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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佛学、创制汉化的佛教音乐:文艺与灵魂的双重涅磐佛教是东汉明帝时期,因明帝夜梦西方天竺之国金人飞翔,遂有高僧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原。佛教的音乐那时候被称为梵音,完全印度化的。中原佛教音乐的汉化历史有两个皇族人物功不可没:第一个就是曹植,其次是写出《霓裳羽衣曲》,把梵音佛乐改制为道教音乐的唐玄宗李隆基。曹魏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僅有(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100多年的時間,加上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佛教的發展十分緩慢。這時,不但佛經的翻譯數量和質量都不夠,更大的一個障礙是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問題。正所謂“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梵唄”一詞源自印度,是指以曲調唱頌的形式誦經和歌頌佛德。由於梵語語音和漢語語音有很大差別,可以說,沒有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就沒有佛教的中國化。《高僧传·经师论》载:“自大教东流,乃释文者众,而传声益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以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梵音重復,漢語單奇”,“魚山梵唄”正是解決了這個矛盾。曹植在反復研究了漢代的一些佛經譯本和印度的印度梵唄之后,便擬寫音調並依《太子瑞應本起經》的內容編撰唱詞填入曲調,創立中國的佛教音樂——中國梵唄。因其發端於魚山,因此被稱為“魚山梵唄”、“魚山唄”。曹植創立中國梵唄,對於佛教的中國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中国本土赞呗之起源,相传为曹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时,闻空中天乐梵呗之声,美妙绝伦,意境深远,感悟甚深,于是将其音节纪录下来,结合《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作成了《太子颂》和《菩萨子颂》,遂成合汉曲梵音而制作梵呗之始。
说明曹植在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中,不但但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还在接收外来文化、创作佛曲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因为“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弊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静安文集· 论近年的学术界》)。再者说,“公元三世纪至五世纪,是中国化唱诵勃兴之时,也是我国佛教念诵仪制的成型期。不但来华弘教的西方硕德屡有新声传世,不少精通中原传统文化的华夏佛子,亦登堂入室,融汇中西,承先启后,为后世汉传佛教的唱念仪制奠定了基础。”(田青《朝暮课诵规范谱门·前言》)在这种情况下,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法苑珠林》)。这就是曹植与佛教音乐的结缘背景。
潜心研读佛教与儒家经典,在佛国优美空灵的赞呗音乐中,历经苦难的曹植终于获得了心灵与文学的双重涅磐。黄初三年(222年)四月,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也就是在这次被封王之后回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感鄄赋》(《洛神赋》)。
《洛神赋》遵从楚风文学自从屈原、宋玉以来,上溯“诗三百”时代的国风,以“香草美人”比兴的传统,也非常契合世界文学范围内许多以美女美景来隐喻形而上哲理与思想的文学作品共同的道路,与我们各民族传承的“母系社会女神崇拜文化基因”相呼应,即歌德所言,创造一个“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这个女性的面貌可以是作者心目中向往的现实或想象的理想女性形象,但是这个女性象征的灵魂内涵却是集作者以及作者的同道们理想之大成,她往往既亲近有疏离,若即若离,高渺美好,却终将与现实渐行渐远,似乎代表着犹如海市蜃楼般的极乐世界,理想境界。西方但丁《神曲》里的贝阿特丽丝,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以及比他们早一千年的曹植《洛神赋》里的洛神以及两千多年前屈原等创造的那些芳草美人形象,某不是其中的典范,其中的“永恒女性”形象实在不宜附会到某个具体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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