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为什么2008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可以快速将中国经济拉出危机,而2014年年底开始至今的一轮五万亿投资,看起来却“收效甚微”? 表面上看起来,两轮投资似乎并无太大区别:同样是以规模浩大的铁公基领域投资为抓手;同样是财政扩张打头阵、后加货币政策驰援。但两次的投资手段、投资目的、面临局面、伴生困难和投资效果均大不相同。 这里稍作提醒,“四万亿投资计划”和“投资稳增长惠民生计划”的称呼,均为市场或民间表述。二者官方表述分别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11大类重大工程包”。 1、投资手段: 四万亿投资计划核心发力点是:“铁公基”,基本单核驱动。 五万亿投资发力点是:民生工程+新兴产业+消费工程+制造升级改造工程+铁公基。五大领域精准发力,搞刺激,但不搞大水漫灌。 2、投资目的: 四万亿投资计划核心目标:稳增长。官方提法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五万亿投资核心目标: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官方提法为:“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作用。” 3、面临局面: 四万亿投资计划:需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 五万亿投资:需要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低迷,国内需求不振,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负债率过高,供给侧改革等诸多复杂因素叠加困难局面。 4、伴生困难: 万亿投资计划:危机来势猛、扩散快、影响深; 五万亿投资:资本市场波动、汇市、房地产等行业去库存压力;产能过剩,资本市场低迷,社会投资意愿不强,内外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诸多新改革红利尚待释放。 5、投资效果: 四万亿投资计划:短期内使经济迅速好转,制造业快速得到复苏,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现了从2009年29.95%到2010年12.06%,再到2012年20.29%的V型反转。 但也有批评认为,四万亿投资计划使中国错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并带来通货膨胀和巨大的地方债务,使中国的要素价格变得极度扭曲,生产率水平急剧下降,整体竞争力迅速降低。 五万亿投资:投资与改革并行。通过加大有效投资,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增多。解决了“短板”、民生重点领域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结构“更为均衡”。通过诸多传统动能,确保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增加公共产品、增强发展后劲。 那么,此轮五万亿投资是中国在为上一轮四万亿投资计划之的后危机和后效应买单么? 需要注意的是,此轮投资为稳增长的带动效应并没有预期的明显;亟待政府通过改革,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度;通过各类综合手段,调动地方对投资项目的执行积极性。 上述5个方面的不同,导致两轮万亿投资计划的效果大大不同。很显然,此轮五万亿投资,需要面临的局面和解决的问题,都比四万亿投资计划要复杂很多,这需要政府拿出更富精准性和技巧性的手段。 三、诡异循环的症结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能被忽视。 五万亿投资与四万亿投资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四万亿几乎全部形成实际投资,并且在地方和各行业巨大的投资冲动下,这场盛宴导致最终投资规模远超4万亿。 也就说,其实是4万亿投资溢出和带动效应帮助中国经济度过了当时的危机。而此轮五万亿投资计划中,除了这最终完成的五万亿,其溢出和带动效应非常弱。 最明显的证据是:尽管国务院多次要求各地要尽快确保项目落地开工,但实际上,有不少项目却因为资金、土地、审批甚至不作为等主客观原因,迟迟未能落地。这又进一步拖累了,五万亿中央投资计划对社会资本的带动效应。 这是两轮万亿投资计划实施效果不同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直接导致“中央投资刺激(货币政策配合)——全社会投资下滑——GDP承压——中央投资再刺激(货币政策再配合)——……”诡异循环的产生。再加上,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压力、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以及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诸多综合因素导致:此轮五万亿投资虽然更加“快准狠”,但依然未能让中国经济筑底回升。 总理李克强在今年2月14日的春节后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既在鼓舞政府部门:“中国经济在挑战中越战越勇!”,但同时也批评了一些政府部门,“我前两天点名批评了几个部门工作拖拉的问题。各部门的工作今后决不能再拖拖拉拉!” 李克强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针对当前主要经济指标各自“对对表”。“该你分管的领域,哪些大指标出现了问题,出的政策落实怎么样,都要负责任!既要让自己‘紧张起来’,也要督促下面的地方部门‘动起来’。” 他说,“当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对我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这是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各地方、各部门也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现实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项目批了、钱拨了,却迟迟开不了工等问题,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大抓落实和督查力度。” 李克强的这番表态,既指出了5万亿投资迟迟不见效的症结,也道破了此轮投资要想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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