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日落

夺标

知识分子的日落

2016-04-20 16:40:02
来源：《梦里犹知身是客：读书人的百年沉浮》　作者： 谢志浩

人一阔脸就变，穷怕了的第五代“学术达人”，怕别人看不起，非要把办公室弄得金碧辉煌。这种情形并不属于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说句实话，只怕是积累的幽暗意识在心底作怪。

　　裂变

　　岁末年初，一种复杂的情绪笼罩在心头，无论“大气候”还是“小气候”，都有些纠结。在法律博客上看到一篇博文：《2011 年：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作者刘卉，刊于2011 年1 月6 日《检察日报》学术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刘卉列举的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何家弘、沉舟侧畔、流浪者、陈忠林、蔡守秋、未名斋主、匡庐居士、艾克斯旅人、王勇、?(这个“?”，留给不定的未来)。

　　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家茶座》执行主编;沉舟侧畔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千帆;流浪者谢晖，从山东大学漂泊北京理工大学，栖息于中南大学;未名斋主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匡庐居士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陈忠林是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蔡守秋乃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这七位法学界的“学术达人”，也是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这一代学人，80 年代发芽，90 年代茁壮，2000 年以后收获。第五代学者已经功成名就，这里，蔡守秋为“四〇后”，陈忠林、何家弘、邓正来、季卫东为“五〇后”，张千帆、谢晖为“六〇后”。陈忠林、何家弘、邓正来、季卫东四人，属于比较典型的第五代学者。

　　第五代学者，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第五代学者多出生于50 年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先参加“红卫兵”，后“上山下乡”，浸淫政治运动，体会了人性的幽暗。

　　“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这三大际遇，对第五代学者影响深远。应星和郑也夫，探讨“学界新父”的朽败：一些第五代学者，如何由理想主义者堕落成犬儒主义者——这是绕不过去的一大关节。

　　第五代学者独特的历史际遇，令饥荒记忆和幽暗意识始终与他们的人生如影随形。由于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大浪，故也能够随着历史的激流险滩，载沉载浮，与世俯仰。

　　第五代学者尚在襁褓，老辈学者秉持的“学统”就已经处于断裂状态。这种断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风格，一个是学人风度。茅于轼、陈乐民先生身上那种优雅的绅士风度，在第五代学者身上，很难有迹可寻。

　　短缺和匮乏，是第五代学者的“天花板”;大饥荒，更加造就了这一代人的“饥饿感”。在单位制度下，自由的精神生态很难存在。我们改造传统的能力惊天地泣鬼神。“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一方面，练就了这代人的“反潮流”精神;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农民身上学到了一种“生存智慧”。

　　这一代学人，依仗着“反潮流”和“生存智慧”，“土鳖”抢滩占地，“海龟”挟洋自重，攻城掠地。最后，“土鳖”和“海龟”殊途同归，成为威震一方的“学术诸侯”。

　　第五代学人具有旁人所不具有的优势。1978 年之后，“千军万马闯独木桥”，顺利“过桥”的他们是成功者。民国老辈学人，对这些“隔辈”的后学，很是器重，倾其所有，言传身教。这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分道

　　90年代后期开启的“金钱刺激”，比起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批判，见效更快，一招致胜，正好满足了沉潜在一些第五代学人灵魂深处的饥饿感，恰好他们也是特别能变通的一代。因为生存智慧，讲究的就是变通。变则通，通则久。一根筋，到哪里都会吃亏。

　　80 年代“穷乐呵”，那时候就讲究理想主义;90 年代后期，既然可以发家致富，知识分子也要为建设经济基础做贡献呀!课题、项目、基金，这些都是建设经济基础须臾不可离的利器。“学术诸侯”，除了以上三项，还要弄基地、站点、办班，提高属下教职员工的福利。受到北大法学院老师“弹劾”的朱苏力，其一大“错误”就是不体恤属下，没有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

　　伴随着以上的努力，大陆大学的蜕变，自然应运而生。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实力派，面临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诱惑时，交上了一张有意思的答卷。

　　1998 年之后，一些“浮出水面”的第五代学者，由于学术上的建树，不仅具有学术话语权，而且开始掌控学术资源。当今学府的面貌，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五代学者中的一些“学术达人”塑造的。张鸣很悲愤地说，大学已经“帮派化”，依照这种比喻，那么“学术达人”岂不就是某个学术领域的“老大”?

　　应星做社会学，比起张鸣，毕竟要收束些。他提出“学术新父的朽败”——应星所说的“学术新父”，指的就是第五代学者里面的一些“学术达人”。这些“学术达人”，小时候忍饥挨饿，侥幸存活，殊为不易。经过磨砺，他们特别能吃苦：上世纪80 年代，一些第五代学者“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住筒子楼也不改其乐。的确，有些颜回的境界。但是，自从1998 年环境改变，展露峥嵘的第五代学人，开始脱贫致富。特别是2000 年后，学术津贴和绩效工资的设立，“学术达人”们顺风顺水，拔得头筹。他们早年因为没有条件，只能吃苦;现在，物质生活丰富，谁还愿意吃苦?

　　一些“学术达人”的做派，很有意思。自信真理在握，比起行政人员更加蛮横。他们乘着合校、扩招、评估的东风，鼓捣出来很多招数，折腾一般老师，弄得鸡犬不宁。前些日子，张鸣先生感叹：大学校园里面，难以寻找到安静读书的学生。这就有意思了，难道“八〇后”和“九〇后”素来不喜欢读书?在笔者眼中，更关键的问题是：安静读书的氛围，到底是怎么丧失的?

　　如果我说：“一些第五代学者难辞其咎。”就会伤害那些敬业本分的老师;所以只能把责任归咎于“人民币”。80 年代，大家都没有钱，过苦日子，也不觉其苦，整天穷乐呵，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安贫乐道。

　　90 年代后期，政府想到了学府，以前能吃苦的一代人，要甩掉“穷帽子”。人一阔脸就变，穷怕了的第五代“学术达人”，怕别人看不起，非要把办公室弄得金碧辉煌。这种情形并不属于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说句实话，只怕是积累的幽暗意识在心底作怪。

　　许多第五代学者已到了学术收官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我更关注的，是徐贲、秦晖两位先生。徐贲先生身处自由的生态，对故国的忧思却也不能自已，令人感动。秦晖先生，实乃一代通人，是王元化先生之后，大陆思想界扛鼎式的人物。

　　醒思

　　进入收官的第五代学者，如果真能反省自己，把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那么还能培养一些真正的人才，而这种贡献是可以写在学术史上的。如果还在津津乐道课题、项目，未免有点太小家子气了。

　　第五代学者中间，对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比较具有自觉感受的，是上海的许纪霖先生。许纪霖先生于2010 年11 月12 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见识通达，特别值得第五代学者一读。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结尾，言辞恳切地告诫第五代学者：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届’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

　　笔者业余绘制学术地图，其中一大因缘，就是希望理解、体悟第五代学者。始料不及，看到的却是一代学者的“日落”。这种“日落”，首先体现在独立人格的丧失，然后才是学问的堕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谓一代学者的真实写照。

　　周有光老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知识分子有深切的同情，认为他们过着“敢怒而不敢言”的生活。在我看来，周有光高估了知识分子。大陆学府，之所以如此，就是一些第五代知识分子“合谋”的结果，特别是一部分“学术达人”，拿着津贴，攥着课题，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行时得很啊!

　　2016年2月4日

　　于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