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补充材料就采用年表形式，看看在莫斯科的杠杆作用下，二战之前远东战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下，国共双方到底有没有和谈的动机与行动。

略述大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1937年中苏（莫斯科与南京）一直在进行中苏对日备战谈判。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制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代表团主要成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浩（林彪的堂兄，原名林育英）贡献不小。这个文件对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府的绥靖作为以及张学良本人提出了严厉谴责。

1935年11月：张浩回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八一宣言”及有关指示。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主持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工作。在陈指示下，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触；同期还与中共长江局张子华接触；宋子文也通过宋庆龄派出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接通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南京政府还指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会见王明。自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开始初步接触。潘汉年是延安、莫斯科和南京之间最这样的联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担负重要任务。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汉年交代新的任务：一、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问题。二、寻找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双方都表示了抗日合作的愿望，但在军队统一指挥等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例如蒋要求红军接受整编后只保留三千人建制）。为使两党能在国内进行联系继续谈判，１月２３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邓将他同王、潘等人的谈话写成详细报告，派人专程送南京蒋介石亲阅，供决策参考。

1936年2月：潘、邓再次在莫斯科会面。

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1936年5月和6月：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潘、冯会面恢复了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中断已久的联系。

1936年7月：潘汉年在香港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潘随张赴南京。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与曾养甫会谈，潘向曾转达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政治犯；三、军队联合抗日。曾表示将这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

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

1936年8月：8月8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将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转致中央。潘汉年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潘还向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说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办法及密码，完成了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任务。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中有重要意义。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

在西安潘汉年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将军，向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

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

1936年9月：９月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乃此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

1936年10月：１０月２日潘到西安。４日、６日张学良两次与潘、叶见面。潘向张传达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潘汉年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会见宋庆龄，又会见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转交了毛主席的信并传达中共中央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毛泽东的来函和潘转达的信息，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及救国会诸领导人的密切合作。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

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1936年11月：

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

陈立夫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

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

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

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代表蒋与周解决商谈好的问题；蒋返南京后，周可直接与他谈判。２５日下午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在西安机场临行时，蒋对张、杨重申六项诺言。

1937年2月起：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