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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弱者的道德:瞿秋白与《多余的话》ZZ

热度 5已有 732 次阅读2015-4-30 22:21 |系统分类:故事会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标标按:我最喜欢这段---弱者的道德

老庄说知其强守其弱,世上水至弱,却最有力量 反观周围的现实世界,处处是强人的法则,丛林法则,多少读书人上进拼搏只为取得凌驾他人的特权,悲凉中编辑本文。

 我最喜欢这段---弱者的道德
我 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 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 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 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w


秋之白华: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女儿独伊


负笈苏联


临刑前,行刑者与倾听者均为他的学生--“鹰犬将军”宋希濂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 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 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 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笼罩在英雄头上的阴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 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 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 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 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 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 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 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 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 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 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 找到了这篇序言。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 “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 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 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 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文 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 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 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 “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 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大 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 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 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 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 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 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 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 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 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 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 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 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 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 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 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 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 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 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 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 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 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瞿秋白: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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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 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 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 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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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 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 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 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 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 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 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 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 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 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 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 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 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 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 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 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 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 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 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 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 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 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 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 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 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 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 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 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 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 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 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 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 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 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 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 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 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 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 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 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 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 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 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 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 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 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 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 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 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 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 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 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 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 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 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 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 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 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 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 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 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 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 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 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 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 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 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 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 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 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 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 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 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 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 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 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 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 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 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 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 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 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 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 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 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 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 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 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 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 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 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 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 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 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 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 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 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 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 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 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 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 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 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 “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 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 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 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 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 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 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 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 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 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 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 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 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 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 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 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 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 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 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 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 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 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 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 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 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 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 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 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 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 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 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 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 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 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 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 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 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 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 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 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 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 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 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 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 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 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 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 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 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 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 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 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 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 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 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 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 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 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 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 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 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 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 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 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 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 ——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 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 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 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 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 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 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 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 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 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 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 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 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 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 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 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 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 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 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 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4

鲜花

真棒

玩闹

同情
1

看看

困惑

震惊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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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回复 逸立 2015-4-30 22:50
秋白和李达独秀,都是有委屈的。
回复 皮皮 2015-5-1 05:24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死亡的恐惧是人潜意识中隐藏最深而又最时刻左右人的情绪的东西,佛家里最正道的修炼是白骨观。美丽的标博是白骨,丑陋的皮皮也是白骨,都是白骨精
回复 夺标 2015-5-1 05:46
皮皮: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死亡的恐惧是人潜意识中隐藏最深而又最时刻左右人的情绪的东西,佛家里最正道的修炼是白骨观。美丽的标博是白骨,丑陋的皮皮也是 ...
外子也是这么说。他也是一位居士,对于显密两种大乘上部佛法都有学习,我感觉他比较推崇架桥律宗与禅宗的圣严法师、律宗的弘一法师,也喜欢密宗上部智慧。我看敦煌的维摩诘经变画,有时想居士们的理想生活状态是否就如维摩诘?
回复 皮皮 2015-5-1 06:22
夺标: 外子也是这么说。他也是一位居士,对于显密两种大乘上部佛法都有学习,我感觉他比较推崇架桥律宗与禅宗的圣严法师、律宗的弘一法师,也喜欢密宗上部智慧。我看敦 ...
外子是居士啊,我喜欢抓龙头,释迦牟尼的经律论三部能弄清楚一个就够了。维摩诘居士的书我看过,在家的艰难,一言难尽。就是这个家,是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佛家的融汇桥梁。真正的居士都是走实践修证的路子,不全然是文人们笔下的采菊东篱下的田园情节。尽管表面相似,骨子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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