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两年前,178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女画家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在巴黎的沙龙里展出了一幅自画像。油画色调庄重,画中的女画家怀抱自己年幼的女儿,姿态优雅,双目炯炯,神态安详,宛若宗教题材作品中的圣母,不同之处在于,女画家嘴角上扬,双唇微张,牙齿清晰可见。然而正是这种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广告式微笑触怒了当时的艺术评论家。
1703年,法国教士、教育家、改革家、天主教组织喇沙会的创办者圣若翰·喇沙(St.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在其著作《基督教徒礼仪修养规范》中有言:“有些人的上唇抬得太高,下唇沉得太厉害,以至于他们的牙齿展露无遗。这有悖于礼仪规范。礼仪规范要求人们不能露出牙齿,这是自然赋予我们嘴唇的全部原因:把牙盖住。”
西欧社会很早就注意到笑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同语言使用一样,笑还是不笑,对于划分社会阶层有着重要的意义。英国作家厄内斯特·萨科威尔·特纳(Ernest Sackville Turner)于1963年出版了作品《管家先生看到了什么:二百五十年间的仆人问题》(What the Butler Saw: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the Servant Problem),书中在描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主仆关系时重点强调了笑的作用:当时的社会风气鼓励小姐们对自己的仆人进行人文关怀,允许仆人定期休假、教仆人读书识字,但并不鼓励主仆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要极力避免主仆之间展露笑容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作家狄更斯1838至1839年创作的小说《少爷返乡》(Nicholas Nickleby)中,女画家拉克瑞威(Miss La Creevy)如是说:“事实上,肖像画中的人物表情只有两种模式:严肃式和假笑式。画家给除演员以外的专业人士画像时,采用严肃式;对于那些不在乎看上去是否精明的先生小姐们,才用假笑式。”狄更斯的原文措辞使用了“smirk”一词——既有假笑的意思,又有“傻笑“之意,扑克脸或许看上去冷酷无情,但比起那些捉摸不定的笑容,的确看上去更加精明。
德国历史学者阿诺德·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在《欧洲及其殖民地政治系统历史指南》(Versuch einer Entwickelung der Folgen der Kreuzzüge für Europa)一书中论述十八世纪的欧洲,称:“自从殖民地的各种产品——尤其是咖啡、蔗糖和茶叶,进入欧洲日常消费以来,殖民地的重要性日渐增长,殖民地在整个商业体系中的地位日渐稳固。上述商品在政治方面、在对社会生活的重塑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且不论国家从商业贸易中,以及政府从税收中获取的巨大收益,在欧洲各国咖啡馆作为处理政治、商业及文学的主要场所,什么影响没有发挥过呢?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商品,西欧国家难以具备当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