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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综合:《洛神赋》背后的公案与艺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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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0 15:57:55 | 显示全部楼层
戴燕:半为当年赋洛神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五月,曹植和曹彰、曹彪获准上京。曹植以为这表示同曹丕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轮不辍运, 鸾不废声”,满心欢喜地从封地赶到洛阳, 待了两个月,才知道一切都和想象的不同。首先是曹丕迟迟不露面,叫他坐卧不宁;其次是他母亲卞太后几个月前被诏令禁止干政,再也不能给他更多的庇护;最后是曹彰突然病死,令他大感震惊。
  曹彰的死,《三国志》只记作疾薨于邸”,可后世传言纷纷,都说是一场阴谋。有人说是曹丕避而不见,令曹彰“忿怒暴毙”;还有人说是曹丕当着卞太后的面将他毒死,原因就在当年曹操去世,他第一个赶到洛阳,先问“玺绶所在”,暴露了觊觎王位的野心。
  这年夏天,雨下个不停,伊、洛泛滥。七月里,剩下曹植、曹彪返回各自封国,两人一路向东,却在使者监督下不得同行。曹植一腔怨念便化作了一首《赠白马王彪》的长诗,诉说洛阳之行给他留下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印象,以及亲眼见到“变故在斯须”之后产生的“百年谁能持”的悲观。此行过后,他还写下一篇《洛神赋》,讲他离开洛阳时,在洛河邂逅一位神女,产生了爱情,却因人神道殊,彼此不能沟通,最终分手。诗和赋都非常有名,尤其《洛神赋》无人不晓,到今天都有以它为题材的戏剧、电影轮番上演。关于这篇赋,又还有一种最引人入胜的说法,讲赋里写到的洛神,她的原型,就是曹丕的夫人甄皇后。



  《魏书·后妃传》写有曹丕两位夫人的传记,一位是文昭甄皇后,另一位是文德郭皇后。甄皇后(182-221年)生前并未立皇后,“文昭皇后”是她儿子曹叡(206-239年)即位后给她追加的谥号。她是今天的河北无极县人,祖上出过汉太保甄邯这样的大人物,父亲为上蔡令。甄氏家族在中古时代颇有势力,无极县边上现在还有一个不小的甄氏墓群。明代汤显祖写《牡丹亭》剧本,那里面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母亲,他也说来自这个家族,是“魏朝甄皇后嫡派”。
  传闻甄皇后生来就有帝王符命,她幼时常有人拿玉衣盖她身上,她的志向也和一般女孩儿不同,喜欢读书写字,要当“女博士”。但陈寿在她的传里其实只记了一件事,说是当兵荒马乱之际,有人拿金银珠玉来换她家储存的粮食,十多岁的甄后就懂得用乱世中“匹夫无罪,怀璧为罪”的道理来开导长辈,要他们开仓赈济邻里亲族。这大概是要说明她心地宽厚、为人大方。
  汉献帝建安初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熙去幽州,她留在邺城奉养婆婆。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平定冀州,替曹丕娶了甄氏。
  陈寿说,一开始曹丕对甄后宠幸有加,两人生下曹叡和东乡公主。但黄初元年(220 年)正月,曹丕继承王位,随之接受汉献帝的禅让而为魏帝,同时接纳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这样,加上建安十九年(214年)所娶郭氏,身边就有了三个妃嫔。留在邺城的甄氏日渐被冷落,于是抱怨不止,惹恼了曹丕,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陈寿在《后妃传》里写甄后的一生,叙事极简,然而关于她的死,在随后的《文德郭皇后传》里有一个交待,说是“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也”。在《方技传》里又补充有一个细节,说曹丕派使者去邺城命其自杀的当晚,梦见一股青气自地而起,直冲上天,他忙去问善解梦的周宣,周宣回答:“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他恍然大悟,叫人去追信使,却为时已晚。
  五年后,曹丕也死了,他们二十岁的儿子曹继位为明帝。年轻的魏明帝似乎一直忘不掉他的母亲,登基后立刻追谥她为“文昭皇后”,又派司空王朗到她邺城的陵上,以太牢之礼给以高规格的祭奠。还仿照周朝人为他们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别立庙的办法,在邺城为她修了一座庙,以昭告甄后“诞育明圣”,也就是生养曹叡的“后妃之功”。
  从此后,曹叡在位十三年,几乎年年都有追思、悼念他亡母的活动,要不就是对甄家人封侯行赏。陈寿在《文昭甄皇后传》里记录下来的就有:

  太和元年(227年)三月,以千户追封甄后已故的父亲甄逸,谥为敬侯,由甄逸嫡孙甄像袭爵。四月,因在建宗庙时挖出一方玉玺,上面有“天子羡思慈亲”几个字,“文帝为之改容”,便以太牢之礼告庙。又因梦见亡母,再安排录用、赏赐甄家大小,以甄像为虎贲中郎将。适逢甄后母亲去世,再破格制缌服临丧,百僚陪位。
  太和四年(230年)十二月,因甄后所葬地势不好,改葬朝阳陵。迁甄像为散骑常侍。
  太和六年(232年),爱女曹淑夭折,追封平原懿公主,立庙,并与甄皇后死去的从孙甄黄合葬。又封甄黄为列侯,以郭后从弟郭惪为二人继子,改姓甄,袭公主爵,封平原侯。
  青龙二年(234年)春,追谥甄后已故兄长甄俨为安城乡穆侯。夏,以甄像为安波将军,持节监诸将东征吴,还,为射声校尉。
  青龙三年(235年),甄像死,追赠卫将军,封魏昌县,谥贞侯。他儿子个个封侯。
  青龙四年(236年),甄逸,甄俨皆封魏昌侯。追封甄逸世妇张某为安喜君,甄俨世妇为东乡君。甄俨孙女即后来的齐王皇后。
  景初元年(237年),议定祖宗七庙, 曹操为太祖、曹丕为高祖、曹叡为烈祖, “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同时也为甄后在洛阳立庙,颁令“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不得违背。

  在洛阳立庙,是曹叡死前两年所作最后的决定,使他母亲死后的哀荣达至极点。
  此后由于“思念舅氏不已”,他还让甄像的儿子甄畅接替父职为射声校尉、加散骑常侍,又替他修起一座大宅,亲自驾临,并据《诗经·秦风·渭阳》的“我送舅氏, 曰至渭阳”,命名此地为“渭阳里”,借以寄托对母亲的不尽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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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0 16:0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魏书·后妃传》一共为五位皇后立传,她们分别是曹操的夫人卞后,曹丕的夫人甄后与郭后,明帝曹叡的夫人毛后与郭后。五篇女性传记,就数甄后传最长,可是并不都在写甄皇后本人,大部分篇幅都如上述,是在交待魏明帝如何追悼亡母、如何抚慰甄氏家族。而这一记录也反映出,在甄后死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曹叡连续不断地发起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使“甄皇后”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记起,使她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被叙说。
  为什么曹叡称帝后会有这么多动作, 而陈寿也都不厌其烦一一记录在案?从《三国志》的记述以及当时的传闻来看,首先一个答案,就应该是“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也”。
  郭皇后(184-235年)是曹丕在黄初三年正式立的皇后,她是今天河北邢台广宗县人,虽比不上甄后家世显赫,也世代为官,特别是据陈寿讲,她父亲早已看她有“吾女中王”之相,为她取字“女王”。女王在丧乱中失去父母,流落到山西一带人家,然后遇见曹丕。就像形容曹丕对付曹植,是“任之以术,矫情自饰”,让周围人个个说他好话,陈寿写郭皇后,也称她“有智数”、会相夫,在协助曹丕稳稳当当立太子而为武王继承人这件大事上立了功,因而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曹丕即王位, 她立夫人,曹丕登基为魏帝,她为贵嫔,最后曹丕排除异见,立她为皇后。曹丕死,曹继位,尊她为皇太后。
  甄后死时,曹叡才十五岁,他曾是曹操喜爱的长孙,却因生母被赐死的缘故, 迟迟得不到曹丕信任,直到曹丕死前最后一刻,才立为皇太子。而在这一段时间里, 关于他母亲的死,据说又有很多风言风语,其中最让他感到折磨的,大概是有人说他母亲死状极惨,“被发覆面、以糠塞口”,不能够好好入土为安。他因此非常不快乐,与父亲关系紧张。有一次他们父子狩猎, 碰到一对母子鹿,曹丕先射死母鹿,命曹叡去射小鹿,曹叡泪流满面地拒绝说:“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正如父祖一样,曹叡也有一点文艺之才,写过若干乐府诗,其中不乏“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王者布大化”之类威猛进取的诗句,可也有“余情偏易感,怀往増愤盈”这样极端敏感、脆弱、叛逆的作品。他有一首《猛虎行》,先写两株桐树并立,青葱茂盛,再写树上一对“交颈鸣相和”的鸟儿, 也叫人爱怜,最后笔锋陡然一转:“何意行路者,秉丸弹是窠。”却是危机四伏。这种惊恐万状的情态,仿佛他不忍射杀小鹿的心理。母亲的死,似乎噩梦般纠缠着他的青少年时代。据说他极端内向,口吃,在他登基以前,没有几个大臣见过他的面。见到他的人说他有秦皇、汉武的气质,陈寿也称赞他有“君人之至概”,可是他心底里好像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他即位后,据说时常向郭太后追问他母亲之死的真相,逼得郭太后走投无路,说:你可以向你死去的父亲报仇,难道还要“为前母枉杀后母”?最终也忧虑而死。
  这些传闻,当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六七十年过去,仍在流传。稍早鱼豢写《魏略》,同时代郭颁写《魏晋世语》,后来习凿齿写《汉晋春秋》,都有所记录。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作注,一面收载了这些记录,一面却肯定陈寿仅以“帝大怒”、“遣使赐死”几个字来写甄皇后的死,是极高明的办法。他说因为曹丕称帝后,“不立甄氏,及加杀害”,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作为一个遵循传统历史书写原则的史家,有义务替当权者避讳、遮掩,而不该抖搂更多的内幕和细节。



  不过可以想象,这些只能在私底下传播的“公开的秘密”,是怎样在曹的心里雪上加霜!三十四岁那一年,他终于为了新宠爱的郭元后,让心怀不满的毛皇后自杀,“赐后死”,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这既像是把毛皇后送给他母亲做陪葬,以尽最大的孝道,又像是以同等残忍的手段来与他父亲达成最后的谅解,从此卸下心头沉甸甸的包袱。这件事发生在景初元年(237年),不知是否偶然,九月毛皇后赐死,十二月为甄后在洛阳立庙,转眼到景初三年正月,他就病重去世,比他父亲还少活了四年。
  青龙三年郭后死,与曹丕合葬在洛阳附近的首阳陵。甄后赐死,本来无缘享受同等待遇,不过曹叡根据周人“上推后稷, 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庙,世世享尝”的办法,先在邺城别立寑庙,后在洛阳正式立庙,使他生母也能享受“与祖庙同”的祭祀规格,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前所未有。从此往后,东晋、宋、齐、梁、唐才都有了“后妃庙”(杜佑《通典》)。
  而曹叡在太和元年营建宗庙时,竟能发掘出“天子羡思慈亲”的玉玺,似乎是“至孝烝烝,通于神明”,孝子之心感天动地,这件事也令人称奇,所以后来人讲“孝”,便有“汉奁”、“魏玺”的典故。“汉奁”,讲的是东汉明帝看见他已故母亲阴太后阴丽华的镜奁,百感交集。阴丽华当然有名,她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妻子,刘秀年轻时仰慕她的美貌,曾说“娶妻当得阴丽华”。而“魏玺”,就是讲曹叡掘地得到这块刻有他心思的玉玺,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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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0 16:02:08 | 显示全部楼层


  曹叡在位时,曾有杜恕上疏指出“今之学者师韩、商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魏书·杜恕传》)。崇尚法术、轻忽儒家思想造成的不良风气,大体可以用后来裴的话来概括,即“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职”(《崇有论》),就是礼崩乐坏、长幼贵贱失序。而这一风气的形成,在历史上,往往又被追溯到从曹操开始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他在建安后期不吝提拔“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诏令,虽然体现出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但夹在极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晋两个朝代之间,不免给人留下很深的他不尊礼法的印象。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他对于薄葬以及丧仪从简的要求,与因为重孝道而鼓励厚葬且丧仪隆重的习惯,恰好是对立的。所以,曹丕在父丧期间仍不停止游猎,当时便招致鲍勋的不满,质问他:五帝三王皆“以孝治天下”,你又“如何在谅闇之中,修驰骋之事乎”(《魏书·鲍勋传》)!而曹丕于此时“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歌舞宴会,同时又接纳汉献帝两个女儿,在东晋孙盛看来,更是有悖于天理、人情,是“天心丧矣,将何以终”!再后来曹丕死,赶上大夏天落葬,大臣们“以暑热固谏”,曹叡也就没去送葬,这同他父亲相比,又好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遭到孙盛“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的批评,那些“固谏”的大臣,也被他骂成是“弃君于恶”。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曹魏时代对于孝道就完全漠视?
  熟悉《三国志》的人都知道曹操的这样几个故事:一是张邈背叛他,将他手下毕谌的母弟妻子都劫了去,他便对毕谌说:“卿老母在彼,可去。”以后毕谌回来,他不计前嫌,又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武帝纪》)二是他抓住陈宫,问他为吕布策划时,为何不曾想自己还有“老母及女”,陈宫回答:“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他于是“召养其母终其生,嫁其女”(《魏书·吕布传》)。三是曹休十岁丧父,“携将老母,渡江至吴”,后北归,曹操即表扬他:“此吾家千里驹也。”(《魏书·曹休传》)曹休后来“丧母至孝”,据说曹丕夺其丧服,给其酒肉,但也更爱重他。这些都是被人反复说道的例子,表明曹操是知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论语·学而》)的道理的。
  曹操杀孔融是更有名的一例。《魏书·崔琰传》写“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 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意思曹操杀孔融,是因为他倚老卖老、出言不恭,偏偏他的言谈举止影响又太大。孔融不敬的言论很多,据说最后被曹操当成把柄的,主要是祢衡替他到处散布的一个理论,讲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好比物品寄存在罐子里,没有什么亲不亲的,而当天下饥荒时,如果父亲不好,也可以把食物让给别人。曹操认为,这些言论超出了天道、人伦的底线。过去被胡适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反对传统的礼法制度,批判作为儒家阶级制度和家族制度基础的孝的思想,就引过孔融的这一主张(《说孝》)。鲁迅也举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曹操既反对名教,又以名教杀人,言行不一,是由于他“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件事证明曹操心里面其实明白, 孝与不孝,才是一个关键的、攸关生死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 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其大者言,故曰《孝经》。” 《孝经》的作者,《汉书》以为是孔子,不过今人一般认为它大概成书于秦汉之间。汉代《孝经》的传本不少,有隶书所写今文本,还有孔氏壁中发掘的古文本,而从《隋书·经籍志》等目录中可以了解到,它在曹魏时代也并没有绝迹,曾经有过好些注本,像被唐玄宗奉为“先儒之领袖”的王肃的注解本,还有苏林、何晏、刘劭等人分别编写的注释本。
  何晏、刘劭,在《魏书》里都有专门的传记。何晏是曹操养子,娶金乡公主,官至吏部尚书,《何晏传》只写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其实他是一个调和儒、道的人物,他注过《孝经》,也做过《论语集解》,后者迄今残存。又根据陈寿的评价,刘劭也是一个“该览学籍,文质周洽”的学者,不但为《孝经》作注,还为曹丕编过《皇览》,为曹叡制定过《新律》, 他的著作,今天尚有《人物志》存在。苏林的事迹附在《刘劭传》、《高堂隆传》里,虽则简略,不过鱼豢的《魏略》就称他为当时“儒宗”。这些人注释过的《孝经》早已经片纸不存,但他们确实都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唯一部分保留的是王肃的注本。王肃的父亲就是最早受命到邺城祭奠甄后的王朗,作过《孝经传》,王肃当是传承家学。他又是司马昭的岳父,早前司马懿已奏称“并奉诏诸儒注述《孝经》,以(王)肃说为长”,西晋初年,他的《孝经注》便得到官书地位,他编的《孔子家语》等书也都借着这样的政治势力而流传开来。
  且不说曹叡即位之初,已有意“尊儒贵学”,这些重要学者纷纷参与《孝经》的注解和传播,反映出孝的提倡,在曹魏时代并没有中断。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孝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很重要的伦理,即便三国乱世,个人与乡里家族不可分割,孝也还是家族间的基本道德(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只是孝的行为,因时因地可以有不同的规定,也有变通,如《荀子·子道》就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意思是孝为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必须符合人的性情,如有违背,也可不从,这才是“大孝”。这就可以理解曹操何以在不同情势下而有不同的倾向和举措。
  但是,有研究女性史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东汉“上层社会成员”利用丧葬来表现的,往往是对母亲的“私有”感情,却很少以同样方式对待其父亲。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父爱和母爱为两种不同模式造成,就像《礼记·表记》里所说:“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父严母慈,父子关系表现为社会关系,母子关系才具有私密性,因此对父亲只有尊敬,对母亲才有爱的感情(董慕达《中国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母子关系》)。有意思的是,上述与曹操相关的几例,的确大多表现的就是对母亲的孝心。
  曹叡即位不久,就设置了专门编写国史的史官“著作郎”一职,“著作郎”的名称,自此沿用到元代。而根据陈寿的记载,曹叡曾与王肃讨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问题,他怀疑司马迁因受宫刑而对汉武帝怀恨在心,说他“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辩称:司马迁著书在前, “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看到景帝及他自己的本纪后,怒而删削,并将司马迁投入蚕室,他才是一个记仇的人(《魏书·王朗传》)。这一段对话,反映出曹对史家会如何记述、评价自己,其实非常在意。
  《孝经》里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 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活着时要尊敬,死以后要哀伤,这是孝子应尽的责任。《论语·学而》引曾子的话也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何晏引孔安国的解释称:“慎终,丧尽其哀, 追远,祭尽其敬。”这是说慎重、虔敬地举行葬礼和祭奠仪式,民风自会渐渐地敦厚起来。很难说曹大张旗鼓而又连续不断地祭祀、追念他的生母,不是为了表现他孝得深挚、绵长,而足以为民众楷模。
  事实上,青龙三年郭太后死,他也亲自送葬,并且作诔倾诉自己“叩心擗踊,号咷仰诉”的悲伤,看起来与《孝经》的规定若合符节,而他以“哀哀慈妣,兴化闺房, 龙飞紫极,作合圣皇”来颂扬郭太后对他们父子既有恩又有德,当然也表现得非常有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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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0 16:04:03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寿在《郭皇后传》里写曹丕将要立郭女王为皇后时,栈潜曾上疏劝阻。栈潜苦口婆心论述“圣哲慎立元妃”的道理,警告曹丕感情用事的结果必是秩序大坏,说: “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这篇上疏全文俱录,在《后妃传》的最后,陈寿还总结性地提到它“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尽管在《郭皇后传》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褒贬,不过引录这篇上疏,恐怕足以表明陈寿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他将曹带有补偿心理和翻案意思的悼念活动不动声色地逐年记录在案的一个原因。
  曹叡持续十来年的追悼,令他母亲甄皇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虽死犹生,同时被赋予“大魏世妃”、“后妃之功莫得而尚”等等身后的美名。当时甚至有“玺书迎后”的传闻,说曹丕其实已经决定迎立甄后,是甄后自己谦虚,担心长期患病的身体不能适应皇后的角色,故而“玺书三至,而后三让”。又传说当时盛夏,曹丕已经准备了要等秋凉去接甄后,却不料甄后一病不起,而后“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这些传闻,虽如梁章钜所说,跟陈寿记载的甄后以“怨言”赐死有很大出入(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可是都在美化曹丕的同时,也维护了甄后“贤明不妒”的形象。
  从此以后,在世人的记忆当中,甄氏不但个性仁慈敦厚,知书达理,又还有花容月貌,姿貌绝伦。
  裴注引鱼豢《魏略》、郭颁《世语》都说当日曹操父子攻进邺城袁家,看见甄氏, “见其颜色非凡”,赞叹不已。到了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以及五世纪的《世说新语》,这一故事,又增加了曹操宣布“今年破贼,正为奴”的情节,似乎与袁绍父子交战,就是为了夺得甄后。由此传闻孔融写信给曹操,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来影射他父子,曹操不知由来,还去问,更被孔融讥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喜欢自比周公,写诗都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后来人推测孔融是在暗讽曹操父子都对甄后有意。
  当曹丕还很珍惜甄氏的那些年,宾朋满座、酒酣耳热之际,还会让甄氏出来拜客,据说很有名的一个文士刘桢就是因为莽撞失敬,差一点被杀头,罚去做工。《魏书·卫臻传》记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也曾“命妇出宴”,而被卫臻批评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气得夏侯惇把他关起来。妻子拜客,清代王鸣盛认为是曹丕他们开的一个“浮华轻薄”的很坏的头,导致“一时风气流宕如此”(《十七史商榷》)。
  据《晋书·陈寿传》说,当陈寿还在蜀时,因守父丧期间让婢女侍候自己服药治病而遭乡人议论,影响到他的仕途,“沈滞者累年”。但在《魏书·后妃传》里,也许并非偶然,他却将曹叡如何尽孝记录得十分详细,从而使曹的孝名传播于后世,使死去半个多世纪的甄后也依然活在三国历史的讲述当中。
  这些关于甄后的记述和传闻,后来传得最远、引起争议最多的,当然还要数曹植的《洛神赋》乃是为甄氏所写这一条。



  根据《三国志· 陈思王植传》的记载,曹植少年即援笔立成、应声而对,因有“才”而特被曹操宠爱,悉心栽培,可是这个“才”好像也害了他,使他“不自彫砺”, 不能够很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砥砺,因而坐失继承王位的良机。他身边的几个重要谋士,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也都一一被害。曹操死后,他和其他诸侯王一样被遣往远离洛阳的封国,黄初二年亦即甄后赐死当年,他因“醉酒悖慢”遭到处罚,从此“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度过人生中“汲汲无欢”的最后十年,到他侄子曹时代,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陈寿写《陈思王植传》,于曹丕、曹叡相继即位后,记叙了曹植历年的四篇上疏,或是讲述他“庶立豪氂,微功自赎”的愿望,或是表达他“乘危蹈险”、“为士卒先” 的决心,或是倾吐他渴望“安宅京室”、“拾遗左右”的心曲,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政治热情以及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诉求。读这些上疏,确有如鱼豢的感受:“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也都会赞同陈寿的评价,即“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可是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到,它们所反映的曹植对自己处境和未来的想象,同现实之间实在有巨大的反差。陈寿说直到太和六年去世以前,他一直都在谋求与魏明帝的“别见独谈”,幻想会有“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的那一天,但“终不能得”。
  陈寿指出,曹植的问题在于“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然而他写曹植晚景凄凉,“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老残”,以陈王的身份,手下老弱残病不过二百人, 显然也怀有相当的同情。归根结底,他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他的文章可以“譬人伦之有周(公)、孔(子)”(钟嵘《诗品》), 而在政治上,他却是一败涂地。
  黄初四年,在与曹彰死别、曹彪生离之后,他写下《洛神赋》。赋写得非常典雅,描写洛神的美丽活泼和第一人称“余” 的患得患失心理,都细腻而有层次,因而流传很广。后世不但有许多文学的仿作,还出现过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和王献之法书那样的书画作品。唐代有一个故事, 讲西晋初年,有个叫刘伯玉的,时常在家诵读《洛神赋》,又时常感慨:“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他妻子听到很嫉妒,愤愤不平地说:“你何以得水神美而欲轻视我, 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当晚就果断跳了河,然后托梦给刘伯玉说自己已经变成水神,不想吓得刘伯玉终身不敢渡河(《酉阳杂俎》)。这故事本来要讲妒妇的厉害,但它的引子却是《洛神赋》,由此也可见《洛神赋》为雅俗所共赏的程度。
  在《洛神赋》的流传过程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故事附会到它上面。有一个传说,就讲当年曹植爱上甄后,但拗不过曹操把甄后许配给了曹丕,只能独自怀着满心的委屈,昼思夜想,废寝忘食。曹丕了解到他的心思后,便在黄初四年他到洛阳时,将甄后的遗物玉缕金带枕送给他。曹植因此梦到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为纪念这段梦中奇缘,曹植写了一篇《感甄赋》,被曹看见,改名为《洛神赋》。这个传说被记录在《文选·洛神赋》的唐代李善注里面,因为《文选》是唐人应考的必读书,由此伴随着《文选》的传播也越传越远,到后来更是二者合一、虚实莫辨。
  寓政治于娱乐,寓娱乐于文学,大概是唐代人喜欢的方式。毕竟在政治上,甄后、曹植同是失意者,在与曹丕的关系中,他们也都处于弱势,而两个失意者的结合, 或许又最能让读史的人得到一种帮助弱者实现公平正义的心理满足。尽管就像后来人指出的,甄后与曹植年龄相差十岁,甄后嫁给曹丕时曹植才十三岁,这两人根本没有可能相爱,可是这一传说硬是把他们牵扯到了一起。像李商隐写《东阿王诗》,就说:“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 似乎对甄后的爱恋,才是曹植政治上受挫败的导火索。
  不得不承认,与《洛神赋》相伴的这一带有善良的世俗趣味的传说,使甄氏的形象在日后变得好像洛河之神,“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成了女神的代表。尽管在这一路赞美之下,也不时有像明代杨慎所说“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争之如此”这样武断的推测,还有像蒲松龄所写甄后后来同刘桢曲尽欢好,且将曹操的“铜雀故妓”送给刘桢(《聊斋志异·甄后》)这样荒诞的小说。
  这些当然都远远超出了《三国志》的记载,但正是由于有文学的生动描绘和传说的想象虚构,锦上添花,捕风捉影,才使三国的历史有了这最绮丽、浪漫的一个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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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3 14:46:54 | 显示全部楼层
曹植曾作《愍志赋》,现只存残篇:
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彼女遂行适人。有言之于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赋曰:
窃托音于往昔,迄来春之不从。
思同游而无路,倩壅隔而靡通。
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
岂良时之难俟,痛予质之日亏。
登高楼以临下,望所欢之攸居。
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
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
其中“思同游而无路,倩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含糊其辞之余道出了“生离”的痛苦。贵为曹植,当时这种能让他发此可望而不可及的感叹,可以生而见到却不能碰的女子,似乎除甄氏外几率不大。

220年,曹丕称帝后背弃甄氏。221年,甄氏被迫害致死,曹植又写《出妇赋》:
妾十五而束带,辞父母而适人。以才薄之陋质,奉君子之清尘。承颜色以接意,恐疏贱而不亲。悦新婚而忘妾,哀爱惠之中零。遂摧颓而失望,退幽屏于下庭。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登车,左右悲而失声。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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