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普通人在体制内外都无法找到正义？

夺标

作者：于阳，曹乐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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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汉代后，尽管儒学努力在精神层面上构筑完善的逻辑体系，但其内在逻辑尚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很多逻辑是被倒推出来服务于修补私有制的漏洞，服务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不是无功利性的对客观真理的追寻。

　　采访嘉宾：于阳，198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生物系。1990年担任大学实验农场副主任，1993年离开大学从事房地产业，2000年后专事中国社会问题写作，主要著作有《Y形结构——人性的先天和后天》、《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新作《中国政治时钟》一书2016年由中国当代出版社出版。

　　采访者：共识网曹乐溪

　　古代中国政治一直没能生长出正义状态

　　共识网：您在《中国政治时钟》的开篇便提到了《水浒传》中正义的匮乏，并认为宋江及其人生悲剧，是千千万万“认真做人”的中国人的缩影：普通人执着寻找正义，却发现无论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无法获得。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于阳：谢谢您，第一个问题就把《中国政治时钟》主旨一针见血揭示出来。要回答您的问题，首先要解释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古代中国制度;如果不去定义正义和制度，就变成嘴巴官司和诡辩。

　　从博弈论角度看，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各个共同体的利益博弈均衡解，制度不过是将特定时期的博弈均衡解，以文字或条例方式呈现出来，并加以承袭。熟悉博弈论的人知道，竞争性博弈产生的均衡解，有些是收敛的，有些解是发散的。也就是说，前者是稳定的，假如给它一个人为的破坏，事后它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譬如金观涛先生说古代中国制度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是这个意思;后者是不稳定的，假如一旦破坏它，事后它不会到原来的状态，譬如三国演义大战百年，三国归晋并不会回到大汉盛世。这两个特性很重要，它是从博弈论角度，理解中国三千年政治制度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切入点，否则难以理解三千年来中国政治波云诡谲、盛衰无常。

　　我特别强调，政治研究的最高层面是一个技术过程，而不是意识形态宣扬，不是喊口号，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国家历史规律驱使的工具，有关这一点，《中国政治时钟》以儒教官学化为例作过一些说明。我个人觉得，偏意识形态的泛道德主义研究方法，很难在探索中国古代政治模式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不以研究立场为转移。

　　什么是正义呢?《中国政治时钟》认为，正义的客观属性是一个社会收敛稳定的、超长期的博弈平衡点，是长治久安的博弈均衡状态。书中为此有详尽解释，并与罗尔斯《正义论》正义概念做了比较。

　　在我看来，制度与正义的内涵属性是相通的，都归因于社会博弈均衡解，其中制度是统治者参照均衡解而制订的规则;它可能是收敛、稳定的，有可能是发散、不稳定的，这一点统治者事前不一定知晓，大部分共同体成员都可能并不知晓。而客观的正义状态，则是一种文明共同体内，超长期、收敛的、稳定的博弈均衡解，理论上它是可能通过复杂计算得到的，只不过涉及参数多、计算量太大，以至于人类理性很难完成。既然理性无力完成，就只好靠直觉评估，故而产生正义感现象。正义感，就是人们对超长期平衡状态的模糊直觉。

　　绕了一圈，才好回答您的问题。导致古代中国政治常常产生正义匮乏的原因，严格地说，就是在华夏共同体内没有博弈出超长期稳定的均衡解，——翻成日常语言，就是没有生长出正义状态。这不是谁的责任，是我们共同体的不幸，天底下不是任何美好的东西，你想要都可以得到。有些短时间内被称之为“制度”的东西，其实不具备稳定性，所以朝令夕改、政策反复也是古代中国政治特色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与金观涛先生的观点基本上相反，《中国政治时钟》认为古代中国超不稳定，三千年华夏共同体的利益博弈，均衡解是发散的，不同时期发散结果不同，有时候是统一与分裂发散，有时候是庙堂与江湖发散，有时候是清廉与腐败发散，呈现为一种周期性波动趋势，而不是死水一潭，铁板一块。总的来说，它在几个非收敛的均衡解中来回震荡，譬如说统一与分裂、集权与放权，信儒、道或佛，以及清廉与腐败。

　　博弈回归均衡的趋势与均衡解发散的特性，这两股相反的力量造成了古代中国的震荡以及周期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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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县制比分封制在财政上有优势

　　共识网：为何中国必须实行以十八级官僚制为表征的长链治理模式?

　　于阳：在逻辑上，不能说中国必须实行长链治理模式，只能说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漫长的社会博弈酝酿出强大的趋势，驱使后世维系这种模式两千年。把这个问题拆开，可以分两步解释。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打了五百多年，从制度研究视野看，就不是春秋五霸在打，也不是战国七雄在打，而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战争对决，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只不过是战争载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究竟秦扫六合还是楚统一天下，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无论谁胜出都不影响后世中国政治——中央集权制度。重要的是，郡县制全面胜出，而分封制诸侯国家要么灭亡，要么改行郡县制，改行郡县的结果往往是迅速崛起、后来居上。

　　郡县制为什么能赢分封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财政有优势，因为君主没有卿大夫分食土地财政，因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税赋一网打尽。郡县制就是长链治理，就是中央集权;就军备而言，中央集权的财政无疑压倒分封制。

　　第二，一旦秦汉实行长链治理后，这种模式就变成控制论上所谓的“序参量役使原理”，框定了后来的政治模式。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分封制复辟，由汉朝至清朝，很多朝代都尝试过恢复分封，结果无一例外演变成战乱，只好纷纷削藩。

　　综合下来，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争的抉择，以及秦汉帝国长链治理定势对后世的约束和役使，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政治两千年来一直维系这种模式。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因果律演绎的结果，而是或然率结果，是文化长期互动、不确定地演化的结果。不能说中国必须实行这种模式，如果穿越时空，中国再一次回到东周，会不会还是这种结果，完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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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是“剩余产权”寻租关系网是间接获得权力租金

　　共识网：长链治理导致的一个恶果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而滋生剩余产权，以及“江湖”这样一种“不当得利”的非正式制度系统。江湖和如今中国社会的关系网有什么关联?具有哪些基本的规则?

　　于阳：按《江湖中国》定义，江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黑社会，一种是关系网，这两种东西都是江湖。关系网的基本规则就是人情制度和面子制度，具体请参阅《江湖中国》。黑社会是一种正式团体，每一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帮规，细节各不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相通，黑社会和关系网都是诉求不当得利的法外组织，不当得利和非正式组织，是江湖的一般特性。

　　进一步看，黑社会与关系网的牟利方式是不同的。黑社会是通过与国家暴力对峙，从而取得部分土地的地租收益，我称之为“剩余产权”寻租;关系网则是通过熟人辗转委托权力人，间接获得权力租金。从现象上看，关系网是权力寻租的放大器，因为权力人通过关系网的复式代理，扩大了寻租范围。譬如以前官员只能为自己人捞好处，受益人有限，权力租金有限;一旦有了关系网后，他可以为任何人捞好处，权力租金大幅度提升了。

　　共识网：在《中国政治时钟》中，您总结了西周、秦汉、隋唐、明清四个中华帝国模式，每个帝国模式的存续时间在800年左右，为什么会存在这种800年更迭的政治周期?

　　于阳：周期性运动的原理就是存在一组相反的力量，它们之间存在向着均等回归的趋势，但始终不能完成均等。譬如月亮绕地运动，存在地球引力和月球离心力，二者基本上相等，但在圆周切线方向上始终不能平衡，所以月球一直沿切线方向作圆周运动，并产生相对固定的周期。又譬如，市场经济中的基钦周期是一种库存累积和去库存的周期，原因是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相互均衡、对称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家生产商品的预期是相当模糊和不确定的，他不可能知道市场需求的准确数据，因此时常导致商品生产过剩。过剩之后，只能减停产，一来一去，就产生了4至5年的基钦周期。

　　中国古代帝国模式周期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的本质，是公民纳税以换取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交易，双方在博弈路径上是趋于均衡对等的。但是鉴于中国古代国家结构固有的缺陷——譬如剩余产权、土地兼并、江湖泛滥和吏治腐败等等，这个交易博弈式时常产生不均衡，但是国家的博弈本质又迫使两边回归均衡，即回归正义，于是就产生了类似月球天体或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产生了以产权制度和财税制度为表征的不同的帝国模式更迭。至于为什么是800年左右，就无从论证了，就像科学家无从论证为什么一年是365天，为什么基钦库存周期是4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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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监察”反腐，当代监察部门完全有能力做到

　　共识网：对于治理腐败，中国历史上曾经尝试过哪些方法?目前的腐败频发凸显出现行的监察制度也并不理想，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能够改善?

　　于阳：秦汉以来，古代中国采取过三种互补的监察制度，核心是监察御史制度，然后是谏官制度，部分朝代还试行过封驳制度。监察御史制度也就是巡视专员调研制度，到现在还在断续执行;谏官制度就是设立一种谏官，对朝廷大政方针、皇帝修为、文武臣工具有无限批评权力，而毋庸担责，以达到警示作用。封驳制度就是设立一种封驳官，对朝廷下达文件前进行全面过滤，检查是否符合皇帝旨意和法律法规，它的工作模式类似计算机系统的防火墙。

　　这三种监察制度都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历史上从来不曾根治过腐败，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长链治理模式经过大约十几级传递后，不论行政还是监察部门，政治指令传达的内容都拷贝走样了。从信息控制论技术角度说，基层发生什么事情，中央不可能完全搞清楚，甚至大半内容都不清楚。长链治理是人类文明史上构建大国的政治技术之一，但技术上的缺陷也不言而喻。

　　有鉴于此，《中国政治时钟》特意提出一种基于逆向思维的逻辑，针对行政系统的长链治理，避免监察系统重蹈覆辙，想方设法摈除长链治理的复式代理定式。怎么办呢?就是设计一种直接监察模式，让中央监察主体与基层被监察对象直接进行信息互动，我称之为“大数据监察”。

　　这个方法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各种技术储备条件相对成熟了。譬如您想设置什么的监察课题，欲监察哪一级公务员的哪一种公共行为，在技术上都没有根本困难。譬如说控制经济犯罪，可以监察银行账户，用软件自动比对公务员合法收入数额;辅以其互联网消费购物数据，判断其消费支出是否与收入吻合;譬如监察公务员是否渎职，可通过手机或专用设备GPS定位、基站定位和WIFI定位功能，确定公务员地点状况，辅以综合分析;譬如监察土地流失或非法变动用途，可以卫星遥感测量。这还只是从反腐败侧面看问题，如果从正面考核施政绩效，还有更多的物联网技术可以利用。假如单项技术还不够，还可以用多种技术数据组成证据链，最终判断出公务员的履职状况，设计出更专业有效的大数据技术体系。

　　今天，商业性的私营互联网电商都可以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消费阶层和习惯，把货物提前放置就近仓库，并信心满满地等候用户下单，那么拥有法定职能的监察部门能做到的只能是更多，只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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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以后的儒学，是缓解中央集权治理问题的治标药

　　共识网：中国的私有制为何与儒教兴盛高度相关?而实行公有制的隋唐为何选择了佛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于阳：简单说，长链治理下的监管不足和“剩余产权”现象，譬如腐败、土地兼并和黑社会泛滥等社会失衡现象，必然不断蔓延，尤以私有制的秦汉帝国和明清帝国为甚。原因是，私有制下土地产权交易量与公有制下相比，几乎呈天文数字，可能相差千百倍。私有制的产权可以交易，而且频繁交易，而公有制下土地不能合法交易。

　　在长链治理模式的缺陷下，交易越多，不公正越多，激起的民愤越多，社会越不平衡。但在既有治理模式下，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所以每一次社会体制崩溃后，改朝换代的还是同一个体制，百年回首尽是无用功、瞎折腾。前面说了，春秋战国驱使后世两千年，在文化和策略上都逃不出长链治理框架。若一个皇帝改成短链的分权治理，其命运连中央集权都不如，每一次平叛削藩都是证明。

　　既然客观上的社会不均衡——诸如不公正、腐败、财产不安全等等，是长链治理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那么怎样让先天性疾病患者顺利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出路。刚才说了，造反只是一部分人的活路，不是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活路。活下去的要点，就是在朝野双方的主观上减轻这种失衡。我年轻时做过遗传病医生，遗传病治疗要点不是改造患者的基因，因为基因是无法操作的(相当于这里的长链治理无法改变)，而是减缓患者的症状。把这个道理放进政治，相当于让愤怒者不那么愤怒，让贪婪者不那么贪婪，否则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其实不光遗传病，普通感冒也用这种疗法，目前没有药物可以直接杀死感冒病毒，只能用药物抑制并发症和卡他症状，并等待身体免疫系统的自愈。

　　汉代以后，经过刻意改造的、非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说恰恰具有这种感冒药功能，所以就被借用来减缓长链治理那不可消弭的病理状态，这是儒教意识形态化与私有制的背景关联。《中国政治时钟》对二者时间关系作过梳理，一般来说，私有制国家诞生约百年后，儒教都被官学化，用来治疗体制病，一次是秦始皇私有制80余年的董仲舒儒学，一次是宋太祖私有制100年后的王安石“荆公新学”。

　　至于公有制的隋唐，与佛教没有内在的关系，隋唐公有制体制并不必依赖儒教，而选择何种宗教作意识形态就不确定了。

　　共识网：您根据“私儒定律”预测儒教将会在中国温和复兴，目前看来也确有如此趋势。儒学的每一次复兴都要经历改头换面，从先秦孔孟儒学到宋明理学，儒学经历了哪些改造?当今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对儒学的改造是什么?

　　于阳：简单说，被改造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基础，而行为准则变化不大。每一种信仰哲学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不仅儒、道、佛和基督教相互不同，就是在儒学内部，孔孟、董仲舒与程朱理学都不同。孔子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易经，在他看来这相当于自然界运行的内在道理。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就产生了仁，产生了礼;董仲舒就不讲易经，而是借鉴道家的“道”，为汉代政治形势量身定制一套“天人感应”理论，声称人们不遵守天意就会遭天谴，这就类似外国宗教的神意惩罚。宋儒吸取佛教思想，把儒学的形而上学定为“天理”，理是世界的本质，人的行为合于“理”，社会才有秩序。

　　但是说到行为准则，变化都不大，基本上围着“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转圈，意旨就是行为上“顺从”。因为在长链治理兼私有制的二元模式下，造反不解决问题，“顺”才是大家过太平日子的根本办法。“顺”大于“反”，如果你“反”，比“顺”还倒霉。

　　以这种框架看，当今儒学对传统儒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造。历次儒学重大改造的指标，一是改价值观，二是改行为准则。当今儒学非国家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学术，以民间学术为主。

　　共识网：为什么儒学在您看来不能称之为伟大精神体系，而只是私有制的漏洞补丁?

　　于阳：孔子儒学肯定是是一个原创的伟大精神体系，它是为探索真理而生。自汉代后，尽管儒学努力在精神层面上构筑完善的逻辑体系，但其内在逻辑尚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很多逻辑是被倒推出来服务于修补私有制的漏洞，服务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不是无功利性的对客观真理的追寻。我们说，伟大的精神体系是超功利的，是对真理的直接探索，譬如孔子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除此之外，汉代以后儒学的原创性显得不足，掺入了不少道家和佛家的印记。当然对待历史上的儒学要分两方面看：作为学术，它是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与同时代的道、佛相比，形而上学上略显单薄;作为秦汉帝国、明清帝国曾经的国家意识形态，儒教的实际功能的确是一个制度漏洞的补丁。

　　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争博弈出一种无法长期稳定的、易于失衡、发散的国家体制，中华民族在别无选择的困顿中，儒教作为国家体制漏洞的文化补丁应运而生，在这意义上还是要说，其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