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室原主任王树人认为，黑格尔并不只应被哲学界关注。事实上，他的很多观念和理论，比如异化、反思等，在中国传播甚广。
首次完全根据德语原著译出
人民社《黑格尔著作集》根据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黑格尔著作集》翻译，该版本通常被称为“理论著作版”或“理论版”。相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编辑的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理论版通常被认为是内容较为精炼的学术普及版本。
中国读者接触到的黑格尔著作，往往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由社科院西方哲学史室原主任、新中国黑格尔研究的“一代宗师”贺麟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而如今社科院也业已启动《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仍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而人民社《黑格尔著作集》，主编是94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副主编、社科院研究员张慎介绍，相比《黑格尔全集》的翻译是社科院的重点项目，张世英主要是依靠自己在黑格尔与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影响力，并根据自己对学者不同特点的了解分别委任，从而凝聚起的翻译班子。
首批出版的四卷黑格尔著作，包括北大哲学系教授先刚翻译的第三卷《精神现象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祖陶翻译的第十卷《精神哲学》、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燕宏远主持翻译的第十六、十七卷《宗教哲学讲演录》。此外，浙江大学德国中心副教授朱更生翻译的第二卷《耶拿时期著作》也已完稿，正在编校过程之中。
上述译本的最大特色，在于首次完全根据德语原著译出。如《精神现象学》此前国内仅有的商务版本，由贺麟与王玖兴合作完成，被拆分成上下两卷，分别在1962年和1979年出版。这个版本的意义自然不容抹杀，但在先刚看来，译文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除了语义的含混乃至错讹，尤其在行文中多了很多黑格尔原作中并不存在的字句。先刚认为，可能过多的参考了该书的英文、法文或俄文译本，反而造成与黑格尔原文的渐行渐远。
因此在2005年，先刚接受了重新翻译《精神现象学》的工作。初稿2011年完成，而后他又反复修改5遍，直到2013年定稿。在此过程中，他还特地邀请一些非专业人士阅读文稿，让人在中文文本的可读性上提出意见、进行润色，以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风格。“新版本的目标不仅是让黑格尔说‘中国话’，更重要的是让黑格尔说‘人话’。”
而88岁的杨祖陶与《精神哲学》的渊源更深。早在1962年，老师贺麟便让他翻译“格洛克纳本”的《精神哲学》，但因为后来的四清运动及“文革”而不断搁置，直到新世纪后才重新拾起，成了一个迟到40年的译本。应学长张世英之约，杨祖陶又根据理论著作版对于原来的译本进行改译，“逐字逐句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修改后的书稿在一定程度上称得上是一个新的重译本了。”
燕宏远则带领他的三个学生，历时7年，翻译完成了70万字的《宗教哲学讲演录》，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这是该书第一个完整的从德文译出的中文译本。年届七旬的燕宏远不仅亲自翻译其中章节，并且对全稿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校改多达6次。出版座谈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 图
“现在并不是黑格尔应该受到冷落的时候”
20世纪初，就有中国学者开始介绍黑格尔。而其大规模得到翻译与传播，是在共和国成立以后，黑格尔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一方面批判其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强调吸收其合理内核。在“文革”之中，黑格尔几乎是唯一可被研究的西方哲学家。“1949年以后，1976年以前，西方哲学最受重视的就是黑格尔，可以说是一花独放。”王树人说。
当年黑格尔之热，可以由王树人1950年代的考研经历管窥。当时他已经考上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但因为杨一之先生那一届没有招到学生，他作为党员，被反复动员改投杨先生门下。“贺先生研究黑格尔，而杨先生研究康德。”
1962年，商务印书馆即有推出黑格尔全集翻译的计划，由贺麟主持“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张世英、王树人等均为当时成员。但一直到“文革”结束，并未出翻译成果。张世英在会上回忆，当时商务给了8万块钱的活动经费，“在现在恐怕值百万了吧”。但他介绍，活动经费的主要功能，是“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去人民大会堂开一次会，在当时最好最贵的江苏饭店吃一顿饭。我记忆里吃了七八年，但一本书、一篇稿、一个字都没有交出来”。“从这个角度对比，工作的态度、社会风气，现在确实比那时进步多了。”张世英说。
“文革”结束后，哲学界由重视西方古典哲学转而注意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介绍与评论，黑格尔不仅关注度大不如前，且更多遭到批判。1981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国际级的康德研究专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均来赴会。但在这样高规格的会议上，李泽厚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个话很快起了作用，研究黑格尔的人数降下来了，研究康德的越来越多。”王树人说。
王树人认为，李泽厚的说法比较简单化，一方面，过去研究界确实对康德的重视度不够，应该加以重视，但另一方面，以前的“黑格尔热”，也并不能说明黑格尔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总是从概念出发，从马恩列怎么说出发，去发挥黑格尔怎么说。没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从文本出发，从一手材料出发，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吸收全世界专家研究黑格尔的成果来进行研究。”
王树人认为，研究黑格尔往往重视其辩证法，但忽略了其中“活的灵魂”。“今天看黑格尔的著作，眼光应该有所变化，黑格尔的立足点是讲人，他讲的历史，是人对自由的追求，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一个历史。从康德到黑格尔，古典哲学家的核心都是追求自由，这才是德国哲学的灵魂，而辩证法只是追求自由的手段之一。我们的思想还需要解放一下，才能重新评价黑格尔。”
张世英则感慨，在如今国学热火朝天、西学被边缘化的情况下，还能为《黑格尔著作集》召开出版座谈会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但他坚持认为，黑格尔并没有过时：“他的哲学体系之庞大，著述之宏富，思想内容之广博和深邃，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尽管他个人文笔之晦涩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哲学整体把握的难度，但只要我们耐心琢磨，他的世界必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和收获。”
赵敦华亦认为，黑格尔可以被视为中国哲学的转型出路，“黑格尔的哲学系统里，很多内容适用于中国哲学。”王树人更认为，黑格尔并不只应被哲学界关注，事实上，他的很多观念和理论，比如异化、反思等，在中国传播甚广，“我们很多认识世界的方法来自于黑格尔，现在并不是黑格尔应该受到冷落的时候。”
“以前研究西方哲学只能研究黑格尔，但我们没有好好研究。后来我们有研究的空间了，但我们不研究黑格尔了，它处在被遗忘的状态。这里并不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要现代哲学还是黑格尔的问题，不必沿着这些思路走，而是应该思考黑格尔能对中国哲学将来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张志伟总结。
首批出版的四卷黑格尔著作，包括第三卷《精神现象学》、第十卷《精神哲学》以及第十六、十七卷《宗教哲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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