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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朝阳群众PK建国初上海里弄居委会(图文)

热度 1已有 319 次阅读2015-8-3 12:57 |系统分类:前尘往事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文/张济顺)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全市。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同时对国民政府上海政务、财经、文教、军事四大部门实施接管。7月底,接管工作基本完成。8月初,人民政府的各个机构渐次进入正轨运行,接管阶段转入管理改造阶段。

在上海的里弄,中共新政权如何直面这个聚集着各色人等的基层社会?新中国的居委会和旧社会的保甲制具有怎样的承续性?又为何有迥然不同的成效?张济顺教授在其新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中就相关问题做了考察。本文为节选,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上海市民庆祝上海解放

里弄和非单位人群尽管如此复杂,难题多多,中共新政权仍然十分迫切地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以使里弄彻底换颜,巩固来之不易的大上海。

根据历来的革命经验并立足于上海里弄的现实,新政权的首要之举是从庞杂的非单位人群中发现“积极分子”,并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组织形式之中,通过他们去掌控邻里、打击非违,将所有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居民,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以家庭妇女、失业人员、摊贩和独立劳动者为主要工作对象”并由他们组成的居委会便应运而生。

居民委员会“软着陆”

中共中央在部署新解放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工作时,考虑到自身基础尚薄弱,需要一段时间争取群众,故于1949年1月3日发布《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提出:“少数有重大罪恶行为,人人痛恨的保甲人员,应予逮捕法办。但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留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持”。根据中央指示,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对废除保甲一项,取“宁缓毋急,宁慢毋乱”“稳步前进,逐步改造”的方针,居委会并没有一步到位。

从1949年5月28日起,上海经历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军事管制阶段。在军管之初,新政权的基层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以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为载体,辅之以工商界联合会等统战性质的社会团体,工作重心在企业、学校等单位。鉴于新政权的力量还一时难以深入街道里弄,“纯粹依靠群众还需要相当准备时间和组织工夫”,因此,军管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接管各区公所之后,对其下属的保甲组织“暂行采取不承认也不宣布取消的态度”;“暂时利用保甲人员,检举散兵游勇,报告匪特活动”,并在里弄安全防护及维持秩序及治安上,利用熟悉本里弄情况的保甲长个人开展工作。用宽大的政策换取保甲长接受军事管制,要他们“立功赎罪”,为我所用。

利用政策很快奏效。不少保甲长向军管会提供隐藏物资和隐蔽匪特的线索,配合军管会搜出了大量的汽车、大米、发电机和其他物资,也捕获了不少国民党散兵游勇。在户政工作中,军管会利用保甲一般的户籍事务员暂时办理户籍工作,以补新的户籍干部之缺;并暂时保留了保甲系统中的经济行政机构,即30个经济股,以防涉及民生的行政管理断线。市民政局在回顾总结时肯定“利用保甲长是起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假使“一进城就宣布废除保甲不利用他们,必定造成大大的混乱”。

此外,还有房客联谊会、同仁联谊会、房客代表会、福利互助会等居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量存在于里弄中。这些未得到政府批准的居民自治组织,虽然被新政权认定为“旧式的落后的为伪保甲长及落后分子所把持的里弄组织”,但在军管之初,人民政府还允许它们维持原状,既不予承认或许可,也用其“帮助推动行政工作”。

在实行利用保甲政策的同时,废除保甲的准备从接管之初就已稳步推进。军事管制一开始,市军管会立即接收与打乱了区公所的组织,旋即取消保长,在原3—5个保的区域范围内设一接管办事处,下辖90—150个甲长,在其命令与监督下行使其职权。大部分保甲干事集中于办事处直接管制与利用。至1950年5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总共建立了102个办事处、53个乡政府和573个行政村,作为“便于控制保甲,又易于接近群众的过渡组织”。随着里弄逐步组织起来,甲长被撤销,取消保甲的时机成熟。接管办事处也由此完成了任务,继而为公安局派出所取代。但此举并不是将里弄纳入公安系统的管辖范围,而是在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由各区政府派出的办事处对辖区里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即肇始于此。

在里弄中建立新的居民组织的工作同步展开。军管期间,全市里弄组织了118个人民防护队,共76907人;16560个清洁卫生小组,36个里弄福利会,104个自来水管理小组。新的里弄组织由此见端倪。

1950年11月起的冬防,将上海里弄居民更大规模地组织和发动起来。是时,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建立以“防特、防匪、防盗、防火”为任务的冬防服务队,其意不局限于完成冬防任务,而试图通过这个囊括全市里弄的组织,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常设的里弄组织准备条件。1951年4月,上海市举行街道里弄代表会议,根据陈毅市长在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重点试行里弄、大厦居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大踏步地推进与扩展民主,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要求,加快组织步伐。是时,全市已建立冬防服务队2020个,参加冬防队人员占全市里弄人口的67%。此外,还有结合各种政治运动和应大政方针之需而设的里弄分支机构,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委员会、爱国储蓄推进委员会、肃反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等组织的里弄支会。以此为基础,组建居委会的工作在全市里弄迅速推开。次年6月,全市80%的里弄建立了居委会,将占市区人口70%的324万余居民组织其中,居民委员34000余人。一年后,全市11555条里弄建有居委会1961个,居民小组36000余个,居委会委员95284人,下设福利、文教、治保、卫生、调解、优抚、妇女等专门委员会23115个,委员72169人。居委会组织基本做到全覆盖,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

至此,居委会作为中共在上海里弄中设立的新组织,以“软着陆”的方式取代了保甲制。

1950年代的虹桥居委会委员

续旧制与新革命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保甲只是被用于实现居委会“软着陆”的暂时过渡。新政权始终强调的是,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居委会的建立是对保甲彻底的革命。然事实上,从现代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设计来看,保甲并不仅仅是被利用一时。居委会仍然承续了保甲制度在“现代行政框架下的形式化设计”,即赋予居民组织以“自治”或“民治”属性,承担公共事务管理之责或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

如前所述,保甲组织在承担某些社会管理与秩序维护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被部分社会空间所容纳。在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设计与构想中,对发挥其自治功能也有相当的考量。战后,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制定过保甲协助相关社会事务的计划,其中关乎社会福利的部分,几乎囊括了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甲、组织保民福利委员会。包括:第一,保托儿所;第二,保内居民互助;第三,保俱乐部;第四,保公厕;第五,保内公井水池河流沟渠之管理;第六,保服务社;第七,保民康乐室;第八,保合作社;第九,保公共食堂;第十,保共有财产保护利用;第十一,保民间纠纷调解;第十二,其他。乙、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丙、组织保救火会。丁、设置保公墓及保寄柩所。戊、组设保造产委员会。

与保甲制度相类似,人民政府首先确定居委会是“由居民自行成立的群众自治组织”,并明确其宗旨为“解决居民的公共福利问题”。最初的居民组织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是“居民福利委员会”。在居委会承担的任务中,居民的公共福利被置于重要的位置。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因素与战时的非常条件,保甲实行“连坐联保”、协助政府户籍与身份证管理、组织居民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等项制度、规约和职能,也为居委会所承续。发挥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作用,也是新政权赋予居委会的重要职能。“协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监督管制分子,协助户籍警调查户口”;“发动居民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协助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之宣教”就是《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规定的居委会五大任务中的两项。

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在制度设计与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方面,居委会类似于保甲,但两者运作的成效却有天壤之别。

里弄福利委员会等各种新组织一经建立,就将保甲仅在纸上谈兵的社会福利计划化为现实。在上海解放的头五年,里弄举办了106个托儿站,4632个识字班;为居民调解的纠纷,仅1953年一年中有数字可考的即达75000多件;普遍进行了清洁卫生大扫除,设置和修建垃圾箱、小便池;根据居民需要进行了修理路面、疏通阴沟、保护公共设备、防火、防灾及治安保卫等。通过居委会这一有效管道,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上达政府,一部分立即得以解决。如装置了5万多户居民集体用电电表,设置了1600多个给水站,并增设了公用电话、路灯,修葺了危险房屋,进行了社会救济工作。

居委会在协助政府维护治安、治理病态社会方面成绩卓著。居委会的前身冬防队就是维系千家万户财产与人身安全的群众组织。特别受到广大居民拥护的是对烟、娼、赌的全面禁绝,不少过去烟馆、妓院、赌台密布的里弄,解放数年面貌便焕然一新。正如烟、娼、赌俱全的宝裕里的居民对人民政府和居委会的最大肯定:“红(红珠珠即海洛因)、黄(妓女、野鸡、阿飞等)、蓝(赌台)、白(白粉)、黑(大烟)没有了,这是我们最满意的地方”。上海最后一批不愿悔改而转入地下的暗娼,也是在1958年里弄整风时终不能逃脱居委会的严密监视,被揭露后遣送劳动教养。

在居委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保甲组织无可企及的政治功能也得以充分发挥。几乎每天的报章广播都报道这类消息,政府对此做了充分的肯定。

1952年6月,当80%的里弄建立居委会时,9000多个居民读报组、青年政治学习班、妇女儿童识字班以及夜校等各类政治教育组织进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用以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宣讲国内外时事政治,激发居民的政治热情;各里弄普遍出墙报、黑板报,处处张贴标语、漫画,营造里弄的政治氛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里弄居民捐献飞机大炮款项达165亿元(当时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现人民币1元),有70%的里弄妇女和居民签订了爱国公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普遍组织了肃反委员会1540个,里弄居民检举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其中不乏大义灭亲之举,仅北四川路区,居民检举的反革命案件就达1500多件。在劳军与推销公债中,许多里弄妇女脱下首饰,倾其积蓄认购,棚户区的贫穷妇女也不甘人后,连夜拾荒集资买了100多份公债。还有不少居民协助政府搞好集体缴税及户政工作。此外,协助人民银行宣传推行储蓄,协助国营企业公司宣传推广其业务,使国家金融贸易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1950年的上海里弄    

居委会的微观情境也令政府大体满意。1952年6月市民政局对三个里弄和一条街道做的典型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工人住宅区的锦绣里,还是市中心区的中层里弄宝裕里,无论是清一色的棚户区金家巷,还是小厂小店作坊和住宅里弄纵横交错的东七浦路,都有可圈可点的新成绩。

如锦绣里,组织读报组40余个,有300多人参加;通过镇反运动,群众将里弄内恶霸特务13人交政府法办。

如宝裕里,居委会组织的巡逻班报捕嫌疑反革命分子1名、报捕贩毒吸毒人员19名;增产捐献人民币1200万余元,救济朝鲜难民207万元及棉衣数百件。

如金家巷,居委会和居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具有示范性,经常有人前去“取经”;夜校有600人左右,分成10个班,每周一、三、五及二、四、六轮流上课;5个读报组中,有一个完全由40岁以上的居民组成;抗美援朝运动期间,4799人捐献4800万元,人均1万元以上。

如东七浦路,普遍推动家庭爱国公约,差不多家家订约、人人保证,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背得出公约内容;发现疑似反革命分子5名,其中4名经公安派出所查实逮捕;原来“赌博吵架是弄内小市民的日常功课”,“现在一变为读报识字代替了”。

1954年底,当时的里弄工作权威机构——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的里弄工作委员会(以下称“里弄工委”)办公室主任屠基远在《解放日报》上就里弄居委会工作做了总结并大加赞扬,称“居民委员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里弄妇女组织一起做了不少工作,不仅密切了政府和居民群众的联系,并日益广泛地吸引了居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各项民主改革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真是一幅保甲治下不曾有过的革命图景。

(本文节选自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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