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特稿：《白鹿原》传奇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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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自述《白鹿原》出版的前前后后

陈忠实

2016-04-29 11:22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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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早晨7点45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4岁。其代表作《白鹿原》面世23年，总发行量超500万册。

他曾在一篇题为《何谓益友——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的文章中，谈到《白鹿原》出版以及创作的故事。本文摘自2009年出版的《陈忠实散文》。

《白鹿原》书封

一

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

那时候的电话没有现在这样便当，通讯的习惯性手段依赖书信。我之所以把给何启治写信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确是因为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来中太富于记忆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这部书稿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她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

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把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然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的检验。

我便想到何启治，自然想到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艺类书籍出版系统的高门楼，想着这一层还真有点心怯，“店大欺客”且不说，无论如何还是充不起要进大店的雄壮之气来。然而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都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节过后，我便坐下来复阅刚刚写完的《白鹿原》书稿，做最后的文字审定，这个过程比写作过程轻松得多了。大约到公历2月末，我决定给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来取稿的意见。如果能派人来，时间安排到3月下旬。按照我的复阅进度，3月下旬的时限是宽绰富余的。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信发走之后，我才确切意识到《白鹿原》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


《白鹿原》就是在这张小桌子上完成的。

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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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几乎在爱好文学并盲目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就在这种没有奢望反而平静切实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启治走到我的面前来了，标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牌子。

这件事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太出乎意料而显得强烈。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觉到这是一位外来客了。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之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担心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

我和老何的谈话地点，就在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体制的区别）主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刊物《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的夸张性习惯用语。

我在刚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二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

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他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相见过许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在小寨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我违心地答应“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来了信，信写得很长，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把在小寨街头的谈话以更富于条理化的文字表述出来，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然而却丝毫也动不了要写长篇小说的心思。我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肯定是我长期阅读长篇小说所造成的心理感受，我常常在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的阅读中一回又一回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

好在这时候上级突然通知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我便以此为由而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我去陕北的南泥湾干校之后，老何来信说他也被抽调到西藏去工作，时限为两年，然而仍然继续着动员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工作。随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来信中关于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占据了主要内容，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也还在说，却仅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这是1974年的春天和夏天，“批林批孔”运动又卷起新的阶级斗争的漩流……这次长篇小说写作的事就这样化解了，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位朋友老何。


作家陈忠实。  东方IC 资料

三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来组稿，大约是刚刚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从文化馆所在的灞桥古镇赶到西安，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顿饭。那时候尚不兴公款请客吃饭。我刚刚开始收入稿费（千字十元），大有陈奂生进城的那份高涨的心情，况且是从小寨街头一别七八年之后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饭庄”看家菜葫芦鸡，老何直说好吃。多年以来的几次相见相聚中，老何总会突然歪过头问我：“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鸡？”

他是为创刊不久的《当代》来组稿的。我仍然畏怯这个高门楼里跃出的为文坛瞩目的《当代》，不敢轻易投寄稿件。直到我从短篇小说转入中篇小说的第一部《初夏》写成，才斗胆寄给老何。这个中篇小说是我的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历经三年多时间，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味过这个至为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我说以上这些话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

《初夏》历经三年时间的四次修改和重写，始得以发表，不仅是鼓舞，最基本的收益是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此后我连续写作的几部或大或小的中篇小说，不论得失如何，仅就各自的结构的驾驭而言，感到自如得多了，写作过程也顺利得多了。正是从自身写作的这个意义上，我是十分钦敬老何这位良师益友的。

《初夏》之后，我正热心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形式的探索，老何在一次见面中问我，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我很直率地回答，没有。这是实话实说。由他的突然发问，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面在小寨街头的那一幕，心里竟有一种负压感，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他却轻松地说，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

再后来的一次会面，他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我觉得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着我的性情是很难为的事情。我便告诉他，有想法，仅仅只是个想法，正在想着准备着，离实际操作尚远。我那时候确实正在做着《白鹿原》的先期准备，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同时酝酿构思着《白鹿原》。

我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我知道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不会在“短促突击”中完成，初步计划实际写作时间为三年。我希望在这三年里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而不要在人们的议论哪怕是好朋友的关心中写作，更不要说编辑的催逼了。过多的议论过分关心的问询以及进度的催问，都会给我心理造成紊乱造成压力，影响写作的心境。按着我的性情，畏怯张扬，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

然而还是有压力产生。我已经透露给老何了，况且是在构思阶段，便觉得很不踏实，如果最终写不成呢，如果最终下出一个“软蛋”又怎样面对期待已久的老朋友呢！甚至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按照我当时的写作的状况，中短篇小说虽已出版过几本书，然而没有一篇作品产生过轰动性效应，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位置，而老何为什么要盯着我的尚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呢？如他这样资深的职业编辑，难道不知面对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难以避免的约稿易而退稿尴尬的情景么？因为我在构思中的《白鹿原》没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体的东西，我自己尚在极大的不自信无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约稿的依据是什么？

后来的几年里，证明着老何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老何的问候，进门握手时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嘱我不要催促陈忠实。我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直到1991年的初春时节，老何和人文社的一班人马到西安来，以分片的形式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在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老何仍然恪守约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我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应诺着写完就报告。

这一年的夏天，先后有两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约长篇小说稿，一位是在艰难的情况下给我出过中篇小说集子《初夏》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张，我忍着心向她坦诚地解释老何有约在先，无论作品成色如何，我得守信。另一位是作家出版社老朱，她到西安来组稿，听人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同样以与老何有约在先需守友道为由辞谢了。我坚守着与老何的约会，发端自十七八年前小寨街头的初识，那次使我着实吓住了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提议，现在才得以实施了，时间虽然长了点，却切合我的实际。

直到1991年末写完全部书稿，直到春节过后的1992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确定《白鹿原》手稿复阅修饰完成的时间以后，我终于决定给老何写信报告《白鹿原》完全脱手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学书业出版界的高门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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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何很快复过信来，他们将安排两位同志于3月25日左右到西安。果然，3月24日下午，作协机关办公室把电话打到我所在地区的灞陵乡政府，由一位顺道回家的干部传话给我，让我于25日早八时许到火车站接北京来客。

给我捎信传话的乡上干部刚出门，村子里的保健医生搀着我母亲走进门来，说我母亲的血压已经高过二百以上，必须躺下，母亲躺下后就站不起来了，半边身子麻木僵硬了，就发生在我的注视着的眼皮底下。医生很快为她挂上了用以降血压的输液瓶儿。我的头都木了，北京来客此时可能刚刚乘着火车开出京城。

真是凑巧了，傍晚时分还有夕阳霞光，天黑以后却骤然一场大雪。我几乎一夜未曾合眼，守护着母亲，看着院子里的雪逐渐加厚到足可盈尺。离天明大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请来一位村人照看母亲，就踏着积雪上路了。大雪真好，从我家大门口起始，走过两个村庄和村庄之间的原野，我给处女的雪原和村巷踩出第一溜脚印。我赶上了第一班远郊公共汽车，进入作协大院时尚未到上班的钟点。我要了一辆公车，赶到西安火车站时，等候许久，高门楼里来的尊贵的高贤均、洪清波终于走出车站来，时间大约八时许。

高贤均和悦随意，甫一见面就不存在陌生和隔膜，笑起来很迷人的。洪清波更年轻，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不大多说话，笑起来有一缕拘谨的羞涩，显得更加迷人。我当时想，从高门楼里出来的人怎么到了地方省份还会有拘谨的羞怯！我把他们安排到招待所，由他们自己去找饭吃找风景玩，就匆匆赶回乡下去了，只说还有两章没有“通”完，没有告诉他们还有突然躺倒吊着药瓶的母亲。我当时家分两地，夫人和孩子住在城里，我住在乡下老屋写我的书稿，母亲是过春节时从城里回到乡下尚未回城却病倒了。这样，我一边守护着母亲监视着吊在空中的药液的降速，一边在隔壁书房审阅最后两三章手稿的文字，想到高、洪两位朋友正住在西安等着拿稿子，我第一次感到了心理紧促和压迫，这是《白鹿原》从起头到完成四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催逼感。

过了两天，我一早赶进西安，包里装着这部书稿。在远郊公共汽车上，我一直抱着这摞书稿，一种紧张中的平静和平静里的紧张。我一路上都在斟酌着把这摞书稿交给高、洪时该怎么说话才合适，既希望他们能认真审读，又不想给他们造成压力，所以以不提任何写作的构想和写作的艰难为好。这样，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其实基于一种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只需让编辑去看书稿而无须阐释。下午，我又匆匆赶回乡下老家照看母亲，连请高、洪两位新结识的朋友品尝一下葫芦鸡的机缘也没有，至今尚以为憾事。

我由此时开始进入一种完全的闲适状态。我不读任何小说，平生里从未发生过的拒绝以至逆反阅读现代文学书籍的奇怪的心理状态。却突然想读古典诗词，我把塞在书架里多年未动过的《词综》抽出来，品尝那些古色古香的墨痕之中的韵味而惊叹不已。

按常规我把《白鹿原》书稿的审阅过程设想得较长，初审、复审和终审，一部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走完这个轮番审阅的过程，少说也得两月以上，因为编辑们不可能只看这部书稿，他们要开会要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还要处理家务事。在他们统一结论之前，估计很难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我就在少有的娴静中等待，品尝一个个诗词大家的妙句。绝对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

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由此而又一次检验了自己的个性，很快便沉静下来，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缓静谧之中。我也才发现此前二十多天的闲适之表象下隐藏着等待判决的紧张和恐惧，只是明知那个结果尚遥远而已。这个超出预料的判决词式的信件的提前到来，就把深层心理的恐惧和紧张彻底化释了。我的全部用心都被高、洪理解了，六年以来的所有努力都是合理的，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人感到创作这种劳动之后的幸福呢！随后对唐诗宋词的品尝才真正进入一种轻松自悦的心理状态。

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二十年，从1973年冬天小寨街头的鼓励鼓动到1992年他在北京给我写《白鹿原》的审阅意见，对于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我们的友谊便不言而喻。随后便是如何处理书稿的种种琐细的事，我都由他去处理，我完全信赖高门楼里的这一帮编辑了。

五

《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非文学圈子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

1993年8月，《白鹿原》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三十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

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

《白鹿原》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一万五千册，在1993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按百分之十的版税和近十三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六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吧。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在《白鹿原》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鹿原》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书给他们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

大约是1998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

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作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样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淡心理。

现在，陈涌的话对《白鹿原》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尤其在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伙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止此，这个高门楼在我的感觉里融入了亲切温暖的感觉。

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

2001年2月20日于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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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约稿到出版20年，拍成电影又等了20年

许荻晔

2016-04-29 10:07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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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早晨7点45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4岁。陈忠实最为人所知的小说就是后来被拍成电影的《白鹿原》。2012年9月17日，东方早报曾发表《陈忠实为评茅盾奖妥协<白鹿原>曾删改两千字》，记者通过对《白鹿原》首版编辑何启治的专访，披露了陈忠实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些细节。在此重刊，以纪念这位独特的作家。

陈忠实

9月13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暨纪念版、手稿版揭幕仪式之后，早报记者当晚专访了当年《白鹿原》的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编辑何启治。当年为了评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了适当删改，何启治对早报记者表示，这种删改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修订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

一次不合艺术规律的约稿

记者：你在1973年冬是特地去陕西向陈忠实约稿吗？为什么判断他有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

何启治：并不是约他一个人。我1973年夏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小说约稿。西北是重点。陕西当时的重要作家是杜鹏程、柳青，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一样，属于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的一辈。

我当时去西安还有一个政治任务，组织两个知青去写反映知青在延安的生活的小说，而这两人并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想既然他们都能写，为什么陈忠实这样有丰富农村经验、写过小说的不能写？

其实我当时鼓励他写长篇小说，我自己也记不大清了，但是他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他当时一脸茫然，觉得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高门楼”向他约长篇，是不可能的事，但又觉得我表现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交朋友的态度。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当代》这样的可以发中短篇的文学刊物，他作为年轻作家也不可能出中短篇集，所以今天看来，向他约长篇小说不合艺术规律，但确实体现了编辑跟作者交朋友的真诚态度。至于最后会等来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了《白鹿原》是我的幸运。

记者：当时你对陈忠实发表的小说有什么感觉？

何启治：首先他写农村题材，可以感觉到他对农村非常熟悉，不熟悉没法写出这样的小说。其次他注意刻画人物，艺术上有小柳青的味道。至于到了《白鹿原》，就是孩子长大了，可以甩开手自己走路，讲究自己的个性。

删订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

记者：这20年中你催促过他的稿子吗？或者给予什么提议？

何启治：有联络，没催促，更没有提议。中间我们各自有一些工作调整，《当代》开办之后，我调去做编辑，陈忠实在名单里看到我，主动给我写信表示很高兴。他的《初夏》也是发在《当代》上，当时对他的原稿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他改了一年多，发表在《当代》打头，获了当代文学奖。后来我改任副主编、编辑室主任，分工调整，但是对于分管西安的同事，我要求他们见了陈忠实问好，不要催促他，长篇催不出来，这是我的自信。所以陈忠实在《何谓益友》一开头就写：“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记者：了解他写作《白鹿原》过程中的状态吗？

何启治：没有，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信中都只是说我正在写。连他在陕西的评论界的朋友，也是在第二稿完稿后看到的。我对他一稿、二稿的了解，都是在之后的交往中了解到的。

记者：当时你是赞成为了“茅奖”进行删改的，这可以看做对当时环境下的《白鹿原》或陈忠实的一种保护吗？

何启治：1997年以前，陈忠实被打压，连在报纸上发个评论文章都不允许，我努力为他受到公正待遇、得到应有的奖励奖项而呐喊。

如果我在“茅奖”评委会，我不会要求修改，更会投他一票。但是如果要修改才能评奖，我能够理解并且支持。我觉得《白鹿原》能蹚过去的地方，其他的当代文学也能蹚过去。

《白鹿原》的修订，据我所知，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修订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

记者：做了哪些努力？

何启治：在1993年6月正式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白鹿原》开了研讨会，我组织了两位重要评论家的稿件，都是赞赏《白鹿原》的，送到《人民日报》。清样都出了，但还是没有发，说是上面有看法，赞赏和批评《白鹿原》的都不发。

1997年5月，我在“八五”长篇小说出版奖担任评委，评选1991-1995年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时文学出版社得到通知，不能将《白鹿原》作为候选作品，但又有一条称，发现有遗珠，只要一人提议，两人复议，就可以补充提出候选作品，我当时就联合另两个评委提出补上《白鹿原》的候选资格。但当时就被批评了，说之前就要求不能有，为什么还提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以评委资格，而不是出版社，但也无果。

当时因为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的问题，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对他有议论。但事实上，评委会是没有看到《白鹿原》修订本的，陈忠实1997年11月把修订本交给出版社，12月出版，但12月也就通过（茅奖）了。这只是因为陈忠实答应修订，相互妥协了。我并不赞成那些人说大话，大家都清楚，文学艺术要完全摆脱政治是不可能的，而这方面的压力会让人很难受。所以获奖之后，《中华读书报》组织那一届的得奖者写文章，其他都是向作者本人约，但就是《白鹿原》，编辑是向我约的稿。我写的主题是为陈忠实辩护，理解他的修订不是伤筋动骨，而值得我们高兴，希望以后当代文学创作可以更加自由繁荣。陈忠实看完之后说：“好着呢，好着呢，我不用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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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的出版是时代进步

记者：当时陈忠实状态如何？

何启治：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之前说过一个事情，有读者写信来，说不知道作者还能不能活着看到这封信，因为她觉得写出《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陈忠实看完之后嚎啕大哭。因为他太疲惫，所以本来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矩，尤其是对初稿，（编辑把）修改意见跟作者提，提完由作者自己修改，但是在《白鹿原》，是发稿编辑处理的。我们跟陈忠实提出修改意见，但他说他太累了，没法修改，让我们全权负责。所以当时《当代》发表时，删掉了两章我们觉得是弱笔的部分。

记者：原版在20年后得以重新出版，是否可看做一种进步？

何启治：当然。其实当时的修改意见，主要是两处，一是“朱先生提出，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后来有读者认为，修改之后显得生硬了。二是性描写，改动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田小娥把黑娃拉到炕上”，删掉了许多描述，变为叙述；二是“鹿子霖第二次强迫田小娥与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读者对性描写提出批评质疑的，包括出版社内部也有，但新世纪这种声音就基本不见了。现在原始版本的出版，肯定是时代进步、往前走的结果。

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不管电影最后出来的样子会怎么样，被剪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留下遗憾，现在还说可能会被腰斩，但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一个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还会有再拍的一天的。

录入编辑：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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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用6年再现了他未曾经历的传奇和未曾谋面的祖先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6-04-29 12:45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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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早晨7点45分，74岁的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2012年9月19日，东方早报曾发表《陈忠实：书中还有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还原了陈忠实《白鹿原》创作历程及人物构思始末。

2010年5月25日，陈忠实站在离西安市区20多公里的白鹿原老宅门前，旁为灞河。陈忠实说过：“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原。”《竹书纪年》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色的鹿被当地先民认为会给古原带来吉祥。视觉中国 资料图

小说家陈忠实《白鹿原》创作历程及人物构思始末

1992年3月25日，陈忠实把50万字的《白鹿原》书稿交给了《当代》编辑。1993年6月《白鹿原》出版，几年后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9月15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全国公映。

从1985年动念构思《白鹿原》，到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再到1991年冬写完最后一句话，白鹿原边上走出的陈忠实，用文字再现了白鹿原那块土地上，作家本人不曾经历的历史和传奇和他不曾谋面的祖先。

2009年上海书展上，陈忠实签售自己的新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  赵静 澎湃资料图

关于白鹿原：“回到祖辈的故事中”

在1985年夏天以前，陈忠实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还看作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在他的写作意识里，写长篇有些令人畏怯，至少要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能有点眉目。

1985年，陈忠实参加了一次“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上的作协领导感叹陕西的新老作家已经有很久时间没有拿出一本长篇小说了。在那次会后，路遥留在了延安开始起草《平凡的世界》，当时的陈忠实也依然没有很强的念头要去写一部长篇，但在会后开始写酝酿已久的《蓝袍先生》这部中篇时，那些不属于蓝袍先生的故事出来了，“我的长篇小说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对陈忠实来说，8万字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是作家一次用心得意的写作探索，同时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

在那段时期，和许多作家一样，陈忠实也开始接触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印象尤其深刻的倒不是马尔克斯，而是卡朋铁尔的《王国》，陈忠实顿然意识到，他连自己生活的村庄百年演变历史都搞不清楚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且不管两千年前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至少想知道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恼心情，这个村中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

为写《白鹿原》，陈忠实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祖辈故事中，陈忠实有一个爷爷在分家时住在上房和门房之间西边的厦屋，后辈所以都叫他厦屋爷。厦屋爷经常在夜深时呻唤，所以当他写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时，“让白鹿原北坡根下的我的厦屋爷留在我心底的呻唤，感应而出了。我在《白鹿原》书里构思的人物和生活背景，是我厦屋爷这一茬人的生活历程。”

在两年时间里，陈忠实断断续续进入百年前自己的村子，进入白鹿原和关中。“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陈忠实首先想要了解自己的村子，以及白鹿原上那些如瓜蔓叶子般稠密的村庄，也要了解关中。最后他选择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这些县同时都围绕着西安。

陈忠实曾被人问道，“你到底想弄啥？”“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如是说。

陈忠实老宅家里的照片。  视觉中国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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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弄清家族的脉络之后，有一位爷爷向陈忠实提到，他曾见过陈忠实的曾祖父，“个字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对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想像，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

也在这一刻，陈忠实从《蓝田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融进了这个族长身上了。“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也就此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那些他喜欢、讨厌或不屑的人都丰满起来。

《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作的，吕大临是儒学关中学派的一位思想家，在吕的出生地白鹿原，这部《乡约》被奉为金科玉律。原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却都虔诚守着《乡约》文本，以及本氏族的规矩。“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世纪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乡约》的内容其实就是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情，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易记。在电影中，有一个数分钟的镜头就是白嘉轩教族民背诵《乡约》。随着革命的来临，乡约也瓦解了，鹿兆鹏的新学教育代替了《乡约》，与此同时构成原上人的精神和教育理念也被颠覆了。

当陈忠实在蓝田抄写县志里的《乡约》原文时，这个《乡约》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融为一体了。”

“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白嘉轩，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势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所以陈忠实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陈忠实开笔写下的第一句话是：“锅锅儿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后来他又把“锅锅儿”三个字的绰号删除了。陈忠实后来说，选在那个季节开笔，还有一个外在因素是，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房，那年初在自己家建了新房，还搭出了10个平方米的写作间。


2012年9月10日，陕西省西安市，陈忠实文学艺术馆馆藏的不同版本的《白鹿原》。  视觉中国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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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不回避，撕开写”

在查阅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后，陈忠实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该县有文字记录以来贞女烈妇的事迹或名字，“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而残酷的煎熬，才换取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的。”

在这样一本以摧残女性为榜样的花名册前，陈忠实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这个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田小娥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凸显出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但陈忠实对是否一定要写性还是有不小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但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放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白鹿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

关于革命：“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

刘志丹当年被叛徒诱骗，造成全军覆没的地方在白鹿原东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

“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籓篱，反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地发起挑战……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陈忠实写革命者不写他们的缺点，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小说里的革命者典型是白灵，白灵这个悲剧性革命者的原型是张景文烈士，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张景文曾任陕甘边区妇女主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习仲勋、刘志丹等曾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他们都曾受到党内极“左”路线的迫害，张景文甚至被活埋。

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于1934年在陕甘边区创立，如今的学校中有一座教学楼，系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齐心夫妇捐资兴建，以第一任教员张景文名字命名，习仲勋曾在病榻上亲笔题写“景文楼”。

创作最后阶段：不能发表就养鸡

一直到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才开始写《白鹿原》的草稿。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和酝酿，终于动笔了。在动笔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估计小说大概要40万字。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元月完成草拟稿，写满16开笔记本一本半，40多万字。“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

1991年，路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评论家李星对陈忠实开玩笑说：“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长篇，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1991年农历腊月，陈忠实的太太曾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去养鸡”，陈忠实回忆道。那时，《白鹿原》还剩下最后两章。

从构思到草拟再到正式稿的六年里，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鹿兆鹏、白灵们的生命历程，横在陈忠实心里六年，真正烂熟于心。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的下午。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的冬天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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