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34-1936年底

今天史海大争论的焦点是：蒋是否有动力或动机与中共和谈？蒋为什么同时有和日本周旋议和？本人有兴趣梳理一下。

1935年秋冬是多事之秋，埋下以后影响到抗战战局的几件战略性大事。红朝笑笑生都没有写，更没有试图纵横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很遗憾，会让作品失去一些特出的光彩。

在国府这边，1932-1937年一直在跟苏联谈判对日备战协议，1935-1937是陈立夫这样一时之选的人物负责的。

中共与苏共这边，林彪之族兄张浩（林育英）本来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东北被捕入狱出狱前后正好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出狱不久到苏联学习、治病并担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4年他参与起草的共产国际《八一宣言》实际上是与中苏政府间备战协议草案是一致的，由张浩这样的满洲通来参与制定，也可以说在诸种大不幸中老天留给中共和中国的一个大幸运。

1935年秋从瑞金苏区走来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与先到达陕北的鄂豫皖根据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先整编，然后再与刘志丹部的陕北红军一起改编成为红一方面军，11月瓦窑堡会议时候张浩就从苏联回国出席把《八一宣言》（其中对于九一八事变和张学良的指责应该出自张浩手笔；天意啊，十二年后正是张浩那威名赫赫的堂弟一举成为新的红色东北虎东北王）精神传达了，据说她是把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报告全部记在脑中，以免路途泄密。

这个时候张学良刚刚担任西北剿总司令，其部还在延安周边围剿红军，但他本人已经到上海跟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杜重远见面密会了。回来后与中共和苏共秘密党员杨虎城夫妇开始交心并作出相应的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备战机动，此后一年内先后接触了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刘鼎和周恩来以及苏共人士（又说张没有被批准为中共党员，但是被共产国际批准了，宋庆龄知道这个关系），至此，“西安事变”只欠东风了。

中苏政府对日备战谈判、共产国际七大及《八一宣言》、红一方面军整编、瓦窑堡会议、上海密会（张学良彻底改弦更张的一次会面，应该不止会见了杜重远和胡愈之等，应该还接触过苏共方面在华的关键人物）、洛川密会等居然都神奇地在这一年内循序发生了。

“西安事变”只不过是一个到了预产期的婴儿。《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与后来红军对日作战从零星战役（如诺门罕）到1941年4《苏日中立条约》再到德黑兰与雅尔塔会议后1945年“八月风暴行动”这一系列曲折变化是什么关系都值得玩味。

莫斯科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考虑，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以后，1934年就加紧了与国民政府（蒋）的中苏对日备战谈判（蒋方代表是党务一号人物陈立夫），并且通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以及驻跸共产国际代表、前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浩参与制定的“八一宣言”开始，从原先的推动世界革命高潮急转弯为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国际甚至直接开始跟非蒋嫡系部队高级将领接触，发展苏共秘密党员。

这个时候也只有苏共能做通长征路上牺牲了十万红军，与蒋新仇尤烈的中共的工作，促进国共两党都能分别履行“八一宣言”与中苏对日备战初步协议草案（等于是一种内容两个文本表述）逐步形成合作局面。莫斯科一只手在上海和西安是通过杜重远、宋庆龄、胡愈之、杨虎城等拨动了张汉卿的心弦，另外一只手又拨动了延安的毛泽东、李克农、周恩来、刘鼎等的心弦，促进中共放下新仇旧恨，先坐到与张汉卿（副总司令）的和谈谈判桌上。

蒋不是没有感受到莫斯科这种压力，但是他继承了北洋以来历届政府习惯在红白两个帝国主义之间搞平衡，弱国求生的传统，同时与日本和谈也是合乎此政治传统行为逻辑的。

“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者张浩就促进了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和解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及驰援陷入绝境的西路军。

“西安事变”实际就是苏共秘密党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首鼠两端、对日本最后一点幻想，再度联共联俄准备打仗。

之前，蒋虽然没有跟中共和谈，但一直派出陈立夫在直接跟莫斯科谈。

1932-1937之间蒋一直在跟苏联陆续作中日备战谈判，1934-1937年是关键的，尤其共产国际《八一宣言》出台以后，基本中苏对日备战谈判协议的框架已经浮出。

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为，1935年秋前后，蒋一边令张在西北剿共，一边没有放弃，而是让主管中央党务的陈立夫与苏联继续战备日本的谈判。那么张浩带回来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有没有共产国际拟做中共工作，调停中共与蒋及国府战和关系的关键部分呢，这个不难，应该查资料就能查到，也基本就能回答蒋当时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直接跟中共和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