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世界核局面形成之前,“核口水战”早已进行多时了。1949年,二战在欧洲结束已经两年,美国在德国有10万驻军,苏联则有120万。杜鲁门将核武器视作是一种有效的均衡制约(苏联尚未研制出核武器),并且他让斯大林明白:如果苏联入侵西欧,美国将使用核武器。之后,从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利连萨尔(David Lilienthal)那里得来的消息却让杜鲁门大吃一惊:美国的仓库里只有不多不少正好一枚核弹。这枚炸弹尚未组装,但利连萨尔却认为或许它装起来就能用。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核武器成为了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国防预算已经失控,制造核武器要比养一支大规模的常规部队便宜的多。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相信,“大规模报复”的信条——誓言以压倒性核打击应对苏联入侵——是一种可以维持和平的威慑力量。 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他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放任美苏之间“导弹差距”(Missile Gap)的发展——或许是这一问题帮助肯尼迪赢得了这场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但根据间谍飞机提供的侦查情报艾森豪威尔了解到:苏联在导弹力量方面并不占优。1960年,苏联只有4枚确认存在的洲际弹道导弹。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空军情报部门汇报称,截止1961年年中,苏联可能拥有1千枚洲际弹道导弹,但到1961年年底,苏联实际上也只有16枚。到1962年,苏联的军火库中有3万1千枚核弹,美国拥有2万7千多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有36枚,美国则有203枚。 苏联的核力量通常都被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报机构给夸大了,而且保持这种错误也符合国内军事机构,特别是美国空军(在施洛瑟的书中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的利益。在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制造核武器,美国公众不断地受到核攻击警报的惊吓,这些警报总是显示核攻击迫在眉睫,国防智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描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怎样预防核战争以及怎样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 虽然不能完全说这种威胁是假想,但很大程度上它们确实是。苏联并不具备核战情景里所想象的那种能力,而且人们也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一方的核武器会按照预想那样起效。肯尼迪政府估计,装载在北极星导弹(潜艇载导弹)上的弹头中有75%无法引爆。 即使战争计划也是有缺陷的。原子弹爆炸的杀伤力来源于爆炸引发的冲击波,放射性沉降物和火灾。但是,如同林恩·伊登(Lynn Eden)在《全世界都着了火》(“Whole World on Fire” (2004))中解释的,美国军事策划员在估量炸弹破坏力时,从来不会把火灾带来的伤害算进去。因此,由于他们低估了核爆炸的预计后果,导致了弹头的生产量供远大于求。 但是威胁的存在(即是有一部分是假想出来的)使得美国军方得以建立一个核储备,同时迫使苏联也建立一个相当的核储备,因此,这种威胁就成为了现实。在70年代早期,苏联比美国拥有更多远程导弹。那个时候,公众已不再对迫在眉睫的核战争场面感到惊讶,但比起搞民防训练和在后院建放射性掩体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更加危险的多。 * * * 施洛瑟的故事显示出在美苏两国冷战时期针锋相对的关系: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方的战略优势立刻会被加倍奉还。美国希望拥有核优势的原因并非要击垮苏联,而是为了和平:美国希望苏联意识到只要它发动核战争,它就会失败。苏联对这个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不足为奇。因此,每次当美国采取行动赢得优势时,苏联就会立刻做出回应,美国的优势也就丧失。美国寻求的稳定的背后却是岌岌可危的现实。 例如,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发展核武器而削减常规军事力量时,苏联也跟着这样做。华沙条约组织就是苏联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美国创建了负责领导全国军事力量的空军战略司令部后,苏联创建了战略火箭部队。而当美国具备了应对第一轮核打击的能力后,苏联也具备了这一能力。两个国家犹如两只猴子般,互相追逐地窜上了树。 即便是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般。1947年,杜鲁门下达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为联邦雇员制定一个忠诚方案。一周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建成了苏维埃荣誉法院,并负责调查西方对苏联生活的影响。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在好莱坞审查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和他的文化政委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也开始打压文艺工作者。 每一个措施都意在防止策划好的的核战争,但最后都增加了核战争意外爆发的风险。施洛瑟认为并没有更好的应对冷战的方法。核武器系统的规模越大、策划越复杂、越精密,核事故的影响越大。系统的运转——及时的警告、畅达的通讯、发射的导弹、引爆的引信炸药、核芯的裂变——万事皆需尽善尽美,不允许丝毫差池,但这一点很难做到。 施洛瑟称自己作品的灵感来自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1984))。佩罗主张在以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和他所指的“紧密结合”(不能轻易调整和关闭的流程)为特征的系统中,发生事故是正常的,也是可预测的。而且他们做不出令人满意的事后分析,因为事件已不可挽回,要解释哪一个阶段导致这种不可挽回的局面发生是很困难的。 谁应当为挪威气象火箭事件所带来的惊恐负责?实际上,早在发射的几周之前,挪威便通知了俄罗斯。挪威没有确定具体是哪一天发射,因为发射要根据天气状况来定。不是这个通知被错送到了俄罗斯的其他部门,就是接受信息的人会错了意或者仅仅是忘了将其传达到军事部门(这个似乎更有可能)。 错发信息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施洛瑟提醒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由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发给莫斯科的信息就是手写的,然后由人骑自行车送到西部电报联盟公司员工手中。“我们在大使馆里只能祈祷,”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晚些时候说道,“他要把它送到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不能耽搁,路上还不能同女孩闲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安装了电话)。 不仅如此,在1995年的一个六分钟里,由于一名俄国中级官员提早下班,或者疏忽大意了寻找处理信息的正确程序,人类的未来千钧一发。有人在未明确说明的时间发射了一枚探测北极光的火箭。这就像那枚价值46美分的计算机芯片,系统中没有备用件。如果有一片出现错误,整个系统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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