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白鹿原》传奇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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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自述《白鹿原》出版的前前后后

陈忠实

2016-04-29 11:22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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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早晨7点45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4岁。其代表作《白鹿原》面世23年，总发行量超500万册。

他曾在一篇题为《何谓益友——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的文章中，谈到《白鹿原》出版以及创作的故事。本文摘自2009年出版的《陈忠实散文》。

《白鹿原》书封

一

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

那时候的电话没有现在这样便当，通讯的习惯性手段依赖书信。我之所以把给何启治写信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确是因为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来中太富于记忆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这部书稿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她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

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把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然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的检验。

我便想到何启治，自然想到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艺类书籍出版系统的高门楼，想着这一层还真有点心怯，“店大欺客”且不说，无论如何还是充不起要进大店的雄壮之气来。然而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都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节过后，我便坐下来复阅刚刚写完的《白鹿原》书稿，做最后的文字审定，这个过程比写作过程轻松得多了。大约到公历2月末，我决定给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来取稿的意见。如果能派人来，时间安排到3月下旬。按照我的复阅进度，3月下旬的时限是宽绰富余的。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信发走之后，我才确切意识到《白鹿原》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


《白鹿原》就是在这张小桌子上完成的。

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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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不回避，撕开写”

在查阅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后，陈忠实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该县有文字记录以来贞女烈妇的事迹或名字，“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而残酷的煎熬，才换取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的。”

在这样一本以摧残女性为榜样的花名册前，陈忠实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这个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田小娥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凸显出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但陈忠实对是否一定要写性还是有不小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但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放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白鹿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

关于革命：“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

刘志丹当年被叛徒诱骗，造成全军覆没的地方在白鹿原东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

“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籓篱，反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地发起挑战……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陈忠实写革命者不写他们的缺点，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小说里的革命者典型是白灵，白灵这个悲剧性革命者的原型是张景文烈士，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张景文曾任陕甘边区妇女主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习仲勋、刘志丹等曾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他们都曾受到党内极“左”路线的迫害，张景文甚至被活埋。

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于1934年在陕甘边区创立，如今的学校中有一座教学楼，系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齐心夫妇捐资兴建，以第一任教员张景文名字命名，习仲勋曾在病榻上亲笔题写“景文楼”。

创作最后阶段：不能发表就养鸡

一直到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才开始写《白鹿原》的草稿。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和酝酿，终于动笔了。在动笔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估计小说大概要40万字。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元月完成草拟稿，写满16开笔记本一本半，40多万字。“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

1991年，路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评论家李星对陈忠实开玩笑说：“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长篇，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1991年农历腊月，陈忠实的太太曾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去养鸡”，陈忠实回忆道。那时，《白鹿原》还剩下最后两章。

从构思到草拟再到正式稿的六年里，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鹿兆鹏、白灵们的生命历程，横在陈忠实心里六年，真正烂熟于心。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的下午。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的冬天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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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弄清家族的脉络之后，有一位爷爷向陈忠实提到，他曾见过陈忠实的曾祖父，“个字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对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想像，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

也在这一刻，陈忠实从《蓝田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融进了这个族长身上了。“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也就此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那些他喜欢、讨厌或不屑的人都丰满起来。

《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作的，吕大临是儒学关中学派的一位思想家，在吕的出生地白鹿原，这部《乡约》被奉为金科玉律。原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却都虔诚守着《乡约》文本，以及本氏族的规矩。“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世纪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乡约》的内容其实就是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情，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易记。在电影中，有一个数分钟的镜头就是白嘉轩教族民背诵《乡约》。随着革命的来临，乡约也瓦解了，鹿兆鹏的新学教育代替了《乡约》，与此同时构成原上人的精神和教育理念也被颠覆了。

当陈忠实在蓝田抄写县志里的《乡约》原文时，这个《乡约》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融为一体了。”

“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白嘉轩，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势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所以陈忠实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陈忠实开笔写下的第一句话是：“锅锅儿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后来他又把“锅锅儿”三个字的绰号删除了。陈忠实后来说，选在那个季节开笔，还有一个外在因素是，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房，那年初在自己家建了新房，还搭出了10个平方米的写作间。


2012年9月10日，陕西省西安市，陈忠实文学艺术馆馆藏的不同版本的《白鹿原》。  视觉中国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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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用6年再现了他未曾经历的传奇和未曾谋面的祖先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6-04-29 12:45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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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早晨7点45分，74岁的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2012年9月19日，东方早报曾发表《陈忠实：书中还有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还原了陈忠实《白鹿原》创作历程及人物构思始末。

2010年5月25日，陈忠实站在离西安市区20多公里的白鹿原老宅门前，旁为灞河。陈忠实说过：“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原。”《竹书纪年》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色的鹿被当地先民认为会给古原带来吉祥。视觉中国 资料图

小说家陈忠实《白鹿原》创作历程及人物构思始末

1992年3月25日，陈忠实把50万字的《白鹿原》书稿交给了《当代》编辑。1993年6月《白鹿原》出版，几年后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9月15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全国公映。

从1985年动念构思《白鹿原》，到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再到1991年冬写完最后一句话，白鹿原边上走出的陈忠实，用文字再现了白鹿原那块土地上，作家本人不曾经历的历史和传奇和他不曾谋面的祖先。

2009年上海书展上，陈忠实签售自己的新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  赵静 澎湃资料图

关于白鹿原：“回到祖辈的故事中”

在1985年夏天以前，陈忠实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还看作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在他的写作意识里，写长篇有些令人畏怯，至少要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能有点眉目。

1985年，陈忠实参加了一次“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上的作协领导感叹陕西的新老作家已经有很久时间没有拿出一本长篇小说了。在那次会后，路遥留在了延安开始起草《平凡的世界》，当时的陈忠实也依然没有很强的念头要去写一部长篇，但在会后开始写酝酿已久的《蓝袍先生》这部中篇时，那些不属于蓝袍先生的故事出来了，“我的长篇小说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对陈忠实来说，8万字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是作家一次用心得意的写作探索，同时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

在那段时期，和许多作家一样，陈忠实也开始接触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印象尤其深刻的倒不是马尔克斯，而是卡朋铁尔的《王国》，陈忠实顿然意识到，他连自己生活的村庄百年演变历史都搞不清楚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且不管两千年前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至少想知道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恼心情，这个村中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

为写《白鹿原》，陈忠实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祖辈故事中，陈忠实有一个爷爷在分家时住在上房和门房之间西边的厦屋，后辈所以都叫他厦屋爷。厦屋爷经常在夜深时呻唤，所以当他写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时，“让白鹿原北坡根下的我的厦屋爷留在我心底的呻唤，感应而出了。我在《白鹿原》书里构思的人物和生活背景，是我厦屋爷这一茬人的生活历程。”

在两年时间里，陈忠实断断续续进入百年前自己的村子，进入白鹿原和关中。“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陈忠实首先想要了解自己的村子，以及白鹿原上那些如瓜蔓叶子般稠密的村庄，也要了解关中。最后他选择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这些县同时都围绕着西安。

陈忠实曾被人问道，“你到底想弄啥？”“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如是说。

陈忠实老宅家里的照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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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的出版是时代进步

记者：当时陈忠实状态如何？

何启治：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之前说过一个事情，有读者写信来，说不知道作者还能不能活着看到这封信，因为她觉得写出《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陈忠实看完之后嚎啕大哭。因为他太疲惫，所以本来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矩，尤其是对初稿，（编辑把）修改意见跟作者提，提完由作者自己修改，但是在《白鹿原》，是发稿编辑处理的。我们跟陈忠实提出修改意见，但他说他太累了，没法修改，让我们全权负责。所以当时《当代》发表时，删掉了两章我们觉得是弱笔的部分。

记者：原版在20年后得以重新出版，是否可看做一种进步？

何启治：当然。其实当时的修改意见，主要是两处，一是“朱先生提出，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后来有读者认为，修改之后显得生硬了。二是性描写，改动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田小娥把黑娃拉到炕上”，删掉了许多描述，变为叙述；二是“鹿子霖第二次强迫田小娥与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读者对性描写提出批评质疑的，包括出版社内部也有，但新世纪这种声音就基本不见了。现在原始版本的出版，肯定是时代进步、往前走的结果。

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不管电影最后出来的样子会怎么样，被剪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留下遗憾，现在还说可能会被腰斩，但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一个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还会有再拍的一天的。

录入编辑：何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