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先生近年来一直在从事顾准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这项研究(《逆境中探索和苦难中悟道--顾准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思想》)付诸出版之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学者，有机会同张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场席明纳（seminar）研讨。张曙光对顾准在政治哲学上的理论贡献，概括了以下数点：
一、关于民主政制和专制政制。顾准借助对希腊海上文明和大陆国家会出现不同政制的分析，解释了人类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二、关于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顾准分析了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的发展和变迁。这为破除人们对于政治人物的迷信提供了有利的武器。三、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顾准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强调雇佣劳动，而顾准强调法权体系和合理经营。四、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认为科学精神与民主是相一致的。中国的思想史中更多的是道德训条，很难产生科学和民主。同时，他对历史目的论持批判态度，主张进步历史观。五、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顾准对于绝对真理论和唯理主义持批判态度。
首先须要肯定的是，张曙光的阐述有着重要的价值--对顾准这位没有系统著述的思想者，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思想梳理。这是一项并不轻松、须大量精力倾注的工作。然而，我的追问不在于张先生对顾准思想的阐述是否准确和全面，而首先是：为什么是顾准？
著名的“劳特里奇批判思想家”（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丛书里，每一本首章均为“为什么是XX？”（比方说"Why Foucault?""Why Lacan?"）。换言之，丛书的每位作者，在介绍某思想家之前，都必须先要告诉读者：为什么在当下来谈论该思想家？
这个做法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一个思想被接受与否，不仅和思想文本（text）本身相关联，而且也同其所处的历史语境（context）紧密相关，就如浪漫主义（romanticism）能够在十九世纪成为支配性的思想浪潮，而在前两个世纪则不可能；又如晚近二十年来红得发紫的思想家齐泽克，之所以能成功地从东欧第三世界小国杀入主流学术界，同他第一本在英语著作出版于1989年这个特殊时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回到顾准。熟悉晚近二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动态的人们都应会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曾经有过一个“顾准热”，当时包括《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等关于顾准的一批书籍都非常热销。而今天的思想界，和十多年前对比起来，有着怎样的不同呢？惟有先正面处理这个问题，才可能去把握，顾准思想在当下会遇到如何的对待。
在我看来，这个思想氛围上的不同，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面向上：
首先是思想话语之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发生了显着变迁。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思想写作的专业化或者说“专学化”趋势一路高歌猛进，尤其是古典学（特别是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成为显学后，思想写作的有效性逐渐依赖于大量的学术术语和“黑话”（jargons）来进行支撑。一方面，这一趋势使得思想写作趋于严谨细密、注重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刘擎先生所说的“黑话公社”的泛滥，“晦涩艰深”、“佶屈聱牙”的文体逐渐转变为唯一有效的思想“言说”。
而顾准的写作方式，却恰恰既非条理细密、体系整全，也不引经据典，富含学术术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样的话语在今天的思想界，还能否有效地吸引到读者？我特地去问过身边不少年轻的学界朋友，了解他们关于顾准著作的看法。而得到的反馈，却是惊人地一边倒--“不堪卒读”、“过于浅薄”、“如白开水般无味”……
第二个面向是，思想话语的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九十年代中后期，按照许纪霖先生的观察，“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顾准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到兴起，并成为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话语的一部分。然而时至今天，支配性的思想氛围已转换成为国家主义--四溢、充盈于当下学界的，是各种“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的叙事……而顾准的思想路向，则显然同今日的思想氛围完全格格不入。
要在一个同当下思想氛围格格不入的环境下进行言说，这就涉及到拉克劳所说的话语领导权斗争的问题。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在一个“时尚的流行坐标”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去争夺在学术市场中的份额。
然而在今日学术市场中，关于顾准思想的话语之受众会是谁？或者说：在专学导向和国家主义的两个面向冲击下，顾准思想怎样被接受？此乃从“客体性”角度来提问题，而从“主体性”角度来提的话，问题于是就是：今天，如何来谈顾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必须被今天的顾准研究者所严肃正视的问题。
我们看到，张曙光对顾准思想的阐释，已经是在想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比方说，他特地采用“政治哲学”这个词，来“定位”顾准的写作。根据刘擎最近的一个关于当代思想史的经验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后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左右的时间，政治哲学一直是‘沉寂’的，学术界很少有人使用‘政治哲学’这一术语，几乎没有自觉地以政治哲学的视野来处理和研究问题；而这个沉寂的状况在2000年左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以，从对顾准思想的这个“定位”上就已经看出，张曙光正努力使顾准思想接上当下主流学术的最新话语潮流。然而问题在于，当年顾准本人的非系统性的写作，在今天的学术有效性标准下，始终是十分“不学术”的。
进而言之，顾准的写作里面，也似乎没有提供出一套强有力的规范性方案，来回应今天思想界的核心问题。熟悉中国思想动态的朋友都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一个所谓的“现代性的问题”。而在这十年间，古典派（施特劳斯派、“制度儒学”派等）、国家主义、“新左派”，在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个议题上，形成了一个“态度的同一性”。而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态度上，顾准的思想则恰恰是完全处在学术潮流的另一面，于是在今天读者面前就只会呈现为一个完全“落伍”的形象……在今天谈论顾准，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是完全"out"了。我们读到，张曙光对顾准思想的阐释里，仍充盈着这样的陈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批判”、“对历史进步充满信心”……这些话语，在十几年前仍可能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自九十年代晚期起，科学主义、进步主义都在“现代性的问题”之反思中相继受到了严峻的检视与批评，它们在学理层面上的有效性早已陷于困境。读到这类的论述，相信今天的读者立刻就会追问：凭什么说顾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是“科学的”？对“历史目的论”持批判态度的同时，怎么又可能会对“对历史进步充满信心”？……
当然，使顾准的声音被听到，在今天仍然有一个相对还算有效的方式，那就是，诉诸“生命的苦难”：顾准的生命遭遇那样悲惨，反复经受严酷的精神与肉体迫害，发妻与之离婚并最终选择自杀，所有子女宣布与其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就在这样的遭遇下，这个人还坚持独立的思考与写作，还能持续不懈地写出那么丰硕的思想笔记！这种诉诸生命苦难的方式，在今天还是使不少年轻人知道了有顾准这样一个思想者。譬如，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柴静，就被顾准那沉沉的苦难生命所震撼，晚近在博客上写下多篇祭奠这位思想前贤的文章。“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柴静文字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当代媒体人的灵魂震撼。而这份震撼的来源，恰恰不是思想文本（顾准作为作者）的厚度与强度，而是生命体验（顾准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个体生命）的直接触撞。然而问题就在于，若仅仅通过个体生命的受难史，来吸引今天学术界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学人），却恰恰已不太可行了。
于是，包括张曙光在内的研究顾准思想的当代学者所面对的任务是，必须要用新的学理语言，来对顾准的思想进行重新发掘，使其同当下这个时刻发生关联。德勒兹曾提出一种思想人物的研究路径，就是将思想家的作品拉出其历史性的语境，将他从其“时代性形象”中推出来，使其理论性内核向“永恒”打开。在德勒兹看来，尽管很多文本埋藏在地层学的底层，但是它们却以叠置的方式同样存在于当下。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就正是将这样的埋在地底的文献档案，重新让它们存在于当下。而德勒兹主义的阅读，则是德氏对福柯本人没有继续下去的这条考古学路径的发展。
就具体方式而言，德勒兹主义阅读，就是深入被研究人物的理论内部，沿其自身的脉络与进路而发掘出它最内核的论旨，并努力将它从时代性的重重“话语包裹”中抽取出来。对于一个思想家的作品，德勒兹主义的阅读，恰恰是将该思想话语得以型构的历史性状况去除掉，即，将它的时代印记和诞生的语境去除掉，而内在地（immanently）追索其思想之真正的构成性核心。根据德勒兹，新（the New）出现的时刻，就是一个作品克服并越出它自身历史性语境的时刻，就是永恒在时间中显现的时刻。也正是在这个德勒兹主义意义上，我们才能贯透性地理解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一个过去的文本，当越出其历史语境的框限而从地层底部刺入到当下的地表时，它恰恰就是新。“温故而知新”，才是真正哲学性地阅读。对于德勒兹，哲学就是去创造、发明概念，或使概念在全新的方式下工作。因此，当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概念来重新阐述顾准的写作时，我们就在真正地进行“温故而知新”，真正地在从事哲学写作--用德氏的话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的再生产。”
顾准写作的历史性语境，同“全球化资本主义状况”下的目下，当然有着巨大的不同。那么，顾准的思考，是否在今天已经全然“过时”，全然"out"了呢？尽管我本人未像张曙光先生那样曾专门地从事于顾准思想的研究（是以对此问题并没有真正发言权），但就我阅读所及，顾准的思想，在我看来仍然于当下这个时刻是具有着关切性的，特别是顾准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革命之后怎么办（娜拉走后怎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消解掉或搁置起来的问题。恰恰相反，今天的激进左翼政治哲学（从巴迪欧到齐泽克），都是旨在回应这样一个问题，用齐泽克的独特表述来说就是，“9. 12比9. 11更重要”。在今天，想象一个彻底打破之前现实秩序的事件--通过本雅明所说的“神圣的暴力”（divine violence）--已然不再困难，然而，打破之后怎样？这才是真正关键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以，顾准所提出的问题，同样是今天政治哲学所面对的问题。
今天，让顾准的写作在学界重新被听到（“被听到”实是一个很艰巨的话语再阐述和话语斗争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工作，即，不再使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批判”这样的论述，而致力于去探索新的进路、新的语言，来发掘顾准的思想。如若不进行话语层面的再创造的话，那么，张曙光先生倾注心血的顾准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即使问世了，可以想见，在今日的学界仍很难真正激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