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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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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4 1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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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12.62, 0.01, 0.08%)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还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虚幻的恐怖是哪来的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为何“燃点低,热点多”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尤其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
他反思说:“其实,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
而对公众的交代,在国外早有作为。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黄大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应农业部要求,同反对转基因的市民约谈。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导体厂的工会原主席,还有一名纺织女工。
两位老专家从头讲起,一条一条梳理,转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学农药有什么区别,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会主席说:“你们讲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那儿,跟我们哥们儿再说说?”
在陈晓亚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吃了转基因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畸形”;也有小学生异想天开,“会不会长出翅膀”。经过解释,“大部分人对科学的信任度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提高。”
让科学回归科学
现实中,愿意站出来直面公众的科学家并非多数。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于2013年酝酿成立。一来号召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二来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解疑释惑。
目前这个虚拟平台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学家,经常举办诸如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风险交流的研讨会。
前些天,黄大昉的一个已是研究员的学生,来找他要一些转基因资料,要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生物老师讲课。这让黄大昉很欣慰。
不过,在他看来,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科普宣传不是万能的,紧迫的还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动产业化。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黄大昉说。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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