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一百多年前的清朝道光年间，北京南庆仁堂药铺有位年轻小伙计，某天他准备作弄一下账房先生。是夜，他在药铺里头就地取材，用白芨把蝉蜕、辛夷等中药材黏在一起，拼成个约莫一寸长的猢狲形象。第一只“毛猴儿”便是这么来的——至少，老北京毛猴艺人们口口相传的版本是这样的。

年逾半百的郭福田和崔玉兰夫妇是毛猴艺术的传人。他们用辛夷和蝉蜕制作了百来个毛猴的立体模型。他们在故宫西北边的什刹海大金丝胡同里开了间十平米左右的郭氏毛猴家庭艺术馆，那里也是他们的工作室。夫妇两人如今都已退休，在专心经营艺术馆之余，还出去开讲座，教人家学着做毛猴。

郭先生说：“你剥蝉蜕的时候得很小心，用蝉的口器做猴头，两条后腿做猴胳膊，一对攀援用的大前爪做下肢，”然而，做毛猴本身还算是工序里头最简单的，他说，“真正难做的是场景。”

在郭氏夫妇等传统艺人眼里，不是什么背景都能用来给毛猴布景的，布景必须得保留改革之前的老北京风貌。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老北京数千条胡同三成去了两成，胡同里红窗灰瓦的四合院也被推平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立交桥、摩天楼、公寓房和大商场。郭福田夫妇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连二环都很少出去。二环路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初已算是老城区的外围了；而如今在爆炸式增长的带动下，北京的城市规划者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七环路了。搁在过去，这些外围的地方都是农田。

毛猴艺术品（资料图）

从郭福田和崔玉兰两夫妇手底下做出来场景，都是旧时候胡同里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比如在一处僻静巷陌的公共澡堂里，贴着白瓷砖的温水池中有几只小猴在泡澡，一只毛猴脸朝下趴在折叠床上享受搓背，一旁休息区的毛猴看书的看书，喝茶的喝茶，修脚的修脚。又比如在另一件作品中，有个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在给毛猴刮脸。细致之处，郭福田夫妇甚至刻画出掏粪工去各家茅坑清理粪便的场景。

郭氏夫妇说，他们的毛猴再现出好些正在消失的老传统。他们最精细的作品花了两个月才做好，它展现出传统中式婚礼的场景，其中形态各异的毛猴拢共有三十来只，花轿在胡同里落下，新娘正从轿子里跨出来，新郎一家立在自家门口迎候，几个仆人侍立在旁，四名乐手在吹奏唢呐，新娘家的亲戚捧来嫁妆。

时至今日，北京的毛猴艺人寥寥无几，这个行当和它所描绘的场景一样，正日渐走向绝迹。郭福田和崔玉兰希望儿子郭洪涛也跟他们一样热爱这门手艺，但崔玉兰说，32岁的儿子虽然业余时间会来帮忙，但对这门手艺并不热心，或许是因为这个起源于恶作剧的行当规矩太繁琐罢。

对初学者而言，制作毛猴靠的不仅是手上功夫。崔玉兰说，没在老北京生活过的人要想仿制毛猴，只能得其“形”却不得其“神”。为保证手艺正宗，制作毛猴的技艺应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而且传男不传女。崔玉兰的曾祖父是个木匠，当年药铺里的抽屉橱柜都出自他手下，他正是在这里学到了制作毛猴的绝技。传到崔玉兰这一辈，碰巧她兄长们都不喜欢这门技艺，她父亲才破例传给了她。

毛猴艺人正在制作毛猴手工艺品

过去，崔玉兰的祖父崔和普会把毛猴拿到市集上当玩具卖给孩子们，换点小钱。那时候，他做的毛猴都是单个插在小棍儿上的，不带布景的。后来，毛猴逐渐演变成艺术，到今天它已不再是一门买卖，再谈一件多少钱大抵都会换来对方皱眉头。

郭福田并不出自毛猴世家，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他二十来岁时认识了崔玉兰，当时俩人都在北京市房管局工作。崔玉兰说，每逢早春时节夫妻俩要去采集玉兰花的花骨朵，到了夏天又要满城转悠，到处搜集蝉蜕，“那时候，我们一大早便会去河边的树上找蝉蜕，但现在河堤上铺着石头和水泥，地再不会有蝉儿钻出来了。”(所以他们现在请别人从北京郊区搜集好蝉蜕带进城。)

郭福田和崔玉兰年轻时，曾为了寻找灵感穿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然后把看到的景象呈现到作品当中去。为了制作那个公共澡堂的场景，郭福田曾常去搓澡，但现在那个地方早已面目全非，矗立着一座50层高的写字楼。据崔玉兰回忆，修建地铁二号线时，她儿时常爬的那道古城墙被推倒了。虽然夫妻俩徜徉过的旧去处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过去的日子他们从未忘记。

崔玉兰说：“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我们得根据记忆里的场景来制作毛猴。希望这个传统能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人见识到这门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艺术。”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外交》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