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标综合：《洛神赋》背后的公案与艺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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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曹丕的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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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现，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害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而且派甄宓去做这件事，会非常安全。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一位智囊。这位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时有所献纳”。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献纳给曹丕的计策。她是隐藏在曹丕身后真正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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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曹丕立嗣未稳，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

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天下为之骚动。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而不是邺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就象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让人简直要怀疑，这起叛乱的策动者，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

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对此责无旁贷。在二十二年，他已经失去了太多分数，二十三年的这起叛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绝缨”之后，曹植的每一次不正常与失招，都紧紧地与立嗣联系到一起。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一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这次出征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司马门、杨修之死和甄宓策动的那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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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

于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

结果呢？自从甄宓与曹植“绝缨”之后，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二十二年成了他的灾难年。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更让他打击得是，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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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们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时候的建安二十二年。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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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植却并非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时，对曹植说：“我当年作顿邱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现在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史无明载，不过他在当顿丘令之前是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想来在顿丘做的事也差不多。

可见当曹操出征的时候，他希望曹植能够坐镇邺城，维护大后方的稳定，所以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曹操三月份回邺城，而曹军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来。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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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曹丕没给他这个机会，但侄子曹睿也许还有的商量。于是，在曹睿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睿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急切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坏人。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这个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忽然抛出这个典故，本意是想向曹睿表明自己上阵杀敌的强烈意愿，可也等于是堂而皇之地向曹睿表明，他曾经和皇帝的妃子发生过类似“绝缨”一样的关系。这位妃子，只能是他一直迷恋着的甄宓。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睿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而这个理由，曹睿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别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来提醒曹睿：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睿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惟独曹睿才能读中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没有记录，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不是出于猜忌，而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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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清楚了，《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的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也没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喝醉酒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甄宓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袁熙。袁绍失败后，曹丕闯进邺城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睿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之后，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滂，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来曹睿即位之后，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最多是后者单相思罢了。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讯息。凭借这些讯息，我们才有机会揭开迷雾。

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睿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它从历史尘埃里被拎起来以后，我却发现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惊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觉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经常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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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值。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致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明确无疑：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睿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并非捕风捉影。李善之说，有本可据，只不过他加了太多的虚构细节渲染，反而削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

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妃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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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越是寻找，我就越是惊讶，因为这一篇赋背后隐藏的东西，似乎远远超乎想象。

挖掘真相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就很可能会迷失在史料的迷宫里。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把钥匙，得以开启了通往那个时代的大门。

这把钥匙，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不正确。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却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甄字和鄄字在那个时候是相通的。

这里稍微要涉及到一点古文字知识。“甄”在当时并不读“Zhen”，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发音为Juan，而“鄄”字读成绢，两字发音完全一致。加上“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部，古人将之混写一处，实属平常。

我在《史记》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辅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