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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山特稿:追忆“中国夜莺”-花腔女高音周小燕(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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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2 10: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音乐家周小燕告别仪式3月10日上海举行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2016-03-04 10:49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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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是整个中国声乐发展史的见证人。她为中国声乐界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近百岁高龄依然没有离开教学岗位第一线。鞠秀芳、张建一、高曼华、刘捷、廖昌永、魏松、雷岩、李彩琴、万山红、杨小勇、殷桂兰、李秀英、朱秋玲、王丰、王歌群、张峰、方琼……这些中国声乐界的支柱力量,都是周小燕在建国后培养的人才。

3月4日凌晨0点32分,周小燕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周小燕家中设了灵堂,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首唱《长城谣》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是一个进步实业家。同时,他非常迷恋音乐,受父亲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父亲很有意思,他自己五音不全的,唱不入调。但他喜欢音乐,他们叫他音乐迷,就是音乐疯子一样的,只要你是学音乐,他都支持。所以我有一个弟弟是吹萨克斯,有一个弟弟拉小提琴,我妈妈也是弹钢琴的,那么我就唱歌,客人来了就说,小燕唱个歌,我就去唱。”周小燕回忆说。


1934年,手持吉他的周小燕。 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翻拍

父亲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爱去的地方,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音乐的启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始声乐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小燕被迫中断了上海的学业。1937年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开始拍摄潘孑农编剧的《关山万里》,潘孑农邀请刘雪庵为影片配乐。

刘雪庵把已经完成的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刊物《战歌》上,很快被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演唱。不久,身在武汉合唱团的周小燕领唱了这首歌曲。次年,她去法国留学,途经新加坡,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唱片。

这首唱腔凄婉的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广大侨胞纷纷捐款捐物,加入到抗战队伍中。

1938年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成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的学生。贝纳尔迪全新的教学方式,也让周小燕跨越了声乐学习的障碍。

1945年10月,经过七年磨练,周小燕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她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调》、《红豆词》,令世界舞台第一次对中国美声演员刮目相看。


1946年,周小燕(右)与李献敏在伦敦白宫剧场演出前的留影。 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翻拍

1947年5月,周小燕应邀前往捷克,参加首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俄国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等人均到场。与这些世界级大腕同台演出的周小燕,当时唱了不少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还有根据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他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也是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上,周小燕用夜莺般的歌声赢得了赞誉,被欧洲舆论称为“中国夜莺”。

“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周小燕说,“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人家才会信任你。”

1949年,周小燕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


1950年,周小燕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翻拍

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文革”中,给学生开小灶听外国唱片

周小燕班上的学生工、农、兵都有。她说,自己挑学生从不看家庭成分,最重要的是人品。

歌唱家魏松跟周小燕时间最长,他自称“大徒弟”,是周小燕第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学生。

1973年,魏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和另一位同伴韩适被沈阳军区派到了上海学习。


2016年3月4日的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从194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魏松来到上海时,周小燕还在干校劳动,主要工作是喂鸡,因为这两位解放军学员,她被调回了学校,“等于是我们两个解放军‘解放’了周老师。”魏松对澎湃新闻回忆说,“我们在系里的走廊和周先生见了面。我们都穿着军装嘛,对着她敬礼,她吓一跳,还以为是来抓她的呢。她后来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


魏松(中)和周小燕

魏松还记得周老师说,“魏松的嗓子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国歌剧。”但“文革”并不允许唱“封资修”,周小燕等于是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来教魏松。那时,学生也不可以去老师家里上课,怕被老师带坏,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师就说,“来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学生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教,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那时候是夏天呐,不能让外面听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是第一次听到卡鲁索的歌声,我就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魏松说,“周先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让他从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无成,“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周先生还是有慧眼的。”

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周小燕这里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43年来,魏松与周小燕建立了深厚感情。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魏松接受完澎湃新闻采访,就直奔机场赶回上海吊唁周小燕。

上海歌剧院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是在1982年受教于周小燕的,“她一直都很精神,唱起歌来就倍儿精神,那时候身体好啊。”杨小勇向澎湃新闻回忆:“她是比较宏观的一个人,她会让你独立发挥。她主要是启发你,而不是限制你,让你更多地去理解作品,而不是于拘泥于一些细节,从大的方面来把控你的发展。”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时,廖昌永紧张的心怦怦乱跳。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

有人问周小燕,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培养出这么多国际一流歌唱家?周小燕说,“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一个学生的成功,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首先要廖昌永会学,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是良师又是慈母。

早年廖昌永参加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时,多明戈就跟他讲:“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周小燕说:“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他有个特点,他会抓腔。”

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是良师又是慈母。在众多演唱场合,他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

1988年,为振兴中国歌剧事业,71岁的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在她的努力下,中心排演了《弄臣》、《茶花女》以及中国歌剧《原野》等大量精品剧目,为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她说,“我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我要创造舞台让他们上,给他们创造条件。只要我们国内有舞台,他们就会回来,或者回来教书,或者回来当演员继续唱。”

周小燕说:“碰到好学生是老师的幸运”

2014年3月,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市教委联合出品了原创歌剧《燕子之歌》,牵头之人正是时任上海歌剧院院长的魏松。

该剧根据周小燕的生平事迹改编,讲述了周先生从一个留学法国的资本家小姐到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育家的曲折经历。剧中,燕子老师的学生们也大多以今天活跃在歌剧界的“大腕”们为原型。


2014年3月24日晚,原创歌剧《燕子之歌》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高剑平 澎湃资料

“前年魏松上任那天,说有事来向我汇报,他要排一出现代题材的原创歌剧。”周小燕对《燕子之歌》创排之初的情形记得很清楚,“我一直觉得歌剧舞台上演古人虽然气势上有共通之处,但还是不如戏曲来得顺理成章。所以现代题材我举双手赞成。”结果魏松说是要以周小燕的艺术人生为原型打造一部歌剧,这个她没想到。


2014年3月24日晚,市委领导殷一璀陪同周小燕观看原创歌剧《燕子之歌》。  高剑平 澎湃资料

时间回到2011年,魏松受北京大学歌剧研究中心之邀策划歌剧《钱学森》,便萌生了寻找一位上海典型人物作原创歌剧的念头,“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我的老师周先生,她是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中国声乐发展的每一步。剧中许多台词都是她平时自然而然说起的原话,以她的人生编排歌剧再适合不过。”

魏松的同班同学、同为周小燕学生的韩适一周之内写完了剧本,对周小燕夫妇二人都极为熟悉的作曲家奚其明担纲了歌剧的作曲。

由于周小燕年轻时是花腔女高音,因此作曲家在剧中歌唱技巧的写作上颇费了一番心思,虽然“难唱”,却得到了周小燕逐字逐句的悉心指导。在剧中担纲女主角的上海音乐学院青年声乐教师刘恋说,周先生要求之严,令她在这一部歌剧的排演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周小燕说,“这部歌剧讲的其实是一个老师的故事,不仅周小燕是这样,而是所有老师都是如此。我为我的学生骄傲,碰到好学生是一个老师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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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爱情与婚姻

吕晓明

2016-03-04 18:20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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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周小燕是中国声乐发展史的见证人,她为中国声乐界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3月4日凌晨0点32分,99岁的周小燕因病在上海去世,她的告别遗仪将于3月10日举行。

本文回忆了周小燕(1917-2016)与导演张骏祥(1910-1996)的爱情往事,原载于《档案春秋》杂志,由“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年轻时的张骏祥。

文艺界有一个说法,当年是周总理牵线做媒,促成电影才子张骏祥、“中国之莺”周小燕结为秦晋之好。周小燕说,总理和邓大姐当年很关心这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这是真的。不过,总理并没有当他们的红娘,而是在他亲自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里,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


年轻时的周小燕。

1951年9月,新中国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对代表团的组建亲自过问,对每一位成员的讲稿、每一张展出的图片都仔细审阅,还让全体成员出访前集中学习一个月。

这个团的阵容,差不多可用“空前绝后”、“豪华”来形容。团长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西林担任,团员里有郑振铎、李一氓、刘白羽、陈翰笙、钱伟长、季羡林、常书鸿、冯友兰、吴作人、张骏祥,以及团员中唯一的女性—留法歌唱家周小燕。可以说,这个文化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那时中国文化界的精华。


张骏祥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时的留影。
对于海归导演张骏祥而言,这是他1939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回来后第一次跨出国门。这次出访的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从1951年的9月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来,在国外过了国庆,过了生日,还过了新年。但也因为时间这样长,才提供了条件让张骏祥找到了意中人,找到了日后的终生伴侣……

孟买结缘


在孟买出访期间,张骏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了大象。

从广州登船到孟买有半个多月的旅程,在百事待兴的1951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各自的领域都身负着繁重的责任,现在竟然有了大把的时间观赏海景,放松心情。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变化的不仅是海水的颜色,从日出时的喷薄到日落时的余晖,流逝的不仅是时间。对张骏祥来说,船上的日子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周小燕,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当然这一切还得水到渠成才是。

对周小燕来说,感情的到来可能还要更慢些,这位把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的留法女歌唱家虽年过三旬,但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却并不着急,长达九年的留洋经历让她在对待异性方面真诚大方,热情而不逾。

代表团的成员虽大多有留美留欧经历,但没人到过南亚,即使季羡林通晓梵文,熟悉印度文化,但也没有到过他的研究对象的国家。印度古老的文化让他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印度方面给了代表团很高的礼遇,尼赫鲁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他的女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陪同参观。


张骏祥和周小燕在北京,摄于上世纪50年代。

虽然主人的安排避免了代表团同下层平民接触,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极大的贫富差距。代表团住过某个邦的土王的宫殿,其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相比之下,代表团偶得一见的农村土地龟裂,水贵如油,而“贱民”即“不可接触者”更是可怜,周小燕亲眼看到有人惊慌失措地从她面前逃走,问了才知道是“贱民”的紧急“回避”。

这些情景让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因为祖国的人民已“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了。

代表团不承担实质性的外事任务,游览参观、传达友情就是他们最大的使命。张骏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了大象,他们还没想到,数月之后,同团的吴作人将要送一幅“双象图”作为对他们结婚的贺礼。

对喜欢照相的周小燕来说,张骏祥的技术水平让她十分满意,当时虽然只有黑白胶卷,但照片的背景、构图、光影和神态都很到位,这让他们的感情又有增进。

终于,在泰姬陵沐浴着皎洁月光的那一刻,张骏祥大胆向周小燕表白了自己的爱慕,那样的景色,那样的氛围,如仙境一般令人陶醉,让人无法拒绝。多年以后,他们回想起那一刻,仍深深地感谢那做了“月下老人”的泰姬陵。


张骏祥与周小燕,摄于上世纪50年代。

此后在缅甸,两人亲密合影,俨然已是情侣,同团的长者早已看出端倪,都为他们高兴。但即使在热恋之中,张骏祥仍然不改自己的较真习惯。一次宴请,周小燕吃得高兴,竟忘了当地的规矩,两手并用起来,用左手拿食物是犯大忌的,急得张骏祥连连暗示,但周小燕浑然不觉,事后张骏祥不客气地把她批评埋怨一通。

长达半年的出访于翌年的春天结束,这样长时间的“脱产”,对张骏祥来讲,除了“文革”中的停职和赋闲外可能是唯一的了,而获得的也是比写一个剧本或导一部戏更珍贵的一生的幸福。

温馨家庭

回国后周小燕即向父母“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祝福,两人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张骏祥说要买一对戒指,周小燕认为太俗气,张便开玩笑说那你不怕我将来赖掉,周不示弱说不怕。两人登记后仅拍了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们一个着中山装,一个穿列宁装(也叫“人民装”)。

喜日定在1952年的5月5日,婚礼简朴,只是借了周小燕的舅舅、名医董方中的家办一桌喜酒请了少数的客人,其中有新郎的证婚人夏衍、新娘的证婚人贺绿汀、董方中的好友潘汉年副市长及几个亲戚,双方的父母都没来参加,具体的事务由上影的行政处处长卢怡浩操办。

婚后张骏祥感慨地对周小燕说“可惜认识你太晚”,这不仅是“恋人絮语”,也是他的肺腑之言。早年张骏祥同白杨有过一段感情,白杨的美丽和声名地位、抗战的艰苦环境和时时袭来的种种苦闷,可能都是促成他们结婚的因素。但两人性格、文化、兴趣上的差异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突出,这与文艺界许多因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而破裂的感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张骏祥对周小燕的“一见钟情”,也是他长期一直认定的择偶标准的最终实现。

两人的结合,除了对对方的经历、才学、气质的欣赏外,性格上的互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小燕的活泼、直率、胸无城府和张骏祥的严谨认真恰成对比,这种反差非但不是他们相爱的障碍,反而是吸引对方的原因。

1938年周小燕远涉重洋去巴黎留学,先后在巴黎音乐师范等学校研习声乐,师从齐尔品等名师。德国入侵后,周小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业,歌唱艺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战后,她在法、英、德、瑞(士)、捷、波等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被赞为“中国之莺”。本来还打算去美演出,但周小燕归国心切,辗转曲折于1947年回到上海,旋即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行歌唱会,受到热烈欢迎。她还不计报酬到大学为师生演唱,交通大学学生会赠她锦旗“唱破这阴湿的天”,还有的锦旗上绣着“从黑夜歌唱到天明”,有人说这是左派学生的玩意儿,她却对这些锦旗十分珍视。

听周小燕讲自己的往事,张骏祥更为找到这样一位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伴侣而高兴,他们都在西方留过学,又都经历过祖国的苦难,亲眼见证了民族的新生,此时他们都为自己能跟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贡献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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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与儿时的张文。

张骏祥、周小燕与儿时的张本。
婚后不久,他们搬入原本是陈白尘先生住的房子,在复兴西路44弄的一套公寓。搬进新居后,周小燕的母亲董燕梁知道女儿不善家务,让跟了自己多年的钱妈去照顾女儿女婿。婚后的日子甜蜜而平淡,两人都是大忙人,聚少离多,有时会几个月碰不到,这主要是张骏祥出外景下生活的缘故,但周小燕没有抱怨,有人问她两人吵不吵架,她回答:“不吵,因为在一起时间少,没机会吵。”
结婚后,张骏祥与周小燕相继有了女儿张文和儿子张本,张文活泼,张本文静,给家庭带来莫大的温馨和欢乐。在外人眼中不苟言笑的张骏祥,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完全是一个慈爱的好爸爸兼大朋友。
有时妈妈要在客厅里教学生,爸爸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要么一起看漫画,模仿画里滑稽有趣的样子,听故事开心了,讲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在床上翻滚打闹。有时闹过头了,钱婆婆便来叫喊“床要被压塌了”。

全家在杭州。
张骏祥爱孩子们不止于儿女,儿女的小朋友、弄堂的小邻居常来他们家看那时候很稀罕的电视,那台苏联造的“红宝石”牌的电视机讯号不好,张骏祥便承担起“技术保障”的任务,用两根铁丝做成土天线不断地调节,虽然屏幕上仍是雪花一片,可是小朋友们对这位大朋友很满意,对张文说“你爸爸真好”。
四十多岁才有了孩子的张骏祥在儿女面前完全显露了他温和柔情的一面,周小燕总说“他比我更宝贝孩子”。
星散四方
“文革”开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都在学习和长身体的时候,囚禁中的张骏祥虽然不能肯定,但也猜得到周小燕的处境不会比他好多少,比起自己,小燕虽然少了顶“走资派”的帽子,但她留洋的时间更长,会不会也被戴上“外国特务”的帽子呢?她要是也被隔离不得回家,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每想起这些,张骏祥心里便倍受煎熬。
家里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周小燕也被隔离审查,抗战时期从未到过重庆的她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重庆黑线班底”的罪名,但还有一定的自由,除了接受批判外就是监督劳动。当时她和张骏祥的工资早被停发,每人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都交给了管教人员,孩子们的生活开销无从谈起。儿子张本如今忆起那段岁月,仍然深深感念保姆钱婆婆的善良和博爱,她不拿东家的工钱,反而自己贴钱抚养主人家的孩子,这是何等宽博的胸怀。
中共九大后,“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观。先是周小燕在1969年10月解除隔离去梅陇劳动,不久“五七干校”成立,又转去奉贤的干校。时隔不多,张骏祥从“少教所”出来,也去了干校。
据周小燕后来回忆,那天她在干校劳动,有人告诉她校门口有人找,她走到门口,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定睛看才认出是分别了两年的丈夫。两年的时间不算长,却让张骏祥的模样老了十年都不止。此时女儿已去了黑龙江,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女儿走前,总算获准去见了父亲,按管教人员的要求,孩子们在见面时要爸爸“不要顽固不化”,张骏祥依然沉默不语,只是流泪,最后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

“文革”后全家合影。
一家人星散四方,不过,他和周小燕都在奉贤那块海滩上,住处、劳动的地方仅隔了一条河,而且吃饭也在一个食堂,但规定不能来往。在食堂遇见,周小燕总是满不在乎地过来同丈夫说话,张骏祥却有所顾忌地寡言少语,其实,同妻子有短暂的接触,能看到她乐观开朗的样子,心里是高兴的。
当时,张骏祥被派去养猪,周小燕则分工养鸡,干校的同事戏称他们为“猪公”、“鸡婆”,他们自己也觉好笑。“文革”结束后,周小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对这段生活的评价是“它教给我很多知识,比如养鸡”。
干校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有了相当的自由。晚上张骏祥到田边散步,一则排遣郁闷,二来锻炼身体,空余的时间用来读书,那时他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仅现在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就有他写的近四万字读书心得。
但几年下来,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让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去看病,即使不遭白眼,医生也是马马虎虎漫不经心的。他给弟弟的一封信里说“现在最好不要生病,生了病够呛”。让他多年后还不能忘记的是一次他去看牙,医生竟然说“六十二了还补什么牙呀”,说起这段往事,张骏祥幽默地补充道:“但工宣队没有嫌我老,照样叫我挖河拉粪车。”
相濡以沫

晚年张骏祥与周小燕。
1979年,张骏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和上影厂联合艺委会主任,而1978年他重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恢复。周小燕此时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又像“文革”前那样,夫妇俩经常同时不在家,或是出国或是到京城开会。忙碌之余,张骏祥最大的心事是两个孩子的前途,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叹道,整日忙来忙去,“两个孩子的前途也无法过问”。
此时女儿已经返沪,儿子还在公交公司做司机,虽然都在身边,但儿女的学业被“文革”耽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父母担忧都已二十多岁的孩子如何成家立业。后来张文有机会去美国,在当地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年以后,周小燕还记得女儿出远门时张骏祥的不舍和担心,他念叨孩子一个人走那么远,中途还要转机,身边也没有美金,直到女儿来了电话说平安到达,他才放下心。数年后儿子张本也去了美国学习计算机。

晚年张骏祥与周小燕,墙上的画是他们结婚时吴作人赠送的《双象图》。
1979年12月,文化部一纸调令,任命张骏祥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在同时任命的五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并仍兼任上海局局长。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骏祥曾几次要求回沪工作,但未得同意,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不免叹息“我年龄大身体不好,没有非扣我在北京的理由,但有时有理也讲不清事”,工作上也是“奇忙,越来越忙”,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不胜负担。到1982年的上半年,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免去张骏祥的副局长职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了。
晚年的张骏祥为病痛所困,却常以幽默的态度对之。有一次,几位同岁都属狗的老人,陈鲤庭、汤晓丹、徐苏灵和他聚会,有人发现张骏祥的耳朵不好,但对陈鲤庭夫人毛吟芬的话倒听得清楚。对此,张骏祥解释:“女人的声音音频高,易听清。”毛吟芬打趣:“那你家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你最听得清了。”张答道:“不,是听得烦了。”在座的白桦问张为何不用助听器,张回答:“讲话有回音会一道吸进助听器,反而听不清。”白桦说:“那是立体声。”张还说:“我可以装得像听见一样。”
张骏祥退了下来,而周小燕仍忙得不可开交,1988年她筹划成立周小燕歌剧中心,张骏祥怕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身体会受不了,却又不得不帮她,给她出了很多主意。周小燕工作起来,玩命的程度比起自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忙起来还会丢东西,拎包、眼镜、围巾都丢过,张骏祥连呼简直是“天女散花”,“漏斗脑袋”,“马大哈不可及也”,埋怨中透着逗趣和理解。周小燕经常在家里上课,张骏祥对人说,他家的客厅里时常是“高朋满座”,“鬼哭神号”,但他从不反对,只是把中间的门关上,自己待到里面的小房间去,有时也不用关,因为耳聋,“反正听不见”。
但疾病终于还是打倒了张骏祥。1993年他因血压低又一次昏倒送医院抢救,从此便长住医院直到去世。有力气走路时,他会踱到窗口,茫然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一动不动。同住在华东医院的黄宗英在走廊碰到他想与他说说话,却不成,耳聋不说,反应也逐渐迟钝了。
周小燕开始对去外地的邀请一概拒绝,留在上海照料丈夫。1995年为纪念抗战50周年,电视台想请她到长城上重唱当年她唱过的《长城谣》,周小燕顾虑丈夫的病情想拒绝,张骏祥反而要周小燕去,最后是去了当晚就赶回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小燕上午上课,下午拎了家里烧的饭菜去医院,晚上再走回来,每次分别时,张骏祥都要亲吻妻子的手。

晚年张骏祥和周小燕。
1995年到1996年,夏衍和陈荒煤相继离世,家里人没有把消息告诉他。其实,此时的他已陷入阵发性的昏迷之中,有时连亲人也认不出了,但让周小燕又惊讶又难过的是,有一次张骏祥竟对她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清醒的时候,他会久久地凝视着妻子,嘴唇蠕动着,俯下身子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996年11月14日,张骏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相依相伴了40多个春秋的爱人,终于没能再陪伴周小燕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影协原副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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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12 10: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她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人”



李秀英回忆老师周小燕,她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老,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人。高剑平 澎湃资料

周小燕为中国声乐界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近百岁高龄依然没有离开教学岗位第一线。追悼会前,周小燕的两位学生也向我们追忆了周先生的往事。

原本正在广西南宁准备音乐会的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副教授李秀英,赶回上海参加了周小燕的追悼会。

1993年,李秀英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做了一名青年教师。她向澎湃新闻回忆,当时她最遗憾的是还没圆过舞台梦,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988年,为了给学生演出舞台,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1994年,歌剧中心面向全国招生,招的人不多,竞争倒是很激烈。李秀英一路经历了山东当地海选,再来上海参加了面试。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来上海。

歌剧中心那年只招了5名学员,李秀英就是其中之一。

李秀英说,考入周小燕歌剧中心毫无疑问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因这一学习过程,她后来才有了去国外深造并成为歌剧演员的机会,“这是我演唱生涯的一个桥梁。”

五年时间里,周小燕对李秀英言传身教,最重要的是大大拓宽了李秀英的曲目量。此前,李秀英少有机会接触法国、德国艺术歌曲,以及不同国家的咏叹调,周小燕还亲自教她法语和意大利语,“那时我才懂得,歌剧演员首先要有语言能力,就像先生说的,光有好嗓子是不够的,要全面发展。”

把李秀英招进来时,周小燕已经77岁了,“那时的她和年轻人一样,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有能量。我们还经常喊累,但我从来没听到先生说过一个累字。她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老,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人,永远都与时俱进。七十多岁的她站在我们中间,我们从来都觉得她是同龄人。”


教学中的周小燕,有使不完的劲。

周小燕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她常说,和学生在一起,她浑身的劲都使不完,永远都处于年轻状态。

2014年,上音排演的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大戏在上海大剧院首演,李秀英扮演女主角素芬,97岁高龄的周小燕正是这部剧的艺术总监。

周小燕常说,真正的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这个观点,甚至影响到李秀英2005年放弃了很多外国演出合同,从国际歌剧舞台回来在上音当了一名老师,“我总觉得一定要在先生周围,跟她学习怎么去做一个老师。很幸运回国这十年,我在教学上得到了很多恩师的指点。”

“她像老师,像奶奶,又像闺蜜”


一名前来送别的小姑娘,手捧和周小燕的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图

同样被周小燕改变了人生轨迹的,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方琼。

方琼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读书时,并不是周小燕门下学生,但毕业后,她借周小燕的名组建了“小燕少年合唱团”。合唱团设在上音里,周小燕、马革顺、廖昌永、黄英等人都给孩子们上过课,方琼也因此和周小燕有了进一步接触。

方琼还记得周先生问她,“你大学唱歌不错,为什么不好好唱了,来抓孩子的事了?”方琼解释,在她前面已有宋祖英、张也等一批资深前辈,都唱得很好,她走不出自己的路。周先生就说,“我教你吧,再继续唱吧。”

就这样,方琼开始跟着周小燕学唱歌。方琼是民族声乐出身,学西洋唱法出身的周小燕给她唱了很多美声曲目,说要搞个创新,研究一下民族声乐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一条既符合她又代表上海的民族声乐路。

“当时,美声的发声方法和技术,比民族声乐更有历史、更系统化,周小燕希望把西洋技术加入中国的民歌演唱里,在继续保持民歌传统和风格的基础上,拓宽民歌曲目。”方琼说。

1996年跟着周小燕学了八个月后,方琼参加了“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一举拿下民族唱法金奖。此前,上海还没人在民族声乐上拿过奖。周小燕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我教那么多美声的学生都拿奖了,但教民族的学生拿奖,唱中国歌,为中国人唱,洋为中用,我更高兴,比任何一个奖都高兴。”

方琼向澎湃新闻回忆了比赛过程。当时,除了必唱的民歌和歌剧,她还准备了一首新曲《春江花月夜》。周小燕把作曲家写的一段“啊”的连音,用美声唱法里常用的花腔改造,因为作品和唱法都独树一帜,方琼很快在一众参赛者里脱颖而出。

这次比赛,在方琼之后的艺术道路上尤为关键,“我从此以后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了,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和作曲家合作,约他们写曲,不一定要去唱《走进新时代》那种时代曲了,因为已经有歌手在做这些事了。”

这么多年交往下来,方琼眼里的周先生是对任何事都充满了童心,对生活尤为热爱的一个人。

因为崇拜周小燕,方琼甚至在周小燕搬家到复兴中路时,把房子卖了,跟着搬到了她家楼上。

一直到生病住院之前,周小燕还常把方琼叫到自己家里上课。“因为我也当老师了,周先生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她就会说廖昌永都到我家上课了,谁谁谁又来了,我就赶紧说,我也要上课!她就特别高兴。”

有一次听说方琼唱了首古曲,周小燕迫不及待就给方琼打电话,“听说你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能不能现在就到我家来唱?”

除了演唱,周小燕还会为方琼提着装上的建议。方琼擅唱上海老歌,常穿旗袍,周小燕有次看了剧照说,“你这不是唱上海老歌的旗袍,我那才是。”说完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了几件自己的旗袍送给她。周小燕还细心教方琼穿旗袍的坐姿,走路是怎么样的,旗袍开叉的高低又有什么区别,她说,“你穿旗袍唱上海老歌还是个现代人,你还要学1930年代老上海人的优雅姿态,要研究他们的生活。”

说起两人之间这段忘年交,方琼很感慨,“有时候我们像师生关系,有时她又像我奶奶,有时谈起一些家常问题,她又像我的闺蜜。”

周小燕非常享受教学的状态。寒暑假学生都放假了,有次,方琼去周先生家问她在干什么,周先生满身惆怅,“我失业了”。

有时天气暖了,方琼建议带她出去旅游,她也会一口回绝,“我不能旅游,一出去玩就生病。我一教学生,身体全好了。”

“她特别想为中国的声乐事业做些事儿。”万琼总结,歌唱、音乐、教学,是周小燕毕生唯一的爱好,“如果要享受,她可以跟着儿女去美国享受天伦之乐,但如果真去了,真正受损失的是国家的声乐事业。她的伟大在于可以舍小家顾大家。久而久之,就成了她生命的主题。”

自1949年受聘在上音声乐系教学,某种程度上,周小燕就像上音的“精神支柱”。

周先生走的这一周,方琼明显感觉到学校师生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们声乐系的教学楼在11层,顿时每天都觉得空荡荡的,每个老师都怅然所失,觉得少了点什么。平时,她也不在这上班,都在家工作,但你总归觉得精神上有个寄托在那。她抽身而去了,我们好像就没底了。”方琼说。


周小燕工作室内油画。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翻拍

录入编辑: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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