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 情”,而是喜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 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 “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 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是朱善璐主持起草的。他先是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提出建议,为了替统战部应景,我也以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五千字为例,建议党代会报告不要写得太长、面面俱到,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建议对他毫无作用。此外他还要求一批批、一遍遍地开座谈会,光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报告稿完成后,他又多次要求征求修改意见。报告稿洋洋3万多字,比十八大报告,比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要长,办公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印刷。到了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朱善璐再次要求征求意见,而且必须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那天是休息日,又遇上下雨,我只好赶到办公室一个个打电话,或者请党外人士自己来拿,或者找人送去。对于这样一篇冗长、空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报告,还非要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再走一遍形式。我不知道朱善璐是诚心征求意见还是有意折腾人,不过这样倒符合他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一贯风格。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偶然接触一下朱善璐,可能会觉得他对人很热情,讲话也有点激情,他能够将官面上的话变成自己的口语,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多听他几次讲话,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话,表面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空无一物。 朱善璐喜欢开会,喜欢讲话,喜欢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见过很多,往往从头批到尾,洋洋洒洒,几乎占满了所有的空白处。现在凡是他的批示下来,办公室还要专门打印一张“领导批示誊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长、杂乱的字迹能让人看清。朱善璐更喜欢会见领导人、各界名流,喜欢到处察看。从好的方面讲,朱善璐确实有深入基层的一面,闵维方当了9年半党委书记,但从来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朱善璐上任后来过不止一次。朱善璐对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时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夜是不会回家的,不仅周围工作人员忙的团团转,据说连他的夫人也无法适应。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用。胡锦涛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从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 办事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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