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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粮食贸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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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2 16: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沿北运河的临清城,也是个“四方辐辏之区”,尽管附近各州县盛产麦谷,但仍“不敷用”,需要“取资于商贩”,其中有“从卫河泛舟东下”的河南小麦,有“自天津溯流而至”的北方秫粱,还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等等[24],要靠本省和外地广泛接济。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城市发展更加显著,所以对商品粮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江南重镇南京城“烟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25],而江南“本地户口繁庶,产米不敷所食”,故“全赖外省客米接济”[26],往往“三五日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昂”[27]。为了保证居民食米所需,嘉庆时,南京城内有砻坊33家,“每家有粮万余石”,可使城中有“三月之食”[28]。苏州的繁华不减于南京,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南京。雍正初,苏州巡抚陈时夏说:“查苏州地狭民稠,产米无多,即系丰收,亦资江、广之米以敷食用”[29],每年都要从长江中游的两湖、四川、江西等省运人补充。雍正四年(1726),福建巡抚毛文铨,为了从苏州转运粮食,特别指出:“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30],虽然说的笼统,但亦可说明外地运入粮食之多。

  长江中游的汉口镇,“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31],是清代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乾隆初,“日消米谷不下数千”[32],与它隔岸相望的省城武昌和府城汉阳,也都“舟车辐辏”,“人烟稠密”。汉口连同武昌、汉阳,号称武汉三镇,“日用米谷全赖四川、湖南,商贩骈集,米价不致高昂”[33]。随着鄂西和陕南多山地区农业的发展,那里的粮食也多沿汉水运到汉口。乾隆末年,汉口发生火灾,一次就烧毁停泊在江边的“粮船百余号”[34]。汉口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同时也消耗了大批的商品粮。

  福建、广东两省的粮食,早从明代或明代以前就十分紧张。清代,这两省城市的发展,又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广州是广东省商品粮最大的消耗地。此外,潮州、佛山等城市,亦“皆仰籴于外”。像佛山镇,街市“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35],  “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什九”[36],他们都要靠外地的粮食养活。鄂弥达在《清豫备仓谷以利民生疏》中说:“窃照粵东滨海环山,民稠土狭,广州省会及佛山、龙江各市镇,商贾云集,本地所产谷石,丰岁仅敷民食,不能应省镇商贾之需。”[37]乾隆末,两广总督孙士毅也说:“窃惟粤东地方,居民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38]说明城市食米的紧张。福建的城市发展虽逊于广东,但因“闽中土瘠民贫,产米有限,向来仰食上游。近生齿浩穰,上游又常禁乡不粜,外境其来者亦不足以济福州,则于泉、漳同仰食于台湾”[39]。著名的海港城市厦门,“海贾屯聚,民多客户”,  “谷食仰于台运,风潮迟滞,则米价腾涌”,有“外来不至,丰岁亦歉”的说法[40]。

  除了上面介绍的各城市以外,还有像重庆,“川省固为产米之区,重庆郡城则惟赖上江米客陆续贩米粜卖,始得价平而食足”[41]。浙江“温州府为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米粮不通外贩,易形绌乏”[42]。扬州城内的粮食,则需取之于近傍“诸路粮食汇聚之所”的邵伯镇[43]。贵州贵阳。“会城食米全赖定番、广顺,若定番之米,数日不至,价即陡昂”[44]。号称楚南“冲会”的郴州,城内专门设有“米码头”一处,搬运外府州县粮食,以“朝夕给应”“络绎不绝”的“行旅客”和城内居民[45]。甚至连僻居山乡的小城江西宁都,也是“近城田不供食”,“惟上乡沿河之谷顺流易至,民仰给焉。数日不至,米价辄腾”[46]。类似例子,还可列举很多。就以上面例子中,亦可看出,城市是农村商品粮的最大供应地,清代城市的不断发展,促使商品粮的供应量也在不断地加大。

  2.工商业的发展  这与前面谈到的城市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的巨商大贾,大都麇集于城市。在清代,不少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并不是由于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恰恰在于它本身工商业的发展,如汉口、佛山、厦门、天津等,无不如此。苏州、广州等城市,如其说是江苏、广东两省的省城,还不如看做是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工商业城市。

  清代工商业的发展,并不限于几个城市,在当时,活跃于广大农村和各镇集的工商业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他们所消耗的粮食,大都取自就近农村,不像大中城市,需要专门组织贩运,但因人数不少,所以从供应总量来看,也是十分惊人的。这里,我们且不谈江浙闽粤等商贾和百工艺技集中的地区,就在比较偏僻的省区,像贵州省,过去历来“省会暨冲衢各郡邑,人烟疏散,铺店无几,……偏远乡曲从无酒肆”,是个落后闭塞之地,雍正后,外省商民不断涌人,情况大变,“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47]。据道光初年统计,在总共71300余户“附居苗地”的客户中,贸易手艺者有20400余户,约占全部客户的28.6%[48]。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乾隆初,仅外地进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约有三四万不等[49]。长江以北的徐州、海州、邳州、宿州和郯城、兰山、滕县、峄县等各府州县,有“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缆舟佣食者累数十万”[50]。他们都靠运河为生,有的从事小商小贩,更多的则是些出卖劳动力的佣工。地处中州的河南省,因为交通方便,各地商贾多往货易,或路经其地,再加上当地的大批手艺佣工者,乾隆时,需要“赴集”购买粮食的“无田耕种并百工技艺之辈”,达“十之五六”,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51]。

  当然,在上述数字中,有的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农业雇工或其他无业者,他们一般不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但是,工商业的活跃,从事工商业者人数的增多,商品粮的供应量也在不断扩大,这是完全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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