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硅钠

上海书展，每年夏天在上海展览中心，过去名叫中苏友好大厦的地方举办。人们在这个盛大喧闹的节日里，揣着书，在喷泉广场和拱顶大厦穿行，一抬头就会望见高耸的五星、华丽的吊灯——好像历史在头顶轰鸣而过，你还留在那个时代的肉身，建筑里。过去和未来并不总是以你期望的顺序发生。

苏联式建筑现在成了时代低音，拥有筒子楼、文化宫的那些前苏联阵营国家，现在不再分享同一种命运。柏林逐渐从撕裂中恢复，基辅又刚经历革命，苏联解体、资本主义拓进的进程一直在真切影响着生活在这些土地上、居住在这些建筑里的人民。

什么是“正宗”的苏联式建筑呢？是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红色花岗岩列宁陵墓，是各苏联阵营国家首都中心的庞大广场，是足以让坦克通过、能承担大阅兵任务的宽阔大道，是1920年代前卫的构成主义实验，是遍布着吊灯和镶嵌的莫斯科地铁，还是几乎圈起每一个东欧城市的边缘，无尽绵延、一模一样的公寓楼？

苏联在欧洲留下了复杂的建筑遗产，它根据自己的形象重建东欧城市。但更重要的是，它建造起了世俗社会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尤其在今天看来，这意味着，它关注的不是消费主义，不是资本和企业的利益，而是让劳动者们得到体面又便宜地安置。

在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看来，这是一种城市的雄心。

英国记者、作家哈瑟利的《共产主义的景观》（Lanescapes of Communisum: A History through Buildings，2015），正希望透过前苏联阵营国家的建筑，来诉说20世纪共产主义欧洲的“私历史”。食堂、住房、社会设施——苏联用大刀阔斧的城市规划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力地传达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理念。在哈瑟利看来，短短几年间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以体面生活，是惊人的管理成就；他也欣赏“真正为人民而建的宫殿”——莫斯科地铁，认为这种致力于上下班仪式和基础设施的应用艺术，值得推广。更确切地说，哈瑟利想要了解这种政治实验是否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型城市，他想通过回溯那个时代的建筑，看清通向未来的道路。

显然，不只是哈瑟利这么想。过去，波兰人出了名地厌恶“文化与科学宫”，因为那是苏联老大哥——在波兰人看来，是“主人”——用战争毁掉华沙以后，送给华沙的礼物。当时人们认为，1930至19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建筑是地狱。所谓“莫斯科七姐妹”建筑，像一个个巨型婚礼蛋糕立在城中，让人觉得偏执、威胁，好像你撞见一个反人民的怪物，想逃，转头却发现另一个在张开翅膀等着你。可是今天，波兰人确实喜欢“七姐妹”的表妹——华沙的文化宫。

究其原因，可能是岁月让它们变得和周围环境协调。而年轻一代并没有经历过那几十年，他们没有分享父母的糟糕记忆，所以现如今的东欧青年们喜爱那些建筑的理由截然不同。有一种解释是，他们受到青年流行文化的影响，觉得“苏联废墟”很时髦，或如哈瑟利所说，那是“反对革命的旅游”。像核爆后的切尔诺贝利，现在就是赶着“废墟时髦”的青年的旅游目的地。

这种情怀也适用于华沙文化宫。如今它是一站式娱乐与教育场所，在哈瑟利看来，成了一个“社会冷凝器”，开展市民活动，也灌输集体意识。不过如今，不仅时髦青年喜欢这座1952年的大建筑，华沙的城市公关也爱它，文化宫“出现在杯子上，城市的宣传资料上，以及T恤衫、广告、竞选海报上，和圣保罗或艾菲尔铁塔一样无处不在”。

哈瑟利和他的波兰搭档，也是他处了五年的女朋友阿加塔·皮兹克（Agata Pyzik），都是三十出头的自由撰稿人，一起走遍旧苏联帝国，莫斯科、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维尔纽斯、基辅……他们在华沙城乡交界地带有间公寓，从公寓望出去，有一个角度是共产主义时期建起的高高的塔楼，换个角度，就能看到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大亨兴建的房产。对哈瑟利来说，这片地区“有一种大都市的惨淡战栗感，你会觉得好像身在华沙人翻拍的王家卫式香港”。

被灯光点亮的华沙文化与科学宫

不过在西方主流人士看来，“怪异”的是哈瑟利本人。他的父亲是工党激进派别的成员，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祖父是英国共产党成员。哈瑟利最先引起轰动的一本书是他写给粗犷建筑的情歌——《激进现代主义》（2008）。接着《大不列颠新遗址导览》（2010）让他声名鹊起，在布莱尔时代的繁荣英国，旧工党的劳资理念已被抛弃，代之以市场力量，这时候哈瑟利对英国城市的可怕状态和建筑文化的可悲默许，发出一声咆哮，恰是时候。

现在这本所涉更广的《共产主义的景观》还是可以看出哈瑟利明显的个人风格。这本书的一个任务是在前苏联时代营造的公共环境、生活空间里，找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种寻找是来自他家庭的不坠信念。哈瑟利的感性和命运多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影响他更多的是齐泽克，还有纽约大学艺术史研究教授、批评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

学术界对前苏联文化的研究，多是从“帝国”概念到再造民族与国家，以此证明文化更具共性——像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一样，帝国的文化要比创建它们的帝国制度活得更久。

但苏联文化帝国，着实有些奇怪。东欧国家们强烈地感觉到，俄罗斯同他们相比是“落后”的，这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的观点。苏联阵营内部的双向文化交流，使某些通向苏联文化帝国的道路终点并非莫斯科，而是柏林、华沙和布拉格。

哈瑟利也是以华沙为中心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建筑类型：如通灵塔一般的保加利亚海滩度假胜地，或是由政府授权的、与天主教力量部分妥协的波兰现代巴洛克式教堂。他一开篇就说，这本书是关于“表面”的，从外观可以了解政治和历史。

有些批评者认为哈瑟利厚此薄彼，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双重标准。他抨击英国城市建筑时候火花四溅的大炮，在面对前苏联建筑时，则融化在一片怀旧温情里。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被安排了以特定路线参观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哈瑟利则是自发地像旅行者一样走马观花。有人评价说在这本书里，历届政权的建筑闪来闪去，从科学未来主义随意地切换到古代欧亚风格，然后又被拉回来，混乱的上菜顺序令人困惑。

在这本书的引言和结论里，哈瑟利都说，他试图发现一个更好的、更真实的社会主义，它也许就存在于建筑里。至少，对于后世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这些空间里看见前辈们曾经有过的雄心，和曾经有过的正确想法与奇特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