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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标标读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创) ...

热度 3已有 407 次阅读2015-5-24 04:40 |系统分类:热点杂谈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标标按:我一直间断地在在读一些国外汉学家的书-----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和中国人的定位都是从他们自己的汉学家那里来的,不会听我们的宣传的,他们更注重从档案与史料中还原中国,觉得更真实。有时我觉得也要站在他们的心态和角度看我们自己。
今年是第二次读、第一次精读费正清的三大弟子之一(另外两位是史景迁和史华慈)、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此前因为读过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对于大明王朝变革背后的财政状况与贸易状况有了基本了解,也粗略明白了当时的世界性货币“白银”是怎样从经济上主宰了大明帝国的国运,也粗略明白了政治制度与社会财富发展状况不匹配时候,大明王朝非但没有从高度发达的农商手工业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且催生着醉生梦死的糜烂。http://hanshan.info/home.php?mod=space&uid=1265&do=blog&id=4540

而今继续学习明清易代嬗变背后有关中国社会宏观的、立体化的乃至一直可能传承至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如果说有普遍或永恒的人性(宗教都这么认为),那么这部著作可以管窥我们不能说永恒但已经沉淀固化了的民族性。

标标觉得其中的注释更有趣。

这部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还有个特别之处是它的翻译者之一是我尊敬的长辈和历史考古学者、北京大学的薄小莹教授;我想当年西南王肯定也读过此书,并由此也基于他的野心,立体化地思考过变革或动荡的中国社会是否会重演历史,毕竟那些五百年前的矛盾,那些五百年前的中国历史地理特征今日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今天突发奇想,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贴出来了,这是我这个晚辈认为他的著作中最具有现代与现实意义的作品。

对于薄小莹,我前面曾经写过“标标其实是个人文主义者,有时多愁善感。“薄-令-周-徐”集团案发后对于一位我自幼敬重、多少了解的长辈女性不胜唏嘘。因为她的兄弟和弟媳上窜下跳“唱红打黑”倒行逆施时候她不仅没有参与其中得利,而且是持批评态度的;完全符合“富贵不淫”的先秦“士”的精神;可惜案发以后,她仅凭借一念之贞,丧失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判断力,自以为“威武不屈”去为薄熙来到处鸣冤,考古学家薄小莹教授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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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 转载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种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渐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的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还要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费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零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照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翻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适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地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向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稳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都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了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说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了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编者按: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即将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特选载其中的第十三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明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三月十三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三月十三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七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毛泽东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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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与透视。他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代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魏斐德与全球性视野下的《洪业》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10 更新时间:2015-1-24
王  平

   摘  要: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在他的代表作《洪业》中,从全球性的大视野审视明清嬗替的历史,让读者“最大限度地”认识明清嬗替的60年中曾经出现的特殊现象。

   关键词:魏斐德;明清帝国的嬗替


  大多数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将明亡清兴的理由归咎为经济衰退、宦官当权、皇帝昏庸、臣民赋税惨重等等原因,而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却站在另一个制高点上看问题,从全球性的大视野来审视明清嬗替这段历史。


   在魏斐德先生的代表作《洪业》的导言部分,他就向读者表明他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关系:“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右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①

   但是,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②魏斐德将这次17世纪出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全球性的气候灾难——“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联系了起来。③这个“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导致全球降温伴随着社会动乱:饥荒、干旱、水灾、瘟疫、天花等。中国也不例外:“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茌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④“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竞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⑤

   魏斐德认为,明末社会的衰退不但与满人的入侵有关,而且与当时世界经济和气候灾难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1605年至1655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这与欧洲各国人口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同。例如同时期德国人口减少了45%。英国减少了35%。这种人口减少说明当时中国人口减少不仅是由于李白成起义和满族入关,而且有其世界性的原因。⑥

   在魏斐德看来,中国与西方在17世纪同时经历了全球性的危机。与西方有所区别的是,中国在满洲人的统治下,做出的反应要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快——先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从17世纪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还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段的重建、恢复、统一与中国的明清朝代的嬗替同时进行。同样面对一场危机,东西方所走的道路如此不相同,其结果也截然相反。

   正是由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欧洲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则在明清朝代的嬗替同时进行了一场改革。大清王朝改革的过程也是帝国重建的过程。利用“儒家”这个工具,满族人重建和强化了明王朝早期的制度,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了他们自己的特殊制度(旗营制、内务府、包衣、秘密奏折、军机处等),恢复了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并在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对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它解决了明王朝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帝国得以重建。因此,《洪业》中“重建”的笔墨远远大于“征服”。在这里,重建不仅仅是指从国家制度、结构、设施等方面的重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重建——在捍卫儒家思想的理念下,一个将“握有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观念逐渐稳固地重建在大清臣民的心目中。

   明清嬗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满汉意识形态从冲突到词和的过程。在明清嬗替这个问题上,魏斐德非常赞同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关于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其著述的开篇,他就引用托克威尔的话来表明自己观点:“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⑦“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⑧

   魏斐德用他独特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方式,在他的《洪此》中娓娓动听地向读者描述了这一过程。满清从武力征服汉人到从思想上统治国家、重建帝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那么满清政府靠什么使满汉之间得到“调和”,并带领中国比西方其他国家较早从17世纪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在魏斐德看来,满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中国,与他们成功地传承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清朝统治者正是继承并利用了汉人的儒家观念,才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降清的汉官们和清初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属于什么民族,都应该忠于儒家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儒家的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保卫了儒家思想也就得到了身份的认同。这就是我们在《洪业》中看到的“天命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⑨“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诚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⑩“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连之后,清朝政府才能以毫无矛盾的心理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⑪然而,在满汉调和的过程中,双方都是矛盾的、痛苦的:对于满人来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的方式统治中国,又同祥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⑫

   而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末那种虚幻的道德上的英雄主义……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的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⑬

    满人对帝国成功地重建,不仅使中国在17世纪全球性气候灾难和经济危机中早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恢复过来,而且使那个时期的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土最辽阔的国家。“这一和平繁荣之势,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到达顶峰。在整个18世纪,大清王朝所向无敌。⑭


   既然所向无敌,魏斐德又不断追问:“这个时代的中国应该对19世纪中国的‘失败’承担怎样的责任?”

   在魏斐德的《洪业》中,18世纪的中国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军事强国,但是,这种军事成功不是建立在战胜同等强大的对手之上。因此,18世纪中华帝国的扩张并没有进行军事技术或税制改革酌迫切需要。就从这里开始,中国与西方的的发展道路就开始背道而驰:

   在同一时期,在欧洲,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与同等力量的强权战争中幸存,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对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同时,西方国家经历了税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从而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

   而大清王朝初期非常成功利用仍然非常传统的制度与技术而恢复了政治的安定所在。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经过彻底的合理化。王室的权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机构的自主性被减弱。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去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上层建筑的混乱部分被掩盖在让人炫目的文化盛装之下。

   中国用传统的方法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复苏,但这次复苏却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妨碍了它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西方国家的强大、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

   在魏斐德的眼中,大清王朝的所谓的“精英们”整日沉浸于对儒家理念尽善尽美的追求之中,他们几乎用终生的时间来研究儒家经典,拒绝西方先进的理念及科学技术,因为对他们来说,接受西式的先进思想意味着“儒家大厦”的倒塌。相比之下,“日本就很不同。鸦片战争后,为了对方西方而需要进行新的学识研习,武士中有些等级被证明是灵活的。”⑮

   魏斐德认为,从全球性的视角来比较,中国从17世纪危机中的复苏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用危机理论家的话讲,清代早期政治、经济的恢复可能这是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 ⑯

   所以,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开战时,他所使用的是17世纪的武器装备。很明显,为了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

   用魏斐德的话说,“满族人带给中国的‘和平时期’,需要一种自我约束——维系和巩固,而不是进取和探究……还有一点必须提到:获得和平本身的意义。中国人从来未享受过18世纪中期所具有的普遍安全感,那是中国传统历史上延长了的繁荣兴盛……这种和平自身具有摧毁性”。 ⑰“中国缺乏竞争对手……没有进行军事改革的强烈愿望……缺乏有利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权利高度集中,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整个系统已经放弃了它在淆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时,难以做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己无法恢复了。”⑱

    魏斐德在《洪业》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终伴随着两条主线:明清朝代的嬗替以及中西方在经历过危机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他研究的核心是,由于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异同,在面对世界性危机的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如何面对危机,如何解决矛盾,如何战胜困难,各自向何方发展。然而,魏斐德并没有陷入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或“冲击一反应”的西方中心论的模式中去。在他看来,二者都走了极端。因为,他反对把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史的模式,反对以欧洲为核心,以这个核心的发展作为世界文明的基础。他认为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待中国历史。同样,他认为“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也走了极端。“中国中心观”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中国发展所有动力皆来自中国内部。他认为,外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史学家应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原因加以分析。魏斐德教授一再强调,研究中国厉史,特别是近代史,要注意到世界性网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所以,在魏斐德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⑲但同时,他反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因为他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变了相的西方中心论。⑳

   自60年代起直至1984年《洪业》出版,将中国学研究视为其生命的魏斐德一直在以他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在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

   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研究,他从来没有忘记把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来进行考察。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中国永远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

   魏斐德就好象是站在月球上来看待这场演变的。他冷静、审慎地进行着东西方对比,以全局眼光的大视野来审视人类这一时间段上的历史。换言之,魏斐德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学术观察点,来比较分析中国和西方的改革,说他是一个“站在月球上看世界的人”也不为过分。

   《洪业》更引人入胜的地方还在于,魏斐德在他的“大视野”下的独特的写作于法: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他以其独特的蒙太奇的手法,将两种文明进行了对比,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移情的想象,从而“最大限度地”认识明清嬗替的60年中曾经出现的特殊现象。

   《洪业》第一章第36页至38页,魏斐德就用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来做类比,让读者了解什么是满汉边界的“境外居民”。这些“境外居民”实际上是大明汉人的后裔:“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己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21

   为了让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读者了解这段历史,魏斐德在注解①中将镜头切换到了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如此更有利于西方的读者产生移情的想象:“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丽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22

   “……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己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23

   这样的描述中,魏斐德先生不仅让西方的读者通过蒙太奇的切换,了解到中华文明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让中国读者了解到一段西方文明史。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魏斐德的代表作、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大奖的《洪业》:“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4

注释:

①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②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③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8页注解③。

④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⑤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注解②。

⑥魏斐德:《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612-613页。

⑦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1969年,第330页。

⑧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⑨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20页。

⑩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4-995页。

⑪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7-998页。

⑫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⑬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⑭魏斐德:《盛清:1683-1839》,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232页。

⑮魏斐德:《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35页。

⑯魏斐德:《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52页。

⑰魏斐德:《盛清:1683-1839》,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251页。

⑱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22- 1024页。

⑲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锡瑞教授访问记》,《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4期,第28-33页。

⑳魏斐德:《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第611页。

21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38页。

22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注解①。

23魏斐德:《洪业》,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注解①。

24叶斌:《将历史文学交融——魏斐德教授与他的叙事史学》,《社会观察》2005年第01期,第49页。

作者简介:王平,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历史学系博士。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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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回复 寂禅 2015-5-24 09:40
中国的文化人总是希望从中西制度和人文等方面着墨来探讨历史的真谛,得出的结论都不着要领。这点看看现实的右翼文人们爱把中国的问题都归于没有“伟大”的“民主”制度就知道了。他们只爱看西方先进的一面,让他们用眼角的余光扫扫中国的近邻印度,试着解释一下“万能”的民主为什么解决不了印度的问题,他们都不干,也不敢。其实,印度和中国的问题一样,并非“近代”或明清才落后,而是从希腊文明开始就落后了!

很多人肯定不同意。文明的基础是什么,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基础又是什么?是科学技术。希腊文明奠定的科学基础创造了当今世界几乎全部的科技文明。没有这些科学基础,就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进步。而中国早期的“领先”,不过是世界在那个时期都属荒蛮时代,科学还处于刚开始时期,S型曲线的下端。不从由科学技术创造的生产力是世界进步的原动力上看问题,无法解释所谓中国只是近代才落后的原因。
回复 夺标 2015-5-24 10:15
寂禅: 中国的文化人总是希望从中西制度和人文等方面着墨来探讨历史的真谛,得出的结论都不着要领。这点看看现实的右翼文人们爱把中国的问题都归于没有“伟大”的“民主 ...
同意!一切科学的基础是数学,希腊人尤其毕达哥拉斯学派奠定了现代数学四大基石---微积分、代数、数论和几何;技术上说希腊人已经发现蒸汽机原理,只是当时奴隶人力性价比更好才没有产业化。
所以生产力重要,但制度的杠杆作用更强,制度可以决定扼杀还是发展科学技术。
回复 寂禅 2015-5-24 11:02
夺标: 同意!一切科学的基础是数学,希腊人尤其毕达哥拉斯学派奠定了现代数学四大基石---微积分、代数、数论和几何;技术上说希腊人已经发现蒸汽机原理,只是当时奴隶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其说“制度”为“杠杆”还不如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更直接。“制度”只是个框架,更重要的是这“匡”里装的是什么。“架子”的作用没有文人们认为的那么大。
回复 城市达人 2015-5-24 22:37
很好的一篇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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