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本文试图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1949到1978年之间)的史学史进行概括，反思早期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炼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进而探讨如何将中国的今昔整合到连贯性的叙事当中去。

　　* 本文的翻译得到张洪彬、刘树才、马华灵、宋宏、周凯诸位同仁的建议，专此鸣谢。错讹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不仅有意识地将自身塑造成一个打破过去痛苦与羞辱的新形象，而且与以往不同，新政权的政策志在实现深层的社会转型。政府开始实行宏伟的计划，试图重构产业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婚姻制度、工作组织与日常生活，重建对个人、集体与国家的理解。可以说，新中国首先就是“新”：新时期的“新中国”。通过消除过去的苦难，创造新文化、新社会、新阶级，甚至新的少数民族，中国得以重建。新纪元已经开启，新的国际同盟已经形成，新的社会实践得到鼓励，对各种新事物的热情获得政府谨慎地支持。1949年以后，许多事情与计划皆围绕重建展开。

　　然而，四十年后，到1970年代末，重建的希望似乎已经破灭。文化大革命揭示，在一片喧嚣、内乱、迷惑、分离与破坏当中，创建新中国的努力已然戏剧性地结束。1978年，中国发生彻底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一党统治下的对外开放和市场自由化之路。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成为这样一部历史：充斥着理想与背叛，新开始与硬着陆，实验与失败，建设、破坏、再重建。现今它虽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却不否定社会主义体系。新政权的野心与信心受困于其正当性(legitimacy)危机，使之频繁地采用新模式。然而，新政权的手段仅是以暴力与痛苦的方式抛弃旧模式，代之以更新的模式。这导致领导层的权力斗争、频繁的政策变革与制度性危机等后果。

　　西方学者发现，对1949年以后的历史，很难做出前后一致的叙述，更不用说前后相符的解释了。这可以部分地说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成两段的做法：前期是“极端”的毛泽东时代，后期是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直缺乏一个有连贯性、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因为它与西方(包括苏联)历史经验的共同假设和模式彼此冲突。在西方学者的历史著作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很多形象：下一个超级大国、最后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世界最大经济体、恐怖的威胁与竞争者、不合时宜的存在。所有这些形象，全都同时存在。

　　本文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史，特别是1949至1978年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一个概括，并探讨如何将中国的今昔整合到连贯性的叙事当中去。回顾过去三十年的研究，不仅会帮助我们寻找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会帮助我们在研究中重新定位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本文将重点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十分重要的几个问题：极权主义、跨国流动、暴力和社会嵌入。

　　一　研究现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著非常多，但是可以将众多论著中的历史编史学方法简化为三种最有力、且彼此竞争的叙事方式{1}。

　　第一种叙事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历史叙事已纳入到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官方信条之中：英勇的工人和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罪恶政权，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人们在其中不仅享受丰裕的物质，而且享有最完美的民主——和谐、自我管理、没有人压迫人;同时，共产主义还是一个理性的制度，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这一历史叙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

　　另外还有两种变通的、批判性的叙事。第一种可被称作“现代化”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在这个叙事里，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英勇的解放者，不如说是理性的、有技术头脑的现代化推进者，他们致力于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尽管在早期阶段(中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内外的阻力，以及大量必需的经济社会改革)，中共无疑采取了令人遗憾的暴力手段，但是它最终放弃了极端镇压的措施。学者开始回到1950年代，研究和探索当时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争论和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西方学者同流亡香港、台湾、北美以及欧洲等地的人一起工作，研究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他们对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愈来愈感兴趣，这也伴随着对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的“再发现”。不仅是历史学家，还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比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鲁夫(Gregory A. Ruf)、伽瑟瑞(Doug Guthrie)、阎云翔、杨美惠等人的著作，已经广泛地涉及宗族、宗族世仇的延续或复苏、关系网络以及其他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行为类型{2}。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个更微妙的图像，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画成一个动态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得不就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达成妥协。

　　这个历史叙事方法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年代的路径，这一时期开始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务实的领导班子为重建、巩固和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领导阶层决心创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中国的故事，而镇压、暴力和恐怖变得无足轻重。美国政治学家裴宜理坚持认为，独裁的毛泽东时代已经为以后的中国打下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她看来，毛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是否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评判：从1950到1970年代，在毛的革命理念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投入基础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如果没有这些，很难想象中国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一系列群众运动来实施){3}。在英国任教的比较政治学学者林春在其《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一书中采取了类似的解释路径，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化推进者，以赶超西方为目标{4}。

　　第二种解释也许可被称为“压迫性”叙事(“repression” narrative)，这一叙事在共产主义的激烈批评者中间很流行。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充满极端暴力和持续性压迫的恐怖故事，无助的大多数遭受少数专制者的持续压迫。在这个“压迫性”叙事之中，人们对占社会一小部分的党员群体的性质存在不同看法。以著名的德裔马克思主义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实质上是非意识形态的革命专家，只是在现代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试图重建东方专制主义{5}。因此，毛在党内对反对派的迫害，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的所作所为，而只是一个新皇帝的行为。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中共领导人的确真诚地受到马列思想的驱使。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条件” 以及毛泽东对“纯粹的农民大众基础”{6}的倚赖，中共创造性地改造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合中国国情。中共试图通过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极权主义统治。对任何拒绝服从的人进行暴力镇压，是这一乌托邦思想的必然结果。

　　在以上两种“压迫性”叙事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被描画成一个全能性政府组织，迫使公民接受和服从新秩序{7}。极权主义理论在研究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学者之间甚为流行。大体而言，这一理论表明极权主义政权，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共享某些特性，采用类似的制度和组织构架。同时，西方研究也着重强调那些自称受共产党迫害的一大批人。在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tter)和英籍中国学者张戎的书中，毛泽东被刻画成一个铁腕统治国家的“疯子”或“魔鬼”。“解放”被描述成破坏社会、摧残生命的悲剧{8}。在大跃进期间，毛及其政党由于教条主义与自私愚蠢，忽视饥荒将引发大的灾难。冯客详细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遭遇的苦难、死亡和为生存所做的斗争。他这样表述：“毛主义统治的最初十年是二十世纪历史中最为暴虐的统治之一，它将至少500万人民早早送进了坟墓，给无数人带来苦难。”{9}

　　然而，历史学家常常对极权主义理论的功过存在不同看法，大部分历史学家对将极权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并不热衷。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极权主义模式——鼓吹一元论、有效政府、教条且改造思想的意识形态——过于机械，无法描述社会现实，更不用说解释这些制度的社会现实了。由于极权主义背后的概念和思想，即使不具有意识形态性，也是具有针对性，历史学家开始将这些视为冷战思维的显而易见的产物。

　　二　超越极权主义

　　在笔者看来，上述各种叙事都忽略了中国的国家结构与历史的复杂性。要重新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势必要超越极权主义的简化式运用。然而，轻易地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压迫与暴力的维度，也将毫无裨益。我们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剖析中国往往陷于极端暴力的原因，另一方面解释中国国家结构与政治制度的复杂性，理解其何以允许中国高效地进入现代化。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种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准确而符合实际的叙述。在许多实证工作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真权重这些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为此，我们最好重新思考“极权主义”的概念，提升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有理由说，研究中国的中外历史学家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概念的思想深度。两位重要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思想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国际中国研究界很少被提及。然而，这些理论对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取向仍有不小的借鉴意义。这将有助于我们处理日益丰富的材料，也会促成更多关于理解政权性质的讨论。坦白来讲，在这一问题上目前的研究乏善可陈。

　　阿伦特的理论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她将极权主义描述为一种持久流变、矛盾的政治体制，并力求恪守当初将运动带向胜利的乌托邦式的许诺。与此同时，它建立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并向其提供基本的商品与服务。她写道：“极权主义统治者面临双重任务，他显得矛盾而荒诞，即一方面他必须建立极权运动所想象的世界，使之成为切身体验的日常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他必须防止这个新的世界产生一种新的稳定，……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新的生活常规化。”{10}对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政权根本上是“无结构的” (structureless)，它忽视物质利益，否认盈利动机，追求非功利主义的目标{11}。阿伦特提供了一种对极权主义的复杂理解：依靠内在不稳定性和这些政权对于(自视的)合法性的缺失。

　　对施密特来说，本质而言，每一种专政都代表了“例外状态”(a state of exception)。在回顾欧洲专政统治的历史后，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专政。一种是“委托专政”(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是在危机与威胁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宪法秩序而实行的紧急状态。它只是暂时性搁置常规法，以道德权利或

　　宪法规定为依据。在此情况下，紧急状态是有限制的，其实行要以法律为基础。相反，另一种是“主权专政”(sovereign dictatorship)，它是动员民众反对现存秩序的结果。其目的不在于“挽救宪法”，而在于创造新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以代替既有秩序{12}。对施密特而言，专政不只是独裁或暴政的形式，而是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的方式。此目标或为捍卫现存秩序，或为创造新秩序{13}。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属于主权专政的范畴，因为它致力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

　　尽管阿伦特和施密特区别明显，但他们都可为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理论化提供丰富的新方法。其起点就是正当性的缺乏，这也许是重新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关键。依据美国管理学者萨奇曼(Mark C. Suchman)的定义，正当性可理解为：“它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观念或假设，处于某种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解释系统之内，主体行为是可取、合适和恰当的。”{14}正当性不是特定事件，而是需要“概念化”。同时，正当性不是财产或资源，而是反映一种情况，即主体建立在相关条例、法律、规范性之上或者符合文化结构。它是一种象征性价值，通过规范性来认可实践的必要性，从而证明行动主体的合法性。

　　中共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得力于国民党势力的迅速溃败以及苏联的援助。它以暴力获得胜利。尽管一部分人对中共持同情态度，然而在新中国建立的前期，中共尚未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与信任。从那时起，多数报导表明，大多数人对中共的关注仅止于好奇{15}。由于缺乏多数人的支持，斯大林和苏联顾问一直敦促中共与所谓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既有的政治构架和机构中完成工作{16}。

　　一开始，中共确实拿不准社会的支持度。1949年后，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仍然要继续面临这一危险和挑战。中共认识到自身缺乏正当性，为了稳固统治，必须诉诸暴力和压迫。冷战冲突及其后的中苏矛盾制造了更多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加了中共的危机感。因此，新政府需要严格控制社会，持续动员人民支持政府;同时，它也感到巨大压力，需要证明自身目标是献身于人民的福祉。

　　阿伦特和施密特理论的基本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无结构的”政府之下，宣扬既有威胁一方面客观反映了现实并暴露制度结构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威胁”在政治上成为立宪的依据。对内、对外捍卫革命的需要，名正言顺地成为必须停止常规发展的借口。“革命斗争”沦为“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的代名词。新政权看到自己始终遭受包围或身处战争之中，忧虑自己的统治缺乏广泛性接受，这使得安全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这一想法导致国家重新思考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并将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如此一来，程序与法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在这种新的局面之下，威胁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社会机体之要素，从而创造出新形式的政治个体。这种情况允许中共采取独裁统治，“例外状态”演变成一个持久的“政府形态”，反复再现。实际上，群众运动是暂时性紧急状态的宣言。当然，紧急状态并不完全是一种假象或隐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近200万的武装力量在中共控制之外，其中有60万国民党后卫部队。1949年，中国被划分为六个军区，直到1954年，国家实质上一直处于军事控制之下。中共的统治面临诸多挑战，也疲于应付各种来自于内外的安全威胁。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的影响随处可见：抗战和内战迫使数千万难民背井离乡，横跨全国，涌进城市{17}。

　　武装冲突毁坏了中国大城市，摧毁了乡村，破坏了经济。连年战乱，加上统治者和行政机构的频繁变更，致使社会政治秩序崩溃。许多乡镇被罪犯、武装土匪、复员军人和地方强人操控。乡村经济遭受破坏，粮食供应不足，通货膨胀削弱城市经济。在此情况下，从一开始，“非常模式”就成为治理中国的必要模式。

　　因此，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心中都占据着“例外状态”的思想。重读1950年代以来的政策文件，这一点十分清楚。毛泽东谈及人民公敌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至高无上的主权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一方面，领导人主张为了具有吸引力，政府的监管机关必须以法律特别是宪法为基础，而非法律之上的个人专断;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需要使用“非常权力”来搁置法律。政府需要诉诸不受监管的暴力，来对付敌人和叛徒。

　　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其仍然面临的问题。脆弱、苦难与安全考量的深层影响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体，形塑了中国的历史轨道，也塑造了一个制度结构化相对较低的社会。

　　这些发现也能够在跨国流动、暴力、治理与社会嵌入等领域，得到进一步证实。

　　三　全球联系与交错

　　不少学者将中华民国看成是中国的国际化时期，并称之为“开放时代”{18}。期间，全球性流动与转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多样性。这一叙事亦暗示，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融入世界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事实上，大部分著作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这一见解。

　　然而，这场战争并未终结中国的国际化，只是转换了方式，并在1949年后产生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中期的战争留下最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边疆不稳定，致使中国人充满对中国领土控制力被削弱的恐惧。在政治领导人和普通人的眼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被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包围，它依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国家。中国的安全考量有四个方面：国内、近邻、周边区域系统和亚洲外的世界。

　　正因为二战是全球性的，欧亚的交战双方发现很难在内政、外交政策与军事策略之间，维持传统性的分离。以中国为例，在战争期间，国内政策与外交事宜迅速关联，改变了政治主体的组成。国民党与中共为了生存，皆依靠国外的援助，这导致中国在做决定时外人的干预不断增强{19}。这种现象继续贯穿于整个内战时期，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现代，就像移民与流行病一样，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潮流及其影响，而中国可能成为“最被渗透的大国，无数的外国势力往往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有害于自身的生存，从而试图影响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演变”{20}。因此对于中国来说，

　　境外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常常对中国政治产生直接影响。事实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内外因素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内政与外政密不可分。

　　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绝非巧合：在朝鲜半岛同美国作战与进行内部阶级斗争，这两项决定几乎是同时做出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还导致经济政策的调整，国家对农村资源需求的增长是1950年底开始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1950年11月22日，毛向中共地方支部发出电报，称：“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21}这个例子表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抗国际冷战中的内部敌人及国际冲突紧密相连。

　　在冷战期间，发生在中国以外的事件影响着中国内政，这一现象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1950年代末，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日益悲观，他愈加确信苏联的建议与影响是其本人的政策在中国遇阻的罪魁祸首。1956年春秋，波兰与匈牙利发生民众暴动，似乎证明了毛对“去斯大林化”的负面评价。东欧危机表明毛对反抗集体化、抵制官僚主义与党的文化控制日益谨慎。中国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如此紧密，因此毛充分意识到东欧暴动与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去斯大林化”在中国可能引起的后果。毛通过发动大跃进重启革命的决定，与苏联联盟的瓦解直接相关。中苏关系的变化很可能是毛国内政策激进化的首要原因。这正如高文谦在一部周恩来的传记中所说，相较于对革命纯粹性的关心，文化大革命更多源于“(毛的)偏执，这种偏执的诱因，一方面是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毛担心这预示着他革命遗产的未来命运。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未来的担忧”{22}。苏联的“去斯大林化”、东欧暴动、中国与苏联日益增多的分歧，仅此几例，皆在中国社会荡起涟漪，导致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大幅波动。

　　经济领域亦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目标从来不是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到1949年底，社会主义阵营从柏林延伸到广东，涵盖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是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与苏联建立兄弟合作，加快推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23}中国与

　　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建立合作关系，成为这个更大网络的一员。斯大林称“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彼此遭遇”{24}，中国是其中活跃的成员之一。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1949年之后人们以及思想观念的国家界限是如此可渗透和模糊。这一现象不仅指向相互渗透，而且首先指向一种共享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这需要得到进一步讨论。

　　然而，侧重于具体的转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仍然颇为欠缺。当然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已有不少研究，但从实证角度而言，则相对缺乏。需要指出的是，对符号、具体实践与行动、行为方式一系列传播过程，往往以模仿的形式再现。从城市规划到农业改革，从高等教育到劳教所，从民族政策到经济模式，从宣传机制到情报工作，中国这个新国家都模仿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经验。这些转移塑造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也反过来影响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民族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中，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联系引发了知识与技术最大规模的、最系统性的转移。因此，“联盟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成员国”{25}。

　　问题是，变迁、重迭的历史在以往研究中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要想超越现存主流叙事，下一步不仅需要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及其决策，而且要探索互动的过程与想象的交换，并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政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其影响，都离不开它们互相交织的历史。

　　四　暴力动力学

　　国家暴力和恐怖常被解读为极权主义统治的基本要素。此外，劳教所和以大量人口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两种现象被看作是国家暴力的展示，它清楚地传达出毛泽东政权醉心于暴力与屠杀。公开的档案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暴力证据。的确，这都是必要的工作，国家历史不能也不应该逃避。但更重要的是，“暴力”的概念捕捉到什么?我们能从暴力历史化中获得什么?

　　当然，一个完整的暴力与恐怖的历史不仅包含革命，也包含战争。很难讲1949年是一个将战争、暴力与重建和纯粹的意识形态彻底分离开来的崭新开始。革命的胜利是三十多年战争、暴力与革命的高潮。冷战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受到二战暴力的深刻影响，就像欧洲国家在1945年后，仍深受捍卫领土战争和外敌入侵经历的影响{26}。

　　从1920到1960年代，发生在中国本土或边境的各种战争都是“总体战”的表现。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术语，我们需要将“总体战”置于生死斗争的背景下来理解。群众暴力的问题也必须放在“总体战”的历史中来解读。在社会政治清洗运动的背景下，紧要的问题涉及到镇压甚至清洗“人民公敌”与“汉奸”。然而，更一般性的问题则涉及到战争的性质。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多需要超越军事冲突与政治。许多彼此对立的派别(日本、中共、国民党、苏联和美国)被卷入到中国的战争事务当中，他们彼此纠缠在一起。可以说，诸派别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习得另一方的一些特点;但是在确认这些特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笔者将建议采取一种更复杂和交缠的方法，使简单化的比较法和对主导因素的追寻让位给一种互动的研究方法。在其中，敌对双方制造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式的交流，从而创造出一种超越胜负的暴力文化。

　　总的来说，排斥异己与“例外状态”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过程使得国家名正言顺地调动群众对抗、监管公敌，以维持社会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通过镇压内部敌人，以捍卫公民社会。忠诚或背叛的问题开始压倒对透明度、问责制和正义的关注，这开启了过度暴力的大门，并由国家执行和通过。斗争的话语体系导致剥夺选举权，甚至迫害和拘禁;它最后也可以证明，清除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挽回或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人是正当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用捍卫的观念赋予一种消灭异己的道德正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暴力具有明显的多因果性和多维度性，这使得扩宽调查范围十分必要。现在，争论的重点不是暴力的部署或受害者数目，而是政府实施、社会参与的暴力的性质与目的。这无疑需要适当的语境化和历史化，也要避免简单化的印象，即暴力来自于专制独裁统治。面对这些议题，有两方面值得探究：一是暴力的社会嵌入;二是管理一个多民族帝国的意识形态要务。这一重要的命题可称为：多数由政府发动的暴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这不仅提出社会暴力的性质问题，而且提出暴力的习性以及暴力为何在中国社会蔓延的问题。

　　至此，我们仍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正如阿伦特所暗示的，转向武力镇压是政权自身权力软弱的反映么?恐怖——或至少某种恐怖——获得普遍支持，是政权的自我辩护么?是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么?政权能指望民众参与么?暴力存在支配类型么?

　　五　创造新中国

　　正如上文所言，尽管极权主义模式压倒性地关注国家、政权和制度，但是对社会的研究早就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目前，有些研究正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开始意识到国家在何处以及如何被生产、维护、内在化，并扩大到包含前文提到的社会中的社会群体?

　　以中东政治研究为基础而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政治学家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称此为“国家效应”(state effect)，即一个追求积极干预且力求推进变革的政府，想要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效应，所需要做的很多事情{27}。我们必须意识到，传统上我们将国家和社会二分，实际上它们的界限是模糊的、可转移的并不断重塑的。我们必须追寻如下二者的差异，即一方面是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更分散的国家在场、国家意识和以国家规范来改造思想的自我改造。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国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和各种使国家看起来正常的日常劳动和实践。1950年代期间，“国家”将自己嵌入社会，不再是外部的、边缘性的存在。相反，国家和政党经常通过提拔女性领导人、寻找积极份子和劳动模范，努力融入到左邻右舍的生活当中去。

　　以往研究和当前研究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严守基本的阶级分类，如工人、农民、地主、资产阶级等，而后者更为关注社会阶层化所产生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它们。当然，“阶级划分”仅是其中一个维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通过民族分类(族性、人种或其他方式)而产生新的中国人意识甚至更重要。中国民族识别史研究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十分敏锐地洞察到，暴力嵌入民族归属分类，就像嵌入松散的政权意识形态基础一样，它们由上层推动，又从下层再生{28}。这一发现暂时表明这些归属分类具有跨民族的特质。然而，阶级终究是一个普遍性的分类，但民族不是。应该强调的是，在战争期间得以重建的“国家效应”，创造了战后独特的国家认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与牺牲不仅最终归于认同，而且阶级的普世理念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消失了。

　　因此，我们必须与早期研究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的著作保持距离，充分地探索政府在中国的社会建设、社会与个人建构中留下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记，因为划分归属会变形为自我界定与身份认定。阶级和民族归属不仅存在，而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十分有效的作用。我们还未完全明白，划分归属的工程如何进行，它表达了社会与个人的何种需求与欲望，它对个人认同的自我形塑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个过程在何时发生。最后，我们不知道怎样评估“例外状态”下的特殊需求：缺乏、定量配给和困难等情况;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民本质上不倾向于卷入任何事，更遑论自我改造这么艰巨的任务。似乎很明显的是，不只有政权行为，社会团体也凭自己的力量成为参与者，参与诸多实践，如社会化战略等。我们需要在彻底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遗产前，弄清楚这些情况。在此种历史的地平线上，

　　我们还可发现，正如地方或特殊的掌权者，这些社会活动家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部分地由幻想和憧憬组成，部分地是跨民族实践的产物。

　　多项研究证明，这一政权打算创造新的集体性主体，一个完全现代的、狭隘的和自我塑造的人格。它们指出，这种对主体的想象以及对这种人格的培养，具有悠久的传统。它的典型方式就是真实的人经历惊人的经验后，转变为“新人”{29}。自我转化的方式多有不同，然而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些方面是根植于人民的生活当中的。值得注意的是，规训是这一工程的中心，它特别暗示了阶级归属、归属感的创造和自我转化以一个生动的方式交织在一起{30}。

　　有证据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纽带断裂了，或者在最低程度上暗示(战争、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等)这种情况的发生{31};但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家族和友谊的纽带实际上是加强了，业缘纽带亦如此{32}。所有这些都显示社会的反作用力不能被低估。然而，我们尚未能完全理解这一功能或推力的性质，它们使某些人对国家具有归属感，另一些则与国家疏离。

　　六　结论

　　本文尝试根据时期划分和不同叙事，来重新思考革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期主流叙事的碎片仍主导着各种著作，但是最近的研究削弱了这类普遍化叙事，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视为丰富多样和复杂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疑问继承了前政权的艰难局势：遭受轰炸的城池、溃塌的堤坝、渴望土地的农民、全国性的难民潮，以及对国外救济的依赖。在不同程度上，它必须耗费大量精力，通过高压和说服的方式，进行再教育、重建或消灭既存的资本世界和外部世界。资本家、基督徒、佛教徒、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和其他价值与信念的信徒，他们的成功改造似乎可以使他们长久与党和国家保持距离。同时，苏联取代西方，成为现代化进步的最佳模式。妇女解放、儿童保育、地方选举都事关重要。为了建设新中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和成功)，国家需要投入大量文化资本和政治能量。新中国将自己嵌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除了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生产之外，人们仍然还有旧的记忆与

　　理想，或制度化或分散化，或公开或转入地下，来坚持主体地位，逃避党的指令。“旧世界”继续碎片化地存在，“新世界”艰难地诞生。回顾过去，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它要求治理技术在全社会中的渗透性运用，如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其后，尽管权力增长、国家范围扩大，中共仍必须与现存的那个中国斗争。

　　总之，在恐惧、不确定和焦虑的状况下，党通过诉诸国家“例外状态”，来加强自身的实力，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以“例外状态”为基础的重要决策，都是在焦虑和脆弱的状态下做出的。“例外状态”是革命独裁的“无结构”的隐喻，它包含了各种紧急情况，并强调国家最典型的特性就是可以超越宪法的严格限制。用法国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话来说：“政治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含糊、不确定，法律和政治的边界相互交织。”{33}

　　邓军 译　何妍、范鑫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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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2015年6月号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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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凯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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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明　飘扬的景观：康巴藏区经幡考察

　　书评

　　段　炼　“何必旧”与“何必新”--评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何志明　冷战格局操控下的地区命运--评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于　民　西方宪政生长的史学追寻--评顾銮斋主编《西方宪政史》

　　黄　勇　“记忆写作”与知青写作新路向--评徐小棣《颠倒岁月》

　　三边互动

　　编后语

　　注释

　　1　David Priestland, 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9).

　　2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regory A. Ruf, Cadres and Kin: 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 China, 1921-199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oug (Douglas) Guthri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Firms: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dustrial Shangha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译者注：该博士论文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作者在此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就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 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译者注：此书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05年列文森最佳图书奖〕; Mayfair Mei-hui Yang,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1-22.

　　4　Chun Li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Karl A. Wittfogel, “Part 1: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January-March 1960): 72-86.

　　6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April-June 1960): 35-42.

　　7、32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Introdution”,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6.

　　8　Frank Dik?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Knopf, 2005); Gregor Benton and Chun Li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9　Frank Dik?tter, preface to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xiii.

　　10、1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1), 391; 419.

　　12　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Von Den Anf?ngen Des Modernen Souver?nit?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8).

　　13　Carl Schmitt, Political Romanticism, trans. Guy Oak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14　Mark C. 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no. 3 (1995): 574.

　　15、31　Frank Dik?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23; 1-400.

　　16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356-58.

　　17　有1,400万到2,000万的中国人先死于抗日战争，继而死于内战;有8,000万到1亿的人成为难民。

　　18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Frank Dik?tter,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9　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0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42.

　　21　毛泽东：〈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报告的批语〉(1950年11月22日)，《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页48。

　　22　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91.

　　23　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8 (December 2006): 875.

　　24　Joseph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2), 30.

　　25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429.

　　26　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27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译者注：这句关于“国家效应”的解释是妇女史研究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对米切尔提出的“国家效应”一词的概括。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独立实体，米切尔反对这一立场。他认为国家与社会彼此嵌入，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而造成“国家/社会”分野这一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一系列行为让人产生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感觉。参见Timothy Mitchell,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State/Culture: The 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ed. George Steinme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76-97。〕

　　28　Thomas S.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9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30　Michael Dutton, 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 A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