼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青釉蓋罐，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罐蓋和底足端均留有一圈密集的支痕。
其中法門寺有的秘色瓷有內外兩圈較小支痕，增加了美觀。它不同於耀州窯的「三托珠」支痕，如耀州窯的海棠形碗、荷花口形盤，它們的底足端皆有三托珠支痕，具有北方瓷窯的工藝燒造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