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的儒学,是缓解中央集权治理问题的治标药 共识网:中国的私有制为何与儒教兴盛高度相关?而实行公有制的隋唐为何选择了佛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于阳:简单说,长链治理下的监管不足和“剩余产权”现象,譬如腐败、土地兼并和黑社会泛滥等社会失衡现象,必然不断蔓延,尤以私有制的秦汉帝国和明清帝国为甚。原因是,私有制下土地产权交易量与公有制下相比,几乎呈天文数字,可能相差千百倍。私有制的产权可以交易,而且频繁交易,而公有制下土地不能合法交易。 在长链治理模式的缺陷下,交易越多,不公正越多,激起的民愤越多,社会越不平衡。但在既有治理模式下,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所以每一次社会体制崩溃后,改朝换代的还是同一个体制,百年回首尽是无用功、瞎折腾。前面说了,春秋战国驱使后世两千年,在文化和策略上都逃不出长链治理框架。若一个皇帝改成短链的分权治理,其命运连中央集权都不如,每一次平叛削藩都是证明。 既然客观上的社会不均衡——诸如不公正、腐败、财产不安全等等,是长链治理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那么怎样让先天性疾病患者顺利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出路。刚才说了,造反只是一部分人的活路,不是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活路。活下去的要点,就是在朝野双方的主观上减轻这种失衡。我年轻时做过遗传病医生,遗传病治疗要点不是改造患者的基因,因为基因是无法操作的(相当于这里的长链治理无法改变),而是减缓患者的症状。把这个道理放进政治,相当于让愤怒者不那么愤怒,让贪婪者不那么贪婪,否则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其实不光遗传病,普通感冒也用这种疗法,目前没有药物可以直接杀死感冒病毒,只能用药物抑制并发症和卡他症状,并等待身体免疫系统的自愈。 汉代以后,经过刻意改造的、非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说恰恰具有这种感冒药功能,所以就被借用来减缓长链治理那不可消弭的病理状态,这是儒教意识形态化与私有制的背景关联。《中国政治时钟》对二者时间关系作过梳理,一般来说,私有制国家诞生约百年后,儒教都被官学化,用来治疗体制病,一次是秦始皇私有制80余年的董仲舒儒学,一次是宋太祖私有制100年后的王安石“荆公新学”。 至于公有制的隋唐,与佛教没有内在的关系,隋唐公有制体制并不必依赖儒教,而选择何种宗教作意识形态就不确定了。 共识网:您根据“私儒定律”预测儒教将会在中国温和复兴,目前看来也确有如此趋势。儒学的每一次复兴都要经历改头换面,从先秦孔孟儒学到宋明理学,儒学经历了哪些改造?当今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对儒学的改造是什么? 于阳:简单说,被改造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基础,而行为准则变化不大。每一种信仰哲学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不仅儒、道、佛和基督教相互不同,就是在儒学内部,孔孟、董仲舒与程朱理学都不同。孔子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易经,在他看来这相当于自然界运行的内在道理。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就产生了仁,产生了礼;董仲舒就不讲易经,而是借鉴道家的“道”,为汉代政治形势量身定制一套“天人感应”理论,声称人们不遵守天意就会遭天谴,这就类似外国宗教的神意惩罚。宋儒吸取佛教思想,把儒学的形而上学定为“天理”,理是世界的本质,人的行为合于“理”,社会才有秩序。 但是说到行为准则,变化都不大,基本上围着“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转圈,意旨就是行为上“顺从”。因为在长链治理兼私有制的二元模式下,造反不解决问题,“顺”才是大家过太平日子的根本办法。“顺”大于“反”,如果你“反”,比“顺”还倒霉。 以这种框架看,当今儒学对传统儒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造。历次儒学重大改造的指标,一是改价值观,二是改行为准则。当今儒学非国家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学术,以民间学术为主。 共识网:为什么儒学在您看来不能称之为伟大精神体系,而只是私有制的漏洞补丁? 于阳:孔子儒学肯定是是一个原创的伟大精神体系,它是为探索真理而生。自汉代后,尽管儒学努力在精神层面上构筑完善的逻辑体系,但其内在逻辑尚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很多逻辑是被倒推出来服务于修补私有制的漏洞,服务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不是无功利性的对客观真理的追寻。我们说,伟大的精神体系是超功利的,是对真理的直接探索,譬如孔子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除此之外,汉代以后儒学的原创性显得不足,掺入了不少道家和佛家的印记。当然对待历史上的儒学要分两方面看:作为学术,它是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与同时代的道、佛相比,形而上学上略显单薄;作为秦汉帝国、明清帝国曾经的国家意识形态,儒教的实际功能的确是一个制度漏洞的补丁。 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争博弈出一种无法长期稳定的、易于失衡、发散的国家体制,中华民族在别无选择的困顿中,儒教作为国家体制漏洞的文化补丁应运而生,在这意义上还是要说,其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