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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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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9 09:32: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造就了现代德国的10个要素

译者:Tinkerer
原作者:Neil MacGregor



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主题展览将在不列颠博物馆举行,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为大家讲述形成这个新德国印象的一些要素。

大众汽车甲壳虫 Photograph: Tim Woodcock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新德国诞生已经25周年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个国家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各种档案的公开、一项国民教育计划的实施和许多关于东、西德各个遗留问题的公开讨论。史无前例地建设了许多纪念骇人近代史的建筑物。然而德国公民为他们的新德国带来了什么样的记忆呢?简而言之,假设你是德国人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最深刻的记忆当属第三帝国纳粹大屠杀

但不只是这些,从某个角度看,德国的历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尽相同,德国人自觉地以史为鉴,警示后人切勿重蹈历史覆辙。正如历史学家Michael Stürmer所说:“长期以来,历史绝不许在德国重演。”这与英法有较大差异,从各种纪念碑和纪念堂可见,英法两国民众以崇尚勇气和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对其丑恶的一面却视而不见,对可能导致战争的愚蠢举动置若罔闻,而战争却让勇气得以展现。德国的各个战争纪念建筑物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它们展望未来而不粉饰过去,这一特点从他们的国会大厦清晰可见。

这座饱含历史的国会大厦于1933年遭共产主义者们纵火焚毁,纳粹党在此事件中坐收了渔翁之利。它在战争中被严重损毁,后来又被俄国人占领。东、西德统一后决定修复它,却完整地保留了1933年火烧的痕迹和苏联战士所作的涂鸦,以提醒国会成员们:如果你们再犯德国曾犯下的错误,后果将会是无法设想地糟糕。今天,一名国会成员要来到国会大厦不仅要经过纳粹大屠杀纪念碑,而且还要经过分别纪念遭屠杀的同性恋者、残疾人、罗姆人的几个建筑物。当他们来到大厦,会看见一座巨大的玻璃穹顶笼罩在它上面,民众也获准进入穹顶。这不仅象征着一个透明的立法机关,而且民众还能真实地对政府行使监督权。与纳粹党和斯塔西统治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反差。

事实上这座大厦是对历史各个层面的沉思。我想不起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为了使将来的行动更明智,而如此近距离地和勾起痛苦记忆的物品生活在一起。

在制作我们的广播系列节目、不列颠博物馆专题展览、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尝试了寻找这样一些物品,它们不仅能够勾起记忆,而且还能使所有德国人都说“这段记忆是我的一部分”。某些物品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说古腾堡圣经。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发明了印刷术,在某种意义上,让世界走向现代化。然而我们也尝试了把重点放在英国民众不太熟悉的某些元素以及德国民众避而不谈的某些历史事件上。德国民众十分坦率而透彻地谈论纳粹大屠杀,而几乎不谈论像盟军空袭导致大量平民死亡这样的话题,在英国却不是这样的。但它仍然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不列颠博物馆一贯地肩负着再现历史的职责,我们须通过这些历史来理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欧洲乃至世界,我们须要先理解德国这个欧洲国家。


潜水服国家监控

在一次从东德偷渡出境的失败的尝试中使用过的潜水服Photograph: Richard Ansett/BBC


东德国家档案里确实记载着对人民的镇压,但行文风格故意地枯燥乏味,含糊不清,难以读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件制作简陋的具有白色拉链的潜水服,也许只被穿上过一次,却仿佛诉说着诸多尘封的往事。翻越柏林墙并不是唯一通往西德的途径,向北100英里还有一条备受青睐的越境路线,假如你想要仿照这件潜水服主人的图谋,于1987年11月,冒着死于体温过低或遭枪击的危险,驾橡皮艇渡过波罗的海。此案中的这名男子尚未启航就被逮住了,但能从中感受到当时的冷酷现实是,即便是在柏林墙倒塌前的两年,人们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这名男子被关进了监狱,潜水服被斯塔西没收,此后发生的事就更有揭露性了。他们把它当作教学器材训练告密者们,让他们知道哪些是可疑物品。不管是谁,为什么这个人需要一件潜水服,或能制成潜水服、橡皮艇的塑料、橡胶,或任何能变成飞行器的东西,或能用来挖地道的工具?诸如此类。要是你看见你的邻居购买或拥有这些东西,你应该向斯塔西报告。那么潜水服就不仅是一个公民想要出逃的证据,而且还成为了设计来防止公民出逃的国家监控系统的象征。

从斯塔西档案公开出来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东西,其中有一件证据揭示了斯塔西对公民监控的规模。粗略估算,在每3名东德公民中就有1名,曾经在某个时间段,以某种方式,告发了自己的朋友、邻居乃至家属。那段记忆对于统一的新德国具有深刻含义。如果你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你几乎看不见任何监控摄像机,这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因揭露国家对人民的监控活动,而在德国成为了民族英雄般的人物,这又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像出现在忏悔星期二Mardi Gras狂欢节的游行队伍中。德国小心翼翼地公开研究自己痛苦的近代史,以确保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在纳粹党和斯塔西统治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这些事是国家以人民的名义所为。这件潜水服提醒着人们,如果公民不能管理自己的国家后果将会是什么。

缇士拜恩歌德‘世界公民’

缇士拜恩的《歌德在罗马平原》(1787).
Photograph: U Edelmann/Städel Museum/Artothek
我们习惯地认为伟大的作家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有所不同,当然,德国的学童学习这位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正如我们学习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不仅如此,他还代表着德国人对世界的开放态度。缇士拜恩于1787年所作的这幅肖像画是全德国最有名的肖像画,画的是歌德在意大利。《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18世纪的小说与《发条橙》有相似之处)出版后,他就在欧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率先使德语成为一种被外国人阅读的文学语言。有一个奇妙的德语单词叫Weltbürger世界公民,这幅画正是这样表现歌德的。与整个世界同步、吸收整个世界为己用、诠释整个世界,他阐明了这样一些观点,你须要了解英国和法国,希腊和罗马,你无法保守德国文化的纯净。他还惊人地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伊斯兰事务,这种做法是关于德国该如何对待它的穆斯林人口这一问题当今的争论焦点。

难怪纳粹党对他存有矛盾的看法。他毫无疑问是个英雄,然而他们厌恶他小说里犹豫不决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拿不定主意)。而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喜欢他总爱到德国以外寻找行为模范。

香肠‘地方风味的记忆’

Photograph: Getty
戴高乐曾抱怨治理一个拥有246种不同奶酪的国家是何等地困难。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德国拥有的香肠种类是这个数字的4倍以上。由此可见,德国各个地区的独有特色仍然是非常突出的,而英格兰却从未像德国这样,1000年以来在居高临下的伦敦存在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由于德国政治分裂直到1870年才结束,再加上历史上巨大的方言差异,从饮食的角度看:葡萄酒、啤酒、香肠,从政治的角度看:联邦制,可见德国存在着生动的地域多样性。各个联邦州有自己的两院制议会,以汉堡为例,从中世纪初期开始,这个城邦完整无缺地存活了下来。

这个从未有过固定疆域而又容纳着巨大多样性的国家有一个难解的疑惑:什么是共通的呢?回答是语言、啤酒、香肠诸如此类,却都有着独有的地方特色。即便是在当今,你也能从你吃的香肠种类和(不论哪个品流的)人们的口音得知自己身处德国的哪个地区。每个德国人都有各自的地方口音,以及对本地香肠的深刻记忆。

丢勒‘德国的国家级画家’

《骑士、死亡与魔鬼》局部(1513).


在发明印刷术的时代,德国人利用它来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书籍、报章、小册子、图像。许多聚集在德国南部的自治城邦被水网连结起来,为大量有学问又事业有成的人口提供了理想的通信和交通网络。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这个伟大的贸易中心纽伦堡工作,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版画家,可以把作品销遍全欧洲,正如歌德的读者遍布欧洲,丢勒是第一个在全欧洲销售作品的大艺术家。为了保护他在全欧洲的成功,他创作设计了自己的标识,那个著名的AD形状(后来他在威尼斯成功地保卫了这个标识)。每个德国人都熟悉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两幅版画,《骑士、死亡与恶魔》《忧郁》,过去长期被合并起来看作是这个国家两种面貌的一幅自画像:这名骑士勇敢地出发去做必须做到的事;那位创作天才瘫坐在地板上,知道有许多创作可能性却无法付诸行动。表现了德国精神的不同面貌。

丢勒是德国的国家级艺术家,不同于英国专攻风景画的特纳Turner或康斯特勃Constable。丢勒活跃于16世纪初,专攻人物画,你能够通过他的作品翻阅你自己的,以及德国的经历。

迈森瓷器‘著名的野生动物瓷塑’

参照丢勒的版画制作的犀牛瓷塑(1515).
所有德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创新中心。约翰•伯特格尔Johann Böttger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技术突破,这个被定位于介乎炼金术士和化学家之间的人,于1710年前后在德累斯顿工作。他是第一个发现如何制作瓷器的欧洲人。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一种最珍贵的物品,可是在西方谁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经过漫长的尝试与失败,伯特格尔终于成功了。因此,他的赞助人萨克森的统治者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从那时起就拥有了欧洲其他国家元首都没有的,拿得出手送给潜在盟友的国礼。长达几十年间萨克森实行的“德累斯顿瓷器外交”,可与中国的“熊猫外交”类比。

中国人在较有限的范围内应用瓷器技术,不外乎盆盆罐罐。德累斯顿出产的精美瓷塑,尤其是动物形象,展示了对各种高超工艺和手法的纯熟掌握。收藏于皇宫的著名动物瓷塑,母鸡、狐狸、孔雀等形象,都是参照真实动物塑造的。制作犀牛瓷塑的工匠却求助于丢勒,可是他从未见过犀牛,尽管如此,他还是参照从里斯本送来的一些报告制作了一幅木刻画。直到1700年代早期,真正的犀牛才被发现,可是在哪个年代前后的许多德国人,还是偏爱透过丢勒的眼睛看世界。德累斯顿犀牛瓷塑,凭着它好斗的魔力以及奇特的解剖学结构,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迈森落入苏联之手,俄国人保留了这一产业,而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创立的工厂接到了制作东德共产主义领袖肖像的委托。统治着德国,控制着德累斯顿,却不在乎瓷器的人前所未有。

大众汽车
‘登峰造极的金属精密加工技术’


德国人擅长金属加工,在撒尔兰和鲁尔区拥有传承了数千年的冶金传统。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以应用在各领域的高端金属加工技术闻名于世。从1500年开始,德国南部地区统治着精密设备制造业,直到今天,买家们依然络绎不绝。古腾堡之所以能捣鼓出活字印刷术,就是因为能够制作数百个一模一样金属字粒的人就在他附近。莎士比亚曾谈论过昂贵的德国时钟。无论电影《黑狱亡魂》The Third Man里的角色Harry
Lime说了些什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德国而不是瑞士发明了布谷鸟钟

难怪德国人能够凭着戴姆勒奔驰和梅赛德斯,率先占据了高端小汽车市场。而在1930年代,希特勒却决定仿效美国那样,生产出每个人都买的起的小汽车,实行了一项惊人的开发计划。大众汽车在德国历史上是一项奇特的尝试,旨在生产出一款价格低廉销量巨大的工业产品。然而这项计划未能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战争的脚步正在迫近,对金属材料的需求趋紧,因此生产停顿下来。

战后英国人接管了大众汽车工厂,却没有一家英国的汽车制造商看得上这个设计,因而它的所有权又回到了德国人手里。复兴了他们传统的精湛技艺,把本意是要走廉价大众化路线的这款车,做成了价格极其低廉而品质却极其优良的产品。大众汽车成了登峰造极的金属精密加工技术这个悠久德国传统,以及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象征。

柯勒惠支‘生还者的悲痛’

柯勒惠支的《圣殇》Käthe Kollwitz’sPietá(1937).

在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地方,大多数战争纪念建筑物都是设计来悼念逝者的。在德国,焦点却惊人地聚集在生还者的身上;纪念建筑物描述的是生还者的悲痛。在20世纪,发生了许多次灾难性的杀戮,也出现了许多悲伤的生还者。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通过毕生的努力,探索如何以一个母亲痛苦的形象来承载整个欧洲的忧伤。

1914年,身为母亲的柯勒惠支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当时彼得年龄太小,必须得到他父亲的同意才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父亲起初不愿意,但柯勒惠支说服了丈夫让儿子去。可是他10天后就毙命了。这个噩耗带给她的不仅是深深的失落感,而且还有内疚和自责。她应邀为埋葬着自己儿子的墓园制作纪念碑,她把复杂的情绪转化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宏大悲剧的探讨。她创作了一对家长的形象,分别下跪,沉浸在各自的悲痛里,守望着满是英年早逝者的墓园,却省略了她儿子的形象。

时至1937年,柯勒惠支依然未能从1914年的忧伤中解脱出来,在这一年她儿子的忌日,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关于创作一件小雕塑的想法,后来成为一件类似圣殇Pietà(圣母玛利亚怀抱着逝去的基督)的作品。但远离了所有基督教传统和习俗,而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表达生还者的凄凉。这件较晚期作品不含有任何“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寓意。没有拯救世人的暗示,只有对屠杀的无声回应。

1990年德国统一后,当时的赫尔穆特·科尔总理提议在柏林新岗哨Neue Wache设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和暴政受害者中央纪念堂。他选取的形象是1937年柯勒惠支创作的那件雕塑的放大版,她既是见证人又是受害人。令人惊讶的是,科尔的卓越洞悉力使他能观察到柯勒惠支作品所描述的母亲保护孩子的职责,恰好象征着国家保护国民的职责,两种职责中的任意一种没有得到履行,都会招致严重后果。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深沉的无声抗议’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门.
Photograph: Corbis

所有集中营的大门上都有标语。最常见的是Arbeit
Macht Frei
(劳动使人自由)。然而在布痕瓦尔德这个劳动(而不是死亡)集中营(尽管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过劳而死或被屠杀),纳粹党选取了格言Jedem Das Seine(各得其所应得)。它向着大门内(而不是向外)设置,以便于每个囚徒看着大门外的世界时得到提醒。

这些文字是强有力的声明,但在这种情境中,却是对任何法理的挑衅性质的歪曲。古罗马法律的这条准则Suum cuique(各得其所应得)被翻译成为德文。它被德国乃至全欧洲的各个法律体系所吸收。巴赫创作的一部以它为题的康塔塔魏玛Weimar演出,后来歌德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它距离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仅10英里之遥。然而这扇如此接近魏玛的大门,提出了无法在德国近现代史中找到答案的问题:这个故事的各部分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呢?这些形成了文明社会人道传统的正义、学术、音乐、法律,怎么就这样抱成一团堕入纳粹深渊的呢?

纳粹当局征召了这个集中营的一名囚徒来设计这条标语。弗朗兹•埃利希Franz Ehrlich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和莫须有的叛国罪名被羁押。他在著名的设计学校(又是位于附近的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接受过训练,纳粹党厌恶这所学校的国际主义和现代主义倾向。尽管纳粹党明确反对这类漂亮的包豪斯字体,埃利希还是选用了它,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似乎始终没有察觉。这不可能不被解读为一种深沉的无声抗议。埃利希被强迫设计这条饱含着仇恨的冷酷无情的格言,他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文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另一个德国幸存了下来。以这种字体设计的这些震撼人心的文字,尽管置于如此困境,偶尔也能维护人的尊严。

Trümmerfrauen‘瓦砾女’

拉赫尼特《瓦砾女》Lachnit’sTrümmerfrau(1945-46).

泽巴尔德WG Sebald曾写到德国民众对盟军轰炸平民行动的认识和文字论述之间存在着惊人差距。在英国关于使用燃烧弹轰炸德累斯顿的争论多于在德国。泽巴尔德估计是因为这场大轰炸被视为因果报应,所以受害者没有资格谈论自己遭受的苦难。但轰炸及其造成的损失依然历历在目,德累斯顿大轰炸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案例和记忆。同样是那个犀牛瓷塑的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他还建设了这个18世纪的美丽城市,并把大量最高雅的艺术瑰宝珍藏于其中。然而在1945年2月12至13日,英美两国轰炸机把这座城市变成了瓦砾。后来在那年的7、8月,苏联掠走了所有艺术藏品,每一个德累斯顿的特征都消失了。但如何着手清理这个庞大的废墟呢?所有身体健全的女人,几乎没有男人,被征召去清理瓦砾,大多数人徒手上阵。瓦砾女们以惊人的速度,清理了被摧毁的建筑物以及里面烧焦的尸体,重新把德累斯顿乃至全德国变得适宜居住。

在德累斯顿工作过的雕塑家马克斯•拉赫尼特Max Lachnit,在空袭中失去了所有作品。他利用在废墟中捡来的彩色碎石,参照某个瓦砾女的形象创作了这尊小塑像。她很年轻,表情冷漠地,坚定地凝视着前方。我们不知道她是谁,她代表着数以千计的瓦砾女。虽然它算不上一件伟大的美术作品,但它封存了许多德国人的,无穷无尽瓦砾的,1940年代末的,清理废墟女子大军的深刻记忆。清理完成后,城市和经济的重建才得以展开。

巴拉赫的天使‘探寻解决纠纷与消除分歧之道’

巴拉赫作品《天使》Barlach’sAngel(1927).

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这件作品的传记就是20世纪德国的传记。巴拉赫作为一个渴望战斗的坚定爱国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壕里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反战主义者。他参照自己的艺术家朋友凯绥•柯勒惠支的面部,为坐落于柏林以北稍微超过100英里的居斯特罗Güstrow的新教大教堂创作了这尊青铜像,以纪念第一次世纪大战的死难者及幸存者。他的《悬停的天使》,从天花板悬吊下来,把个体的悲痛上升为全体的悲痛,是一个面朝西,向着法兰德斯杀戮战场招魂的母亲,平静地,永远地哀悼她死去的儿子。它要表达的是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及其后果带来的忧伤。

纳粹党当然憎恨它所象征的反战主义。后来他们把青铜像带走熔化,作为下一场战争的物资。1938年它从大教堂被撤除以后,巴拉赫的朋友们,在一个与当局有不正当密切关系的商贩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始的石膏模具用来铸造了第二尊青铜像,然后把它埋藏以妥善保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出现在西德,而天使原来的家却在居斯特罗,坐落于东德的距离柏林以北稍微超过100英里的小镇。这样第二尊青铜像就被安放在科隆的安东尼特教堂Antoniterkirche。在青铜像下方地面的石板上,他们在年代标记1914-1918的基础上添加了1933-1945。他们认为,这个天使所象征的力量,不仅能够承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忧伤,并且还能够承载后来整个纳粹时期数百万失踪者和死难者的负担。

在1950年代早期,以冷战为背景,又铸造了科隆的天使的一个复制品,送到了居斯特罗,作为象征着和解与友谊的橄榄枝。这又给巴拉赫所创造的形象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在1981年,西德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对东德进行国事访问,在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陪同下,站在居斯特罗的天使下方,谈到了很可能为两个德国所共有的东西。当我们提出把它借来不列颠博物馆作展览用,居斯特罗大教堂的会众不得不同意。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件物品的宗旨在于促进创伤愈合及和解,而且,从1914年算起整整100年过去了,英国和德国之间仍有必要进一步地和解。那么它将出现在伦敦。在这里的展览上,巴拉赫的天使的第三个版本将要重现1914年的战争狂热;1920年代的反战主义;柯勒惠支的人文艺术;被纳粹党摧毁的“颓废艺术”;一战的西方战线和二战的柏林大轰炸;战后德国尽管在分裂状态下也存在着的对话的可能性;20世纪武装冲突的数百万受害者;在探寻解决纠纷与消除分歧的道路上持续不断的艰难困苦的德国与世界之间的对话;以及永不熄灭的希望。

我想不起还有哪件物品能够像它这样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我希望人们将会对居斯特罗民众的慷慨与真诚作出回馈,他们允许它来到伦敦,为这件超凡的艺术品增添了新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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