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推广应用促进融合
在天津、广州和长沙，军民融合产业成果的推广运用，为国家科技创新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和运算支撑。
以“天河”一号、“天河”二号为业务主机的三大中心，目前已构建起六大应用服务平台，在基因分析与测序、新药制备、气象与环境、大型飞机和高速列车气动数值计算、汽车和船舶等大型装备结构设计仿真、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等领域获得一系列应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应用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仅以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为例，在这里的“天河”一号每天运行计算任务多达1400多个，用户近1000家，每天有1000多个科研团队借助它开展高性能计算和海量数据处理等研究工作。
地标之二：青岛古镇口
军地共赢深度融合
2015年1月，青岛古镇口政府与海军装备部、哈尔滨工程大学签署协议，搭建起全国首家军政企、产学研一体的舰船保障服务平台，100多家舰船承制单位入驻。
军地共赢是古镇口找准的融合驱动点。航母后勤保障需求，推动着当地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变；军事技术人才需求，推动着当地教育资源的整合、升级；舰载武器装备维修需求，推动当地信息技术、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的转型升级……从饮食保障到装备维修、再到设备研发，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广，军民融合度越来越深。
短短3年多，军民融合示范区从一个纸上的概念，变成百余家企业入驻、投资已超过800亿元的高科技企业园区。海军部队官兵收获了战斗力，古镇口地方百姓则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曾经的荒芜之地楼宇林立，一座“海军城”强势崛起。
地标之三：中关村
大数据助推融合
2016年12月24日，中关村军民融合军地对接平台正式揭牌。此举，标志着北京市海淀区利用大数据助力国防建设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早在3年前，北京中关村便增设了一个新的职能机构———军民融合创新工作处，负责军地科技资源共享事宜。
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工作处成立后，他们积极联络军工和民营涉军企业投身国防大数据建设，引入涵盖云计算和大数据、网络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近百家尖端企业，并积极为大数据助力国防建设积累经验、探索路子。同时，他们还与火箭军、国防大学等驻区部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民参军和军转民各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地标之四：三沙市
制度工程保障融合
三沙市军民积极沟通协调，以“互办实事”为载体，在海上维权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合作、应急救援、后勤补给保障、生态环保、文化活动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累计投入2亿元实施“十大双拥工程”促进军民融合。
目前，军地双方在用水用电、海水淡化、码头补给、垃圾污水处理、交通运输、医疗救助等多个项目上取得了明显成效，永兴岛上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为军民融合的典范。
地标之五：绵阳市
资源对接共享融合
今年，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绵阳市人民政府共建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平台，推动军工仪器资源开放共享，引导优势民营经济服务军工，新兴企业送检难、送检贵的痛点迎刃而解。
平台揭牌运营后，先后整合30余家军工院所、50余家军民融合企业、20余家服务平台价值约31.6亿元的3000多台特色仪器，聚集各类专家200余人，形成了1万多项指标的检测能力，为近千家企业提供服务。
成立一年来，
联勤保障部队如何加强联勤保障力量？
如何深化联勤军民融合？
如何让联勤更好地为战为兵服务呢？
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现代化后勤已经不仅是提供武器、弹药、粮食、饮水这么简单，如何更好地为战为兵服务，给联勤保障部队提出了新的考验。
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后，接受军委联指指挥和军委后勤保障部领导管理，和各战区、军种形成关联，既保障战区主战、又服务军种建设，由“过日子”的后勤向保障打仗的后勤转变。
“医院确立了目标，从常规的部队医院向能打仗保打仗的的医院转型。”武汉总医院院长周赤龙介绍，武汉总医院成立了战创伤救治中心，把野战医疗所的队员，由专科变成一专多能，因为在战场上官兵受的伤都是复合性损伤，要求内科医生也能做手术。针对战场需求，医院研制了战位急救包、单兵急救包，目前已用在了演习中，还为海军官兵研制了抗晕药，为高原官兵研制了抗高原反应的药物。
卫勤保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实战演习中。在朱日和某演习中，一名战士因颅脑外伤导致颅内出血需要后送，医疗队前期就已制定好了各种战伤救治的后送预案，怎样启动应急程序，怎样上报，并根据就近原则联系多家准备接收的医院，用网络会诊的方式将伤病员资料传给后方，启用陆航飞机运送伤员，为战士创造了最好的救治条件。
“抢救力也是战斗力！”武汉总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王琼书说，“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卫勤最大的变化是安全高效。现在的卫勤保障是联动的，全军一盘棋，打破了过去体系的壁垒。”
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后，联合保障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去年底，原隶属于西部战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某部在中部战区参加实兵演练，中途急需补充油料。若按以前规定，部队跨战区请领油料必须逐级上报，至少要花费两天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接到了该部队的“油荒”报告，立刻联系郑州联勤保障中心，让其先行代供油料，两个中心间相互调拨时再予以增补。30吨油料很快到位，有效保障了部队演训任务的完成。
为了贴近实战，联勤保障部队一年来先后组织部队参加“跨越-2017·朱日和”、“火力-2017·青铜峡”等重大演训活动近20次，有效提升了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能力。
2.军民融合 创新让服务更高效
“消防车正在对罐顶油火油面进行覆盖……”9月14日上午，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油料仓库的官兵们正在进行一场消防演练。
油料仓库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记者看到，该仓库启用智慧油库平台，值班人员通过电脑屏幕就可以实时监控整个油库的情况。油库还依托地方某高科技消防公司，设计安装了油罐自动消防灭火系统，可实时探测、感知油罐火灾，一旦发现火情，30秒内会自动喷出冷却水降温，值班人员在办公楼值班室得到警报后，可通过视频确认火情，远程启动泡沫系统灭火，确保油库安全。
在油料供应保障上，油库在领油手续上进行了简化。“以前先开票，再录入电脑，然后到发油台输密码，现在开完票就直接输密码领油，省了十多分钟。”正在加油的海军工程大学的职工罗军说。
在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智能化的立体仓库也让记者大开眼界。保管员只要输入指令，仓库的新型信息系统就可以自动检测错发、漏发物资。以前官兵们发放物资需要爬架子，肩扛手提，危险还低效率，如今既高效还能避免失误。以前发一个团的物资至少耗时三天，现在分拣只需6小时，一天内就能发放完毕。
军民融合让部队服务更加优质高效，也让官兵乐在了心头。
9月14日，武汉总医院的门诊大厅熙熙攘攘。医院随处可见“军人及家属优先”的标识，门诊5楼全层展开军人诊区，增设官兵常见病专科诊室、军人候诊厅、军人休闲区和军人挂号、划价、取药专用窗口，军人门诊医护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军队伤病员持保障卡随到随诊。今年上半年，医院接诊军队伤病员14万人次，同比增长27.3%。
“联勤虚拟网络医院”更是让官兵不出单位就能得到专业诊疗服务。网络医院每天都有各个科室的专家坐诊，与中部地区50多个干休所，6个体系部队，建立了点对点的网络咨询，既可远程会诊又能在线咨询。武汉总医院院长周赤龙说：“网络医院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求，网络医院过去服务老百姓多，现在主要是为兵为战服务。”
9月21日，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从郑州出发，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该分队队长梁晓明告诉记者，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后，工作职责更细分了，维和医疗分队抽组、物资筹备、运输投送、集训，都由不同部门来负责，完成的标准更高，过程也更流畅了。
“以前携带维和物资，都是上级直接配发，现在医疗队可根据任务提需求。”梁晓明说，为了官兵们的心理健康，医疗队专门从第四军医大学采购了心理测试的全套仪器，带了两个心理医生。此外，部队还和清华的研究所合作研制了便携式诊断箱，包括全导联的心电图，便携式超声探头、眼耳鼻喉高清窥镜等，为官兵的健康护航。“我们作为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的第一支维和分队，要带一个好头。”梁晓明说。
除了医疗方面的惠兵措施，出行上的“军人优先”是一年来频频让官兵点赞的服务亮点。在新老兵输送上，部队积极协调铁路部门，提高高铁、动车比例，多选始发列车，让官兵出行更加便利。一年来，部队先后在129个民航机场和多地高铁站开通了“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专区，下一步还计划推广到公路、水路运输。
第二艘航母顺利出坞下水，C919客机完成首飞，嫦娥五号奔月征程稳步推进……激越的鼓点，鸣奏着同一部宏大交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学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
从突出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接连出台相关政策制度；从军民融合产业蓬勃兴起，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涌动……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稳步迈向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书写出波澜壮阔的时代新篇。
国家战略，夯筑复兴基石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又一个催人奋进的春天。
2015年3月12日，惊蛰刚过，春回大地。习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这个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的关键节点，“国家战略”，短短四字，声如春雷。
同样是在万物勃发的春天，同样是在播撒希望的两会时间，2013年，习主席指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2014年，他强调要“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认识与实践一次次跃升，源自博古通今的大视野、高屋建瓴的大智慧。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历经挫折而奋起、历经苦难而辉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人民军队90华诞的重要历史节点，习主席深刻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
放眼世界，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趋于模糊，军民融合已成为各国加速发展国力军力的共同选择，发达国家主要领域的军民融合度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在30%左右。
回顾历史，中国有的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成了“泥足巨人”，屡遭侵犯、百般受辱；世界有的国家穷兵黩武，要“大炮”不要“黄油”，国防工业畸形生长，导致国家走向崩溃。
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能否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分割点，关乎前途命运。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强国强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党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实践表明，如果两者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走弯路、吃苦头。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量变大了，受到的压力阻力也变大，如果军事力量跟不上，越发展风险越大。只有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形势下战略方针，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实现军事能力整体跃升和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双赢，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这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敏锐洞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任务十分繁重，只有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促进转型、增加就业、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牵引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
这是对转变军队建设发展方式的清醒认识。长期以来，我军建设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特点比较突出，只有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大整合，充分利用地方技术优势、市场资源和人力资本，促进军队建设发展方式、战斗力生成模式全新转变，提升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大体系对抗能力。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在军队一次次重要工作会议上、在深入部队和地方的调研视察中……习主席运筹当前与未来，精心擘画军民融合发展宏伟蓝图，亲自推动构建军民融合发展科学体系，一系列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相继落地。
——加强顶层设计，新机构汇聚新势能。
2017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热议。
作为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主席任主任，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敏感的中外媒体纷纷跟进解读，“标志性事件”“里程碑意义”成为相关报道的高频词，激发起人们对军民融合发展的无限憧憬。
新机构，新引领，新篇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军民融合发展指导、协调和推进工作；北京、河南、江西等28个省市先后建立军民融合专项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多地加紧推进军民融合相关机构改革或专门办事机构成立论证工作……领导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凝聚力空前强大。
——强化战略指导，新蓝图指引新路径。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战略。“往哪融?”“融什么?”“怎么融?”……面对一系列重大课题，人们期待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答案，照亮前进道路。
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同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印发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部署基础、产业、科技、社会服务等8大领域统筹建设重点任务，为走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提供了基本依据和重要遵循。
举一纲而万目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重点任务分工方案，部署明确99项重点任务分工和有关要求，有力推动《意见》贯彻落实。
——突出规划先行，新理念催生新实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必然选择，单设专章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央军委颁发《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更加注重军民融合。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统筹安排101项重点任务和21个重大示范项目。河北省制定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纲要，把军民深度融合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海市前瞻谋划“长江经济带”战略给国防领域带来的潜在机遇，在多个领域创新发展，引领带动作用日渐显现……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军民融合发展百花齐放。
2017年9月22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谋好长远，强化需求对接，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资源整合，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立下愚公移山志，一张蓝图干到底。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军民融合发展春潮澎湃，富国强军广阔前景一步步变成现实。
军地同心，重塑发展格局
两组有关军民融合的数据对比，预示着惊人发展潜力，也反映出严峻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万家，只有数千家进入军工行业；发达国家国防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50%-60%，而我国仅在15%左右。
坚冰难融，壁垒难破。数据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军民融合在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标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矛盾制约。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正视问题的勇气，更需要闯关夺隘的魄力。
新形势下，如何把军地双方充分调动起来，凝聚意志力量，共同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习主席思深谋远、亲力推动——
要强化大局意识，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要强化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要强化战略规划，拿出可行办法推动规划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建立问责机制，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和执行力。
要强化法治保障，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化水平。
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习主席在四川代表团、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分别就军民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对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军民融合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2017年6月，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各有关方面在“统”字上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见实效，把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习主席一系列军民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如催战响鼓，如凿冰重锤，如引路明灯，廓清思想迷雾，破除发展桎梏，指明前进方向。军地双方焕发出高度参与热情，以强烈责任担当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同心同德，不断健全军民融合发展工作机制。
军地各方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着力强化各领域、各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制度机制整体设计。成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部际协调小组，建立网信军民融合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军地通信卫星轨位合用和资源统筹运用机制，建立文职人员招录、待遇保障、技能鉴定等协商机制……军地统筹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向常态化、制度化稳步迈进。
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多项重点工程中，出现不少军工企业、科研院校专家的身影；海军、空军围绕军种发展重点课题，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等地方科研院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战区、各军兵种结合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与有关部门建立起形式多样、运行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
——互通互惠，渐次打破军民融合发展利益壁垒。
这是一份令人欣喜的“减少”。2015年，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面向社会公布。与2005版许可目录相比，这份涉及军用动力、军用航空器等11大类的新目录，减少了近三分之二。许可范围大幅缩小，意味着军工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范围更大。
这是一串鼓舞人心的“增加”。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上线运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退出管理条例》《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2015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相继落地，鼓励军地企业参与竞争的政策导向愈发鲜明。
“减”的是羁绊，“增”的是坦途。近几年，“军转民”“民参军”的渠道更加通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截至2015年底，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民口单位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军工企业、民口国有单位和民营企业共同支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共建共用，合力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资源共享。
一条腾起的飞行轨迹，见证并预示着军地资源共享的巨大潜力：2016年盛夏，某高原民航机场39年来首次迎来空军主战飞机，保障三代战机成功完成起降。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2017年2月联合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我国将新建以及续建74个机场，到2020年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将发展到260个以上。这将为空军的全疆域作战能力带来质的提升。
这只是军地资源共享共用的一个局部。“十三五”时期，军地统筹安排的一批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重大项目，比军地单独建设匡算经费节省近30%。国家导航卫星应用、海上维权综合保障平台、国家气象保障、网络空间战略预警与积极防御等军民融合工程正在抓紧论证建设。
——立法依法，加紧完善军民融合发展法治保障。
2016年9月3日，一个注定载入我国军民融合立法史册的日子。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获得高票通过。
这部共和国历史上首部专门规范国防交通活动的基本法律，也是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涉及国防的法律，承载着以法治破解军民融合发展难题的重要使命，对依法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示范和牵引作用。
依法融合，方能行稳致远。目前，军民融合政策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分领域展开，军民融合综合性立法工作有序推进，支持军民融合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颁布，应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强大法治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程度更深，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正以空前的速度、力度，打造出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的新格局。
深度融合，激活双发引擎
2017年5月5日，上海浦东机场吸引了亿万人关注的目光。
这一天，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标准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型客机首飞。滑行，加速，起飞……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光荣与梦想的客机腾空而起，自由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同一天，在阎良试飞中心，被人们亲切称为“胖妞”的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运-20正在接受条件严苛的溅水试验。体型硕大的飞机准确无误地冲过跑道上长130米、宽9米的水池，劈出高达数米的水浪。
一个是即将改写世界大型客机产业格局的中国品牌，一个是正在提升军队战略投送能力的大国之翼，航迹与航迹交汇的地方，军民融合发展向深度融合迈进步履铿锵。
向深度融合迈进，军地科技创新迎来新机遇——
2016年金秋，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见证了我国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历史性一幕。那天，习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来到展览现场，观看实物、听取讲解、询问情况。水下机器人、无人舟艇、云数据加密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成果“接受检阅”。
2017年初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军队人大代表见证了科技兴军的重要时刻。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推动，吹响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
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为代表，军民融合正在向网络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资源、航空航天等领域纵深推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技术、新业态，成为融合发展、军民两利的新引擎。
向深度融合迈进，经济社会发展迸发新动能——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设计、云计算等七大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初具雏形，成为经济增长新极点。2016年，示范区内规模以上企业仅前7个月就实现总收入21427.6亿元，同比增长16%。
在军工产业集中的陕西西安，全市从事军品科研生产的民口企事业单位数量，由2010年的6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近300家，配套产品涉及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各军兵种，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功不可没。
在科技创新资源集聚的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驶上“快车道”。
在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电力调度等领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带动升级了智能汽车、无人机、车联网、物联网等一批新兴产业，预计到2020年将至少产生4000亿元的产业效应。
融则两利，合则共赢。放眼北京、湖北、四川等地，数十个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挂牌运转，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享受到军民融合发展带来的巨大战略红利，从“要我融合”到“我要融合”，企业的参与度越来越深、主动性越来越强。
向深度融合迈进，新型人才方阵站上新舞台——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需要集全国之才，聚全民之智。借力军民融合，部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国防事业。
军队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从2013年起建立联合招收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制度；火箭军部队借助地方科研集团科技、人才优势，建立11个军地协作人才培养站和6个科研成果孵化基地，培养上千名专家型导弹技术骨干，带出一支近百人的导弹旅总工程师队伍……富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时代内涵。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主席为军队人才培养进一步指明方向：优化军队人员构成，节约军队人力资源成本，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
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军队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到地方工作，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深度融合迈进，国防动员体系厚植新优势——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国防动员是军民融合的重要组织形式和桥梁，要建立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增强打赢未来战争的国防潜力。
国家能源局和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启动边防部队电网建设工程，226个具备通电条件的边防部队将在2018年前通大网电，其余边防部队将在2020年前通大网电或可再生能源局域网。
原解放军后勤学院牵头军地多家单位，探索对国防动员涉及的物资、设备、器材、设施、技术保障人员等重要军民通用资源进行统一编码，以满足信息化战争快速、有序、高效实施国防动员对社会资源利用的要求。
全军驻大中城市约60万名官兵的饮食保障实现社会化、约1500个单位推行了商业服务社会化，远离军队保障体系单位约20万名官兵就医实现社会化保障，一长串的清单还包括子女教育、家属就业……
越来越多的地方资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向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保障延伸。
向深度融合迈进，军民鱼水深情孕育新内涵——
军政军民团结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政治保障，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就要把这种政治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把蕴含在全国军民之中的无穷力量化作托起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力。
青岛某航母军港建设期间，3600多名当地群众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全部按时完成搬迁，上演了新时期拥军支前的感人一幕。
几年来，航母后勤保障需求，推动着当地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变；军事技术人才需求，推动着当地教育资源的整合、升级；舰载武器装备维修需求，推动着当地信息技术、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个投资超过800亿元的军民融合高科技企业园区拔地而起，当地许多人走下渔船、服务航母，实现了创业和致富的梦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2”……发生在很多地方的一切，有力证明着同一个命题：军民融合，富国强军、惠兵利民。
……
鼓荡激情扬征棹，一路轻舟乘东风。
在陆军、在海军、在空军、在火箭军、在战略支援部队、在武警部队，新型高技术武器装备竞相涌现、加速列装，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东部沿海、在西北内陆、在南国水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中原大地，军民融合产业遍地开花、生机勃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实现新突破……
越己者，恒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谱写出融合共享、创新发展的壮丽史诗。
（原题为《富国强军的战略之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十三五”期间推进军事后勤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法（试行）》，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会议认为，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以来，我们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发布实施《“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和人防、交战、国民经济动员等专项规划，20个省份出台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启动实施首批41家军工科研院所改革，深化论证空域管理体制、军品定价议价规则、装备采购制度等改革方案，全面推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联合审查工作机制。在全国范围推广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民口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3项创新举措。
会议指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国防科技工业必须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引领，紧紧依靠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深深融入国家社会经济体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发展新动能。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核心基础产品和国防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武器装备体系化、信息化、自主化、实战化发展。坚持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瞄准各方反映强烈的矛盾和问题，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坚持优化体系，扩大军工开放，推动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调整。坚持融合共享，加快技术、资本、信息、人才、设备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军民互动，实现相互支撑、有效转化。
会议强调，后勤建设，军地通用性、互补性强，军民融合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全可以在军事后勤军民融合上大有作为。要确立现代后勤就是军民融合后勤的理念，坚决破除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的传统思维，主动把军事后勤保障的力量之源扎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军事后勤军民融合体系。瞄准短板弱项，主动利用现代物流网络等布局完善、通达全国的空间优势，成体系推进后勤军民融合发展。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保障模式，升级保障手段，提升后勤保障质量和效率。充分利用后勤在仓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优势，更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会议指出，加大经济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工作力度，促进军地资源共建共享，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事。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高度重视，扎扎实实加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国防要求是重中之重，我国拥有丰厚的基础设施资源，要最大限度挖掘利用、共建共享。在重大项目建设中，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筹衔接、同步建设，军民兼容、平战结合，需求明确、经济有效”的原则，切实把重大项目贯彻国防要求落实到位，实现一份投入多重产出。要建立需求对接渠道，完善重大项目清单，加快制定标准规范。
会议强调，要抓好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建立纵向贯通、横向协同、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要抓好战略筹划，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谋篇布局，积极稳妥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抓好改革方案设计，聚焦重难点问题，集中组织研究，形成改革方案，统筹协调推进改革。要抓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委员会近期工作要点的任务落实，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落地见效。
澎湃新闻记者 胡初晖 蒋梦莹
2017-09-21 12:42 来源：澎湃新闻
混改、ppp项目、军民融合等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板块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保险资金投资的重点。
在9月21日保监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副主任蒋飙表示，在5月初保监会印发《关于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42号文”）以后，下一步保监会将出台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细化政策。蒋飙提到，在债转股方面，保监会已经在积极总结经验，将在适当的时候推出相应的政策。
对于保险资金参与国企混改，蒋飙向澎湃新闻表示，混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保监会在这方面一定会积极支持和配合，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好混改工作。
保险资金下一站：降杠杆和债转股
在保监会大力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目前这部分保险资金的投向可以分为五大类。
一是参与降杠杆和市场化债转股，截至2017年8月末，保险行业累计注册永续债14项，规模达808亿元。目前，保险资金参与了陕煤集团100亿元债转股项目，中船重工20亿元债转股项目，华能集团100亿债转股项目；
二是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截至2017年8月末，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计划形式，投资“一带一路”项目 7414.44亿元；长江经济带2646.08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1184.92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22亿元；
三是参与PPP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截至2017年8月底，保险行业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投资计划733项，合计备案（注册）规模18384.07亿元；
四是支持军民融合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
五是探索保险资金直接支农支小新方式。
蒋飙表示，在2012年以前，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集中在存款、债券、股票、基金这些金融“老四样”，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保险资金的多元化配置使得更多的资金流入了实体经济，现在通常所说的“另类投资”，是指除去“老四样”之后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股权计划、债权计划等。通过保险资金多元化配置，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投资风险。
“当然我们也看到，可能单个主体来讲，也有个别公司，另类投资增长的很快，自然带来的是一个资产负债不匹配，错配的这个风险。对于我们从保监会的这个角度来讲，对整体的大类资产有一个比例上的监管，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我们的另类投资增长是有利的一面，同时也要更密切另类投资增加引起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增加的趋势。” 蒋飙表示，在监管方面，一直加强对重点公司和重点领域的风险监管。
2018年启动保险资产负债匹配监管
保监会进入了对保险资产负债匹配监管的新阶段。
在资本监管上，日前保监会印发了《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偿二代二期工程将按照引导和鼓励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和要求，完善最低资本标准等相关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进一步加大对保险业直接或间接服务实体经济行为的支持力度。
在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上，2017年7月，保监会就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号）向行业征求意见，同时对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开展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试评估和量化评估测试。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建设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于2018年起试运行。
在分类监管和差别监管上，保监会指导中资协印发了《关于建立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重大工程业务受理及注册绿色通道的通知》，对于债权计划投资“一带一路”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重大工程，可以申请注册绿色通道和优先注册。同时保监会正在研究起草《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对于非重大股权投资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支持市场主体按照白名单和黑名单自主选择行业范围等。
2017年9月21日上午，保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忠宁以及资金部副主任贾飙介绍保险业弥补监管短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以下为新闻发布会实录
张忠宁 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今天由我和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贾飙来为大家介绍保险业弥补监管短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关工作，首先请贾飙副主任介绍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情况。
贾飙 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
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金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回归本原、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今年5月初，保监会印发《关于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42号文)，有针对性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保险服务，提升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下面，我向大家介绍42号文发布以来，保监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主要举措和效果。
一、“金融扶贫，保险先行”，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一是建立以农业保险、大病保险为核心的保险扶贫保障体系，防止贫困户因病因灾返贫致贫。二是保监会支持行业设立“中国保险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由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起并担任基金管理人。扶贫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主要投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总规模约100亿元。第一期规模10亿元，首个项目落地，为国家级贫困县河北阜平县产业脱贫龙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三是上海保险交易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公益+交易所+保险”的精准扶贫模式，建立与国家脱贫攻坚相适应的保险服务机制。自2017年初至今，上海保交所利用1200万善款，实现了近400亿保额的撬动，为云南、陕西、西藏、安徽、四川、江西六省17个贫困县的56万帮扶群众送上亟需的保险礼。四是保险行业不断探索扶贫经验。比如，人保探索出“农业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保险资金支农融资”试点;中国人寿探索宁夏“脱贫保”和甘肃“两保一孤”模式;太平财险与农业部联合开展“千县千品”项目，有效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脱贫;中原农险在河南兰考探索“脱贫路上零风险”模式和“小康路上有保障”系列支持计划。
二、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开展“粮食直补转保险的间接补贴”重大政策研究并拟定试点方案。稳步推进“保险+期货”试点，积极推动产品创新和产品开发。配合财政部门，在13个粮食主产省选择200个产粮大县，试点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大主粮作物的保险金额由保物化成本提升至覆盖土地流转成本。截至2017年7月，我国农业保险累计为190余种农作物提供风险保障1.32万亿元，承保农户1.44亿户次，支付赔款183.75亿元，受益农户2383.08万户次。“保险+期货”试点取得各方面积极评价。
三、推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
制定出台大病保险投标管理、财务核算管理、风险调节机制、承办服务规范、市场准入退出等配套监管制度。鼓励大病保险承办保险公司延伸服务链条，发挥自身网络和统一法人优势，实现即时结算、异地结算、一站式服务，提升保险业服务大病保险工作的能力。
截至2016年底，共有16家保险公司在全国30个省(区、市)开展了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10.1亿人。2017年上半年，已完成续签的大病保险项目共覆盖了8.46亿城乡居民。5年多来，全国累计有超过1300万人直接受益于大病保险，各地大病患者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水平普遍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全国城乡居民最高赔付达112万元，切实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城乡群众“因大病致贫”“因大病返贫”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对困难家庭堪称雪中送炭。大病保险对兜实社会保障底线、安定民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发挥保险产品和资金优势，推动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支持保险业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长期可持续等特点，参与投资、参股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改革，推进社会办医。如阳光人寿投资建设阳光融和医院、泰康人寿收购南京仙林鼓楼医院等，有助于缓解卫生资源投入不足的矛盾，形成合理的多元办医格局和医疗服务竞争机制。
在投资养老社区方面，保监会支持保险资金参与养老社区的投资与运营，开展养老产业领域的创新和探索。截至2017年6月末，共有中国人寿、泰康人寿、太平人寿等8家机构投资29个养老社区项目，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海南等东部沿海的18个省区，占地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米，计划投资金额678.2亿元，床位数超过4万个。目前，部分养老社区项目已投入运营阶段。
五、大力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
(一)主动服务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引导保险资金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发挥保险资金优势，助力促进钢铁、煤炭等行业加快转型发展和实现脱困升级，支持保险资金参与降杠杆和市场化债转股。截至2017年8月末，累计注册永续债14项，规模达808亿元。目前，保险资金参与了陕煤集团100亿元债转股项目，中船重工20亿元债转股项目。
(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鼓励境内保险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布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和资金支持。支持保险资金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截至2017年8月末，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计划形式，投资“一带一路”项目7414.44亿元;长江经济带2646.08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1184.92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22亿元。
(三)积极参与PPP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陆续印发《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债权计划投资重大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系列配套文件，从技术细节上明确了具体支持政策，如优化投资渠道、投资方式、主体资质、信用增级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截至2017年8月底，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投资计划733项，合计备案(注册)规模18384.07亿元。
(四)支持军民融合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支持保险资金积极探索军民融合模式，与军工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保险军民融合发展基金，如人保资产-中国航天军民融合发展基金股权投资计划(一期)，规模50亿元。鼓励保险资金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制造2025》各项任务。如华泰-中国商飞债权投资计划，规模150亿元，支持我国大飞机建设项目。
(五)探索保险资金直接支农支小新方式。采取“低成本融资+保险保障”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由保险公司借助其农村网络机构，向符合要求的投保农户、扶贫对象或农业生产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专项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和贫困群众融资成本。2015年11月，保监会批复同意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支农支小产业扶贫融资业务试点，试点规模50亿元。2017年4月，试点规模增加至250亿元。
六、进一步完善新技术、新业态保险服务
一是加大科技保险支持力度。鼓励科技保险产品创新，组织行业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保险新产品研发，目前险种已经发展到20多个。积极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共保体。二是进一步推广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三是积极推进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2017年以来，工信部、财政部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为落实及细化三部委政策，我会印发《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四是鼓励保险公司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围绕互联网开展商业模式、销售渠道、产品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创新。有序推进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试点，扩大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推动保险机构差异化发展。截至2017年6月末，保险业为全国731个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提供了风险保障，并获得了保费补贴，涉及保费33.2亿元，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1359亿元。有力推动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市场化应用。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保险创新业务签单件数46.66亿件，同比增长123.55%。
七、营造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政策环境
在资本监管上，目前，我会起草了《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了行业意见。偿二代二期工程将按照引导和鼓励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和要求，完善最低资本标准等相关偿付能力监管规则，进一步加大对保险业直接或间接服务实体经济行为的支持力度，引导保险业回归本源，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上，进一步加快建设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体系，2017年7月，保监会就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号)向行业征求意见，同时对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开展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试评估和量化评估测试。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建设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于2018年起试运行。
在分类监管和差别监管上，指导中资协印发《关于建立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重大工程业务受理及注册绿色通道的通知》，对于债权计划投资“一带一路”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重大工程，可以申请注册绿色通道和优先注册。研究起草《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对于非重大股权投资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支持市场主体按照白名单和黑名单自主选择行业范围等。
八、着力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
一是密切关注重点公司流动性等风险，有针对性从保险产品、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处置长期资产、增加短期流动性资产等多方面采取措施，缓解流动性风险。二是完善流动性监管制度，持续抓好满期给付和退保风险防范工作。公开征求《关于进一步加强人身保险公司业务现金流管理的通知》意见，明确流动性管理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监测体系，坚决守住风险底线。三是加强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监管。2017年6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明确“穿透监管”、“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从严认定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加大关联交易监管力度。四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开展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排查专项整治，重点关注重大股票、股权投资、利用金融产品、回购交易及资产抵质押融资放大投资杠杆等情况，将对存在突出问题及重点保险机构持续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综上，今年上半年，保监会陆续印发“1+4”系列文件，分别从治乱象、防风险、补短板和服务实体经济等四个方面进行总体部署，坚持“疏堵结合”，一方面从严监管，深入治乱象、防风险、补短板，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目前，43号文进展积极，成效已经显现。一是保险行业加快回归本源，做强主业，保险保障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凸显出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二是保险行业服务国家战略、助推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的力度不断加强。保险业在大病保险、农业保险、巨灾保险等领域快速发展。三是保险产品结构逐步优化，普通寿险等保障型产品快速增长，短期理财型险种新增缴费同比下降较快。四是保险资金激进投资得到有效遏制，保险资金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得到彰显。
下一步，保监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引导保险业充分发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服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负债端，进一步优化寿险保险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进一步积极鼓励产险公司根据实体经济特点，开办企财险、工程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保障。在资产端，进一步完善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配套政策,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疏通渠道，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链条，降低资金成本，引导更多保险资金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建设工程。
张忠宁 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下面请记者提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您好，您刚才讲到了防范化解风险，资产负债期限和收益错配的风险是比较重要的内容，请问上半年在这方面资产负债管理方面的监管，有哪些新的动向？
贾飙 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
现阶段，防范资产负债错配的风险是目前监管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对于资金运用来讲。从去年以来，我们就一直积极推进资产负债匹配监管的这项工作。去年底我们成立了相关的四个项目组，分头推进这项工作。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今年7月我们发布了关于相关的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一共是五项，一个总体的规则，还有四项具体的规则。
各家公司正在积极开展这种相关的能力试评估，还有相关定量评估的测试工作。从目前的情况看，结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积极的向前推进。从目前的计划来看，今年年底能够完成相关政策制定工作，今年底能够发布出来，到2018年开始试运行，目前进展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谢谢主持人，我是21世纪报的记者，“1+4”之后，尤其是支持服务实体经济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可能在政策，或者自身特点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保监会下一步还会有没有新的动作支持。目前情况下，您觉得保险资金的运用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谢谢。
贾飙 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
应该说过去几年，保险资金也始终在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明确提出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第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在今年5月初就发布了42号文。42号文发布之后，各家机构也有反映，觉得42号文是列出了一个总纲性的文件。提出我们在下一步能不能够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也已经发布了两个配套制度，包括我们关于PPP项目的，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及重大工程的相关通知，资产协会也在支持我们协助做好一些配套政策和自律规则，包括绿色通道的建立等。
下一步我们有很多的方面都在积极的探索、完善。比如说我们在支持债转股方面，我们会总结经验，在适当的时候推出相应的政策，从制度层面支持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在军民融合发展方面，在支持双创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相关的考虑。未来一段时间，保监会将继续加大力度引导保险资金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财新记者
险资投资另类一直在增加，请问具体到另类的话大概比重是多少，昨天穆迪也发了一篇关于保险业信用风险的报告，请问如果另类投资增加的话，对于保险业而言，它的风险点主要在哪里，包括资产负债错配以及流动性，还有信用风险，谢谢。
贾飙 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
谢谢，我也关注到关于穆迪的这篇报道，我们有关媒体非常关注这一块。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要辩证的看，应该把这件事放在我们整个大的金融环境里看。
首先，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在持续的增加，是保险资产配置多元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看一下，2012年以前，我们投资的是老四样，存款、债券、股票、基金，这四样都是传统金融里面，原来还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在进行投资。实质上2012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是这种多元化的配置，使得更多的资金流入了实体经济，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另类投资，是指除去刚才说的老四样之后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股权计划、债权计划等等。
大家看到这些产品无一例外的都指向了实体经济，都投向了实体经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质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有利的体现，这是第一。
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说实现了保险资金资产的配置的多元化，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保险资金的风险，一定程度更好的解决了保险资金配置的问题，国际惯例上保险资金配置历来是多元化、国际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它是分散了保险资金的投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可能单个主体来讲，也有个别公司，另类投资增长的很快，自然带来的是一个资产负债不匹配，错配的这个风险。但是对于我们监管来讲，我们要在总体上要把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比如说它的集中度风险和这种另类投资流动性风险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你就要平衡这个关系。
对于我们来讲，对整体的大类资产有一个比例上的监管，进行一个整体上的比例把握，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我们的另类投资增长是有利的一面，同时也要更密切另类投资增加引起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增加的趋势。监管方面一直加强对重点公司和重点领域的风险监管。
澎湃新闻记者
你好，我是澎湃新闻的，我们现在看到今年中国人寿参与到国企的混改，监管层对于国企混改有没有一定的态度，今年会不会出台相关的文件出台。
贾飙 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相关的精神大家都学习了，这里面有重要一条，在指出风险的时候，说到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高杠杆，存在僵尸企业的问题.这一点，有关部委都非常重视，正在抓紧落实中央精神，制定相关政策。从保监会角度来讲，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指示精神，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混改工作。实际上，混改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在这方面一定会积极支持和配合的，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好混改工作。
张忠宁 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下面由我介绍关于保险业“补短板”工作落实效果的阶段性评估有关情况。
张忠宁 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为深入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保监会近日对《中国保监会关于弥补监管短板构建严密有效保险监管体系的通知》(保监发〔2017〕44号)落实效果进行了阶段性评估。评估结果显示，44号文印发以来，保监会织牢织密制度笼子，已新出台制度24项，修订4项，增补条款42条、修订67条、删减34条，保险监管系统查补制度短板，健全监管体系，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进展。
一、法人治理监管逐步健全。印发《关于完善监管公开质询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开业验收工作的通知》《保险公司章程指引》，起草《保险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督评价办法》，加快修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法人治理监管，在完善股权管理、防范内部人控制、加强穿透性审查、完善公开质询、加强关联交易监管、严格高管任职资格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二、支持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重大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禁止保险机构与非保险机构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上市公司，遏制激进保险投资。
三、推动保险产品管理回归本源。印发《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中国保监会关于商业车险费率调整及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修订《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规范人身险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科学厘定费率，发挥保险产品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强化财产险产品备案管理，2017年上半年备案产品5478个，发现问题不予备案产品293个。指导行业协会对71家公司4427个产品和700个销售方案进行全面审查，发现问题494处，要求公司进行整改。
四、全面深化偿付能力监管。印发《关于开展偿付能力数据真实性自查工作的通知》，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启动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简称“偿二代”)二期工程。提升偿付能力监管的效率和效果风，险监测预警持续加强。
五、保险中介监管进一步健全。加快推进《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和《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的修订出台，目前三部法规的送审稿已完成。强化保险中介机构股东出资真实合法性审查，进一步完善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登记制度。上线运行保险公估业务备案系统，进一步完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保险兼业代理监管信息系统及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管理系统，后端监管手段更加丰富、科学。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日益完善。印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保险消费风险提示工作的意见》《中国保监会关于启动保险服务标准化建设项目工作的通知》，起草《保险实名登记管理办法》，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1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对保险领域违法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行为采取可回溯管理，细化保险公司服务评价工作机，加速推动保险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提高消费者权益保障工作水平。
七、加强新型保险业务监管。发布《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对除出口信用保险以外的信保业务予以规范，防范风险跨系统、跨区域传递。起草《自保公司监管试行办法》《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指引》及互联网保险监管规则，提高新型业务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停止非寿险投资型业务试点，防止风险进一步扩大。
八、完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行政审批系统、偿二代系统、资产管理监管信息系统等改造完善，完成《保险统计指标体系现状评估及对策建议》课题研究，为拟定科学、合理、有效的统计指标体系打下基础。编制监管数据资源目录，稳步推进保监会监管信息化规划项目，推动监管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
九、切实提升监管能力。修订《会机关人事管理办法》《派出机构人事管理办法》《保监会干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试行)》，为加强监管干部队伍建设打下基础。先后举办处级干部和青年干部“风险防控专题轮训班”等7期培训班，共计培训5829人次，监管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得以提升。保监会与相关执法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明显增加，监管手段更加有力。
44号文发布以来，保监会通过弥补监管短板，从严强化监管，有效遏制了保险市场发展的不良苗头,市场乱象得到初步治理，回归本源的趋势日渐强化。下一步，保监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弥补监管短板，持续构建严密有效监管体系。继续坚持深化改革、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加快推进监管制度完善，严格按照时限完成相关工作，加大制度落实力度，及时评估市场效果，通过织密扎牢保险监管制度笼子，继续引导保险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健康发展。
张忠宁 保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本次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林毅夫委员认为，尽管国际经济形势还处在疲软周期，中国经济也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依据我们现有的条件，保持6.5%的GDP增速切实可行，在实际工作中，还可以争取比6.5更高。林毅夫建议用政府财政赤字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用PPP做为融资的辅助手段，必要时政府财政赤字可以突破3%的上限。他呼吁关注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深化改革资产配置中的扭曲因素，适当提高向高收入群体征税。林毅夫认为，在国际上，中国应顺势而为，引领全球化自由贸易，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经济形势：保持6.5%左右的GDP增速切实可行
财新记者：2016年四季度开始，各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似有回暖迹象，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哪些因素支撑了经济回暖，可持续性如何？
林毅夫：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目前确实有趋稳回暖的迹象，背后的因素有相当多是与房地产的投资有关，也与去产能后钢筋、煤炭价格上涨有关。这样一个趋稳的形态，我们希望能够站稳，但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因为房地产调控以后，可预见的投资的积极性会下降，去产能有推高价格的效果，但实际结果怎样，还须在经济实际运行当中来看。
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形势趋稳，但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我同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我们的经济可以说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不管外国的经济形势怎么样，利用我国国内的有效需求，GDP达到6.5%左右的增速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比6.5更高，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实现。“6.5左右”是一个相当好的表述，一方面它代表我们的信心，也代表我们经济增长确实有潜力，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当然如果国际上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完全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那可能会比6.5稍低一点，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财新记者：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什么位置？
林毅夫：首先看国际经济形势，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形势肯定要放在国际经济形势格局下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并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比如去年年初，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可以达到2.1%，到年底统计增速实际只有1.6%；欧元区去年年初的预计增长能达到2.7%，但到年底统计也只有1.6%；日本的经济增速原来预期可以达到1.7%，实际增速只有1.0%。
从长周期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马上就要进入第十年，这是二战后经济下滑最长的一个时期。现在的整体国际经济形势还处在一个疲软周期，是不是继续往下滑，还不好说，但要回到正常的增长，我认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达国家有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即使面对国外的不利条件，我觉得，国内还有比较大的潜力，有比较好的条件。经济增长总的来说靠二块：外需的增长、内需的增长。内需的增长靠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我们来说，投资增长还有相当大空间，目前我国的产能还处在中低端，即使中低端产能过剩，还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需要投资，投资的回报会相对好，而且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第二点，基础设施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我们城际之间的基础设施不错，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港口都建得不错，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不足，去年夏天下了几场大雨，一千多个城市被水淹，这说明地下网管不足，地铁也拥挤不堪；还有环保改善也要投资，城镇化也需要投资。
因此同样面对经济下滑周期，我国的条件和发达国家的条件不一样，我们有条件进行产能升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城镇化，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机会。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到60%，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我国民间储蓄高，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的潜在投资；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足。这些都是有利条件，用这些有利条件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增长，有投资就会倡导就业，有了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投资跟消费增加，就能确保我国经济较为平稳的增长。不管国际上怎么风吹草动，或是疾风暴雨，我相信靠内需增长我们有条件维持6.5%以上的增速。
投资：必要时财政赤字可突破3%天花板
财新记者：今年一月份全国各地“两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热情不减，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林毅夫：去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有不少是靠房地产投资拉动，但是房地产随着调控，投资的机遇性会下降。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投资这一块，一是靠政府投资，二是靠民间投资。从某种角度来说，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相关，因为如果经济下滑太多，大家会认为未来前景不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肯定会下降。如果政府基于它的财政政策投资，使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大家对未来的前景看好，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增加。政府投资主要投在基础设施方面，前面讲到我国的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欠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能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还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潜力。政府投资从短期来看能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能消除经济增长瓶颈，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
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我在2009年就提倡这一观点，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同时作为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办法。基础投资建设能带动就业，减少社会救济的各种开支，机会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经济下滑时，原材料价格也会下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比较高。我在2009年倡导这一主张时赞同的人很少，现在国际上已经变为主流的声音，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各国在经济下滑时投资基础设施。
财新记者：但是政府投资增加是否会导致地方隐性负债增加等潜在风险？
林毅夫：经济下滑时期，政府的财政税收增加得比较慢，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增加，政府的负债也会增加。但是，经济下滑时如果不投资基础设施，失业增加，政府的失业救济的支出增加，同样会带来政府负债的增加。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创造就业，减少发放失业救济的需要，固然短期负债增加，但从长远来看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将来政府的税收会增加，就可以补足现在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
就我国情况来说，我们过去政府在做基础设施投资时主要靠地方投资平台，因为我们过去不允许地方政府有财政赤字，也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的公债，只能靠银行或影子银行来融资。这有一个问题就是隐性负债，并且它是以短债来投资长期的基础设施，期限不配套。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基础设施的公债，然后用地方政府长期基础设施的公债来从事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不会出现期限错配了。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空间还会比较大，目前我们整个政府负债的比例还很低，地方跟中央的负债加起来不到60%，去年地方政府的负债是40%，其中就包含投资平台的隐性负债。我们的地方政府负债是用来做基础设施投资的，它是有资产的，它的净负债率实际上比40%还低。所以，如果把融资的方式解决了，我们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在经济下滑时期的反周期手段，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占GDP的3%为上限，对此我有不同看法。3%的上限本身并没有理论基础，这个上限最早是欧盟国家提出的，因为成立欧元区后，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为了约束欧元区内部国家，就提出财政赤字3%的上限。我的看法是，财政赤字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很关键，是用来支持社会福利，还是用来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支持消费的福利支出，是纯粹的负债；作为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会提高，财政税收会增加，它的还债能力会提高。所以不能简单地讲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我认为必要时可以突破这个上限。
财新记者：最近企业关于税负重的抱怨增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去年七月底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降低宏观税负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林毅夫：关于企业税负重的讨论很多，我认为首先是各种费的增加导致企业的税负重，应该把各种费做清理，这部分有相当的空间。宏观税负里面实际上也把各种费计算进去，先把那些不太正规的费好好清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对于现在的税里面，看政府在哪些开支上应该合理减少，把合理减少的那一部分用来降税，这也是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主要措施，把政府开支尽可能压低，今年将减少5%的开支，把减少的开支转化为对企业的减税。如果政府开支不能减少，企业减税后政府赤字增加，最后又会把担子转回到企业。
财新记者：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很可能不变，专项债可能减少，财政政策有边际收紧趋势。另一方面，当前PPP大规模推进，PPP是否可能异化为一个类财政手段，成为融资工具？
林毅夫：基于前面说到的理由，我个人是主张用政府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我们鼓励民间投资，但要看到民间投资有它的局限性。除了通信外，民间资本对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多大兴趣。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它的回报率决定经济使用率有多高，经济使用率又决定经济发展状况，但民间资本对经济发展状况没办法掌握，所以它对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积极性不足。当然，当前大规模推进PPP，用PPP来解决短期资金的不足是可行的。但也存在风险，民间资本是逐利的，它会投那种具有垄断地位并且已经是瓶颈的港口和高速公路，在垄断之下，民间资本很容易要求比较高的垄断利润，但基础设施有很多外部性，如果它要求比较高的垄断利润，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讲，国际上的PPP经验并不太成功，该投的基础设施没人去投，或者利用垄断地位追逐垄断利润，有时候还会出现绑架政府的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墨西哥电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墨西哥国有的电信行业被私有化，但电信的效率并没有提高，电信老板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却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很有钱又反过来影响政府政策。
所以，我觉得民间投资并不是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良药，很多基础设施是PPP不愿意投资的，它愿意投资的是有一定垄断性质由容易收费的电信、港口等，企业家会追求垄断利润，反过来可能会用垄断利润积累的财富来干预政府的政策走向。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用政府财政赤字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重新审视“最高只能占GDP总量3%的财政赤字”的天花板，只要增加的赤字是用来做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这个天花板可以突破。
财新记者：中国基础设施情况相对来说已经不错，未来是否该把更多资金投到相对更为匮乏的医疗、教育、养老上，在做投资的同时，也补百姓消费的短板。
林毅夫：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比较好，但还有不少欠账，比如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欠债要补上还需要下功夫。
此外，医疗、教育的不足，主要不是硬件不足，可能主要是软件不足。教育问题，不是缺教师，是缺合格的教师，教师的培养并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迅速提高的。医疗问题也是如此，二三线城市的医院基础设施都有，病床很多，但病人不见得愿意去，因为缺少好的医生。我觉得医疗、教育应该继续支持，但投资并不在于盖多少间教室、医院，应该是培养多少名合格的教师、医生，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投资过程，不能做为短期的反周期措施。养老方面可能遇到一些瓶颈，养老院缺乏，养老产业缺乏，把相关政策制定好，民间在这方面有投资的积极性。
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很快，但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相当严重，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我认为解决的办法，一个是釜底抽薪，一个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就是要了解造成不平等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我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走的是“双轨制”，保留了一些扭曲，这些扭曲都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均。比如在金融体系中，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资金资本的价格被人为压低，谁能够向大银行借到钱，谁能够股票上市，就能以很低的价格获取资金。这些能从大银行借到钱或上市的企业，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一部分是大的民营企业，能拿到资金的补贴，或者是资本价格的补贴。谁补贴他呢？就是那些把钱投到金融体系的一般老百姓、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他们相对较穷，让穷人去补贴富人，当然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另外有些垄断行业，具有垄断利润，谁掌握了垄断利润，财富就会急剧增加。这些是事实上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根源，所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深化改革，把这种干预扭曲取消掉。比如金融市场改革，应该多发展能给中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并且对利率的管制放开，让资金的价格能够反映储蓄者应有的回报。对于矿产资源，应该把目前的低税费取消，改善矿产资源开采权取得价格过低，并把过去的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收，让那一部分财富能进入政府财政，这个福利属于全民。对于垄断行业，则对其价格和经营应该监管。
扬汤止沸的办法就是对那些高收入群体征收较高的税，增加政府的财政实力，用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此外，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推行房产税、遗产税，解决代际之间的财富不均。
汇率：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有升值潜力
财新记者：最近汇率比较稳定，2016年年初大家较为一致的预期是汇率年底到7.3，你对汇率的预期是什么？
林毅夫：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还有升值的潜力。汇率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生产力提高速度的对比，我们现在维持6.5%的经济增速，人口增长不到0.5%，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大约六个百分点；美国的经济增速预期在2.1%左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到1.5%，那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就比美国高了将近五个百分点，按照汇率来讲，人民币的真实汇率应该升值。当然，汇率从长期看受到生产力的影响，短期还会受到货币政策、资金流动的影响。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短期的名义汇率就有升值的压力；如果大量资金流出，名义利率就会贬值。两者都会使名义利率和真实汇率偏离。所以短期的预测，我说不准，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国升息，大量的投机资金就会流回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我们的企业也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可以买汇率保险，采取一些保险手段、避险手段。
财新记者：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是汇率操纵的冠军，你怎么评价？
林毅夫：我相信这只是特朗普的一种竞选语言。他只看到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并不是评估汇率高估或低估最佳的办法，应该看总体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中国对有些国家贸易是逆差，对有些国家贸易是顺差，在这种状况下，不能用两国的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来判断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贸易顺差占GDP总量还不到3%，这是一个正常状况，人民币并没有严重被高估或低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中国并没有严重偏离汇率的正常情况。特朗普在竞选时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美国的问题都说是国外造成的。
财新记者：你认为中美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该怎么应对？
林毅夫：中美发生贸易战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应对之道：做最坏的准备，抱最好的希望。实际上中美贸易是互利双赢的，中国出口给美国的商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跟生活必需品相关，这种产品美国早就不生产了，已经失去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比较优势。即使美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这些产业也回不到美国去，因为中国的工资跟美国相差不是45%。美国若对中国征收45%关税，它不继续从中国进口，也会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去，不管怎样，这些工作不会流回美国本土。第二点，如果它这么做，美国一般家庭要支付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会上升，生活水平会下降，就业率也可能受影响。所以这样做既不能保护美国的就业，美国一般家庭的福利也会减少，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我们应该去跟美国讲道理，把利弊分析给它听，让它了解到贸易战既伤害中国，也伤害美国。这是事先防范。事后措施，我们可以启动WTO的诉讼程序，也可以减少从美国进口一些技术含量高、资本含量高的产品。
做全球自由贸易的引领者而非领导者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近年大规模到海外并购，但在美、欧受到一定程度的投资限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毅夫：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在海外投资，进入当地市场，这是正常情况。但我们体量比较大，有时候会被过度解读，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我们企业的透明度，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市场行为。同时要加快双边和多边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财新记者：你对近年所谓的外资撤离中国的现象怎么看？如何看待国内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等绿地投资也开始出现转向海外的现象？
林毅夫：大家热议的所谓的外资撤离中国，有渲染的地方，实际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外资撤离也是正常现象，比如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资、台资、韩资到中国来投的很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现在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了，它们当然会离开，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去，不仅是它们，我国国内资本也会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转移。还有一些企业，比如曹德旺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是为了进入当地市场，并不是说想节约工资成本。因为工资成本在他的成本中占比很低，但是运输费用高，为了开拓北美市场，所以他到美国投资。
去年我国外资使用达到13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在全世界也排名第二。所以我说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媒体炒作起来的。
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还是石油输出国，当时中国使用石油比较少，国内石油价格比国外低，所以我们当时还出口石油。现在中国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了。条件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国主要以吸引外资为主，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变化，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要转向海外去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以把GDP变为GNP，有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克服关税壁垒或高运输成本进入国外市场而到国外设厂，那就会变成海外投资。另外，我们要从海外引进新的技术，有的技术引进方式主要靠并购，或是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中国企业“向外看”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的自然延伸，是有经济合理性的。
财新记者：你参加了今年一月份的达沃斯论坛，据你观察，习近平主席讲话后，海外对中国的关注重点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中国有怎样的期待？
林毅夫：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受到热烈欢迎。过去美国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但新当选的特朗普总统自己放弃了这种领导权，西方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从我们自己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坚持继续倡导和维护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既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领导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大提升，我们应该继续引领全球化，推动自由贸易。
财新记者：我们是“引领者”而非“领导者”？中国能担起“引领者”的角色吗？
林毅夫：过去美国做世界领导者，有时候它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的国家头上。我们不做美国那样的领导者，而做引领者，顺势而为。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得到国际上比较大的反响。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中国提倡搞基础设施建设有比较优势，基础设施所需的原材料钢筋、水泥等，我国的产量超过世界的一半；第二点，我国的工程施工力量是全世界最强的，修同一条路，我们的建设成本比别人低；第三，我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过去用来买美国国债，现在可以用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只要项目选择好、设计好，回报有保障；第四点，“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要实现现代化，很重要的是发展工业化，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也可以适当往海外转移。这四个有利条件配合起来，有利于中国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发展。
财新记者：两个月后中国将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海外目前对“一带一路”大体有哪几类看法？褒奖有哪些，质疑有哪些？
林毅夫：总体来讲国际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响是积极的，因为是合作双赢。当然，质疑也存在，外国对中国的体制、道路、政策还不能完全理解，以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做标准，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存在某种偏见。国际上一些观点以西方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让市场来解决。但我前面讲到，如果政府不做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通信等少数行业，其他的不会有人去做。我认为，中国除了在硬件上的建设投入，也应该提出新的理论改变国际上的一些主流观点，这样才能把“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行。
在“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中，要考虑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不能贪大贪快，最终还是要以经济合理性为主要考虑。还有短期回报和长期回报的结合，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就不能只看中短期回报。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已近三年，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响应。截至今年2月，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已超500亿美元。然而外界一直存在担忧：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大、周期长、收效慢、不确定因素多，我们的风险会不会太大了？
针对这个问题，在5月9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研讨会”上，国策君采访了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他看来，选好项目、买对保险、动民间资本，“三管齐下”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可控，甚至回报较传统的政府债券、股票投资更好。
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倡导区域经济的整合。而基础设施与一般的商品、劳务输入有着巨大差异。“一带一路”途经国家众多，涉及诸多金融风险与政治风险。因此，外界往往担忧我国将资金大幅投入其他发展中国家，风险是否可控。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当地带来就业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报与风险，主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林毅夫指出。
降低“一带一路”项目风险 第一步是选对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有三个特点：建设周期长，需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回收期也长，一般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资金一次投入大，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在项目建设中，要想降低风险，首先就是选对项目。
如何评价“一带一路”项目是否选择的对？林毅夫认为，项目地理区位的选择要合适。举例来看，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海岸线漫长。中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投资和承包的基础设施项目据其区位特点也集中在大桥、水坝、电站等项目。而像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可以发挥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在原油开采、地质勘探、钻井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上开展合作。
同时，林毅夫强调项目要发展的产业需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支柱结构是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
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这些要素禀赋会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如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对比较多的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会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配以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就成了竞争优势，经济就会发展好，基础设施回报就高了。
买对保险、动民间资本 提前做好风险承担
“第二步，项目存在风险，我们就要分散风险。这种情况下，可以买国际上的风险保险。”林毅夫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针对政治风险，我们可以买政治风险保险，比如之前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保险机制。金融风险一般受美元等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建议引入金融风险保险机制。
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国家资本的介入，如亚投行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投资到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和股票市场。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息太低，接近于零，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很大的泡沫。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林毅夫指出，为降低项目风险，除了国家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也建议利用PPP等形式，动用民间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资金可以作为先导资金，用享受回报优先权等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三管齐下’降低项目风险，我倒是不过分担心。”林毅夫补充。
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目前国际普遍的投资方式。以国际上资金最多的国家挪威为例，过去的资金10%投入发展中国家，90%投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和股票市场，而现在挪威计划将更大的比例转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只要项目选择好，是相当好的投资机会。
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开幕，将调整为一年一办
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18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354家企业的422项技术成果参展，大部分是我国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金壮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政委安兆庆等出席了开幕式。
据介绍，从今年起，活动将由两年举办一次调整改为一年举办一次，并且将按照五年办一次综合展、其他年份办专题展的思路组织实施。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加快推进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为主题，由室内展示、网上展示和专题论坛三部分组成。其中，室内展区展出422项技术成果，网上展厅展出产品与技术成果936项，并针对军民融合发展重难点问题组织政策辅导、机制创新和信息技术3场专题论坛。
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在京津冀、上海、广东（珠三角）、安徽（合芜蚌）、四川（成德绵）、湖北武汉、陕西西安、辽宁沈阳等8个区域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进相关改革举措先行先试，着力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关地区和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形成了一批支持创新的相关改革举措。为进一步加大支持创新的力度，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经国务院批准，将有关改革举措在全国或8个改革试验区域内推广。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广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
（一）科技金融创新方面3项：“以关联企业从产业链核心龙头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融资服务”、“面向中小企业的一站式投融资信息服务”、“贷款、保险、财政风险补偿捆绑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服务”。
（二）创新创业政策环境方面5项：“专利快速审查、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强化创新导向的国有企业考核与激励”、“事业单位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引进紧缺或高层次人才”、“事业单位编制省内统筹使用”、“国税地税联合办税”。
（三）外籍人才引进方面2项：“鼓励引导优秀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创业，符合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可直接申请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积极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简化来华工作手续办理流程，新增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转换的申请渠道”。
（四）军民融合创新方面3项：“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民口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
二、高度重视推广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刻认识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要着力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推进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模式，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将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推广工作列为本地区重点工作，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扎实推进，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根、产生实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能，积极协调、指导推进推广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要适时督促检查推广工作进展情况及效果，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这个主题，我主要是希望回答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地位、条件以及肩负的使命。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和明白作为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潮流的美国到底有哪些优势。在我看来，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全”和“三互动”。“三全”是包括全生态、全场景和全社会。一，全生态。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是拥有最好的芯片，如电脑芯片巨头英特尔、IBM，手机芯片巨头高通，以及图形处理器（GPU）制造商英伟达。操作系统也同样如此，例如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OS，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IOS等。美国拥有完整的生态且相互之间开展竞争，除了这些巨头，其他公司也都参与这样底层架构的竞争。这种全生态的优势，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追赶，只能争取缩小差距。二，全场景。美国在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人工智能场景都有布局，如自动驾驶有谷歌汽车和特斯拉、金融领域有智能投顾Wealthfront和Betterment、智能医疗领域有Watson平台等。不仅如此，美国在这些场景都拥有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三，全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和投资人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行为。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更多是系统的创新。这种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为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互动”包括大小企业互动、军民互动、产研互动。企业之间、军民之间、产研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使得技术创新一直保持活力。一，大小企业互动。美国不仅拥有定义人工智能未来的大企业，同时又有很多小企业进行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活动。此外，大小企业之间一直在通过并购和交流进行互动，形成健康发展的互动关系。二，军民互动。美国大多高新技术都是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资助和领导下完成的，之后军事技术逐步转为民用。军事技术研发对于技术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而民用技术的应用则会对军事系统带来新的支撑。同时，军事技术发展又能够引领产研之间的互动，这种产研互动不仅包括军事与民用之间，而且还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产研之间也形成良性互动。美国的优势是全方位的。
当然，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也有很多优势。首先，中国最重要的优势是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市场，因为这市场规模是全球没有的。一旦某个产品进入应用领域，中国的市场就很容易为这个产品积累大量的数据；其次，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品质。与西方高福利国家相比，中国人拥有“白+黑”、“5+2”的勤劳品质，这让国外人既敬佩又感到恐惧；再次，科研队伍和研究水平。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科研不一定是全球最领先的，甚至很多人说国内的研究水平仅仅是在发文章。但辩证来看，发文章在科研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技术炒作骗得了公众，但骗不了同行专家；最后，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与美国的差距并非望尘莫及。随着中国优势的发挥和中国在该领域发力，中国甚至能够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并驾齐驱。
最后我们分析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障碍。第一个障碍，西方人的思维观念建立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是典型的“末世论”思维。西方人受到的文化熏陶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人跳不出这个逻辑循环。因此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颠覆性影响会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的又一展示，因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抱以悲观的态度。第二个障碍是隐私问题，或者说是个人权利的问题。目前人工智能最追求的发展是用数据去推动，没有数据进步的动力人工智能就会停下来。数据的获取则涉及到个人权利和隐私，如智能医疗就需要获取病人的医疗数据。由于美国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隐私，因此当前美国智能医疗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人医疗数据保护的问题。而中国人在隐私问题和个人权利方面与美国是有所不同的。第三个障碍是超人文化。美国超人文化与其个人英雄主义密切相关。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由西方大公司来主导人工智能发展，那么最后就会变成技术超人的游戏，人工智能的未来就会掌握在技术超人的手中。这种垄断将导致世界多样性的丧失，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具有道义的力量。
所以基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障碍，我们分析中国在未来突破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是位置和文化。实际上，中国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地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工智能的希望。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发展中国家上不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而随着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本地化与全球性整合的终结，未来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将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望尘莫及，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可能是天壤之别。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能够伸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此外，中国文化具有破解西方文化难题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多元统一，另一个是开放。多元统一是指中国人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未来将会出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长期共存的情形。如果对中国的专家学者、投资人做一个采访，受访者多半会认为人和机器在未来会和谐相处。因为《周易》中的阴阳观、《道德经》中老子的辩证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认为物、人的造物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类可以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存。此外，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看来，科技一直在挑战神的领域，而中国没有宗教的束缚，可能会在技术发展上没有伦理负担。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开放。为什么中国人工智能爆发最重要的场景是基于人脸识别的安防，而西方的爆发场景是基于语音识别的智能音箱。这是因为中国人具有开放的特点，在中国人看来，相比于个人隐私，安全稳定更重要。为了提高社会治理的状况，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和隐私在中国人看来并非不能接受。中国人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研究智能医疗的专家看来，中国是研究智能医疗最好的国家，美国缺乏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医疗数据。只要政府和病人之间有很好的合作，那么医疗数据就能开放给医疗大公司和研究人员，而智能医疗的发展反过来又能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造福更多的人，从而形成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良好互动。
中国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有三个重点。第一是做好生态。这就需要思考一个完整的生态怎么样形成，军民之间如何互动，开发者怎么和投资者互动，开发者怎么和消费者互动。如果投资者都抱着投机的心态，赚一把钱就跑，将对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做好创新教育。关于创新教育，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很有趣：“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优势荡然无存。”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明白其逻辑和指向。中国原来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将行不通。创新人才的教育不能仅仅依靠知识积累，教育必须超越知识。人类与机器的区别在于人拥有好奇心和现象力。第三是做好“三个互动”。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使得企业之间、军民之间、产研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中国既拥有如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人工智能巨头，同时也拥有科大讯飞、寒武纪等细分领域的颠覆性企业。2017年，中国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位军民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奠定基础。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相对稀缺，因此更需要将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发展作为发展重点。
最后我提出四个“智”：第一，跨智——跨媒体、跨界别的智能。第二，众智——用集体的智慧来实现问题的求解。第三，合智——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第四，善智——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公平正义。跨、众、合、善分别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四个方向：一是技术趋势，二是社会趋势，三是人文趋势，四是伦理趋势。最后我做一个总结，AI就是“爱”，我们研究AI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本文为高奇琦在2017年8月28日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趋势、风险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经本人整理。首发微信公号：tansuoyuzhengming，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解放军报《军民融合》微信公号“军民融合前哨”
2017-08-31 15:09
《战狼2》：票房作证
一部好看的电影
《战狼2》究竟好看不好看？
暂且不论好看不好看，如今，看过和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大都有了一个共识：
在这个星球上，不管到哪里，也不论你摊上了什么事儿，只要你是中国人，甭着急，国家绝对不会扔下你不管！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一种观念，经过电影的独特放大效应之后，真的变成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吐槽者也许自有吐槽的道理。百家争鸣，不必强求一律。倘若借鉴邓公当年“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
票房才是硬道理！
诚然，票房不是一部电影质量如何的唯一评价指标，但至少，票房是电影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
相信网友大都同意下面这个基本判断：
《战狼2》的票房纪录，已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者很难望其项背。
2
《战狼2》：艺术唤醒
一种缺失的理念
以前，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一种理念早已深入骨髓，融入血脉：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这句话也常常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两种说法实际上都脱胎于清人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的一句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当今世界，天下并不太平，一个问题常常摆在我们眼前：
匹夫有难，国家咋办？
对任何一个现代文明政府而言，唯一正确的选择：
匹夫有难，国家有责！
现实告诉我们，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相统一，“匹夫之责”与“国家之责”相统一，一体而两面，才构成完整的“家国情怀”。所谓家国天下，匹夫的“爱国”天经地义，国家的“爱民”不可或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狼2》所唤醒的是我们有意无意忽略、长期以来所缺失而不自知的一种理念：匹夫有难，国家有责。
1历史镜鉴 堪称反例
1942年河南大饥荒，约有300万灾民饿死。电影《一九四二》结尾处，一行字幕令人警醒：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失去大陆，退踞台湾。
匹夫有难，他不管！不失去大陆，才怪呢！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听从陈诚建议搞“土改”，还不是回过头来再学共产党吗？可惜啊，晚啦！
2《战狼2》呼唤 强烈期盼
同样是电影，同样是结尾。
《战狼2》的结尾，中国护照背面的文字说明成为一个“燃点”，一个爆燃公众爱国情感的“燃点”：
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上面这个并非现实版的中国护照。
有人吐槽，电影版中国护照像极了传说中美国护照上的那句话——“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和军队都是你强大的后盾”(其实，这句话也是2011年诞生的谣言之一）。
但是，从中电影版中国护照中，我们难道不能真切地体会到吴京那种强烈期盼吗？
这种强烈期盼，绝不是吴京一个人的！它属于全体中国人！
好在，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期盼已经不再遥远。
3现实抉择 令人振奋
《战狼2》的故事，基本取材于2015年3月的也门撤侨和2011年利比亚撤侨行动。在这件事上，我们做得之好，令国人刮目，让世界惊叹。
3
《战狼2》：不妨看作
一句话的放大版
这句话，其实就明明白白地写在中央文件中！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文件就是《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已经在2016年7月21日对外发布新闻，公布于世。
通览新闻全稿，紧跟“七个统筹”之后，那份重要文件中特别讲到：
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切实维护国家海外经济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深化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前哨认为，整部《战狼2》尽管不是“军民融合”宣传片，也不是“军民融合”代言片，然而艺术创作上“形象大于思想”的客观规律，让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战狼2》进行多元化解读，其中之一便是以“军民融合”的视角，去作一番崭新的审视和把握。
在前哨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战狼2》就是中央文件“一句话”的放大版，放大的载体是影像，放大的手段是故事，放大的土壤是社会心理和民意基础。借助影像，讲述故事，传递民意，巧妙完成了对中央文件“这句话”的艺术化、形象化诠释和传播——
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中央文件与电影《战狼2》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内容对接，有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当今中国需要像《战狼2》那样，一个现代文明政府就是如此这般，悉心呵护她的每一位公民。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今天军民融合要达到的巨大效果这一，就是像《战狼2》中的人民军队一样，“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的海外利益，我们的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热切期盼这样一支人民军队跻身世界一流军队之列，时刻给我们的公民以保护，让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一丝一毫伤害！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狼2》的叫好与叫座，绝不是偶然的！难道不是吗？
（原标题为《军民融合视角下的《战狼2》：中央文件“一句话”的 放大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