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某栏目对何泽慧做了40分钟的电视访谈,定格在一个碎皮缝制的钱包上的镜头足足有4分钟。92岁的何泽慧用已经不太灵活的手指翻动钱包,拉开又拉上。钱包是她亲手为钱三强缝制的。 实际上,即使不是出于传统,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心灵手巧也是应有之义。
何泽慧是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如果打开百度图片搜索页面,键入“何泽慧图片”,你会看到许多何泽慧早年时期的照片,其中有许多张都是扎着两根大辫子的秀气形象。
何泽慧祖籍山西灵山县,出生于苏州的“五世翰林”家族,是真正的才俊辈出、诗书礼仪之家。她6岁的时候便进入振华女子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在那里度过了12年快乐时光。振华女子学校是由何泽慧的外婆——晚清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王谢长达创办的新式西学。当时的振华女校除了国语和地理之外,数理化课程都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英语要求的水准甚至远远高于教会学校和公立中学。
1932年,何泽慧高中毕业,随同学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给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环。”带着这份决心,何泽慧考了个女状元。在那个年代,许多优秀的振华女生都像何泽慧一样考上了大学,然而,当何泽慧选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时却差点被拒之门外。
何泽慧回忆说,清华物理系有一个叶企孙教授,他说物理系不要女生。因为那时候几百人考物理系,一共才只有几十个人考上,所以女生一概不要。结果她就“造反”了,不听他的,坚持留在物理系。扎着两根小辫子的何泽慧最终取得了胜利。谁也没有想到,当年这个略带稚气的女孩因为坚持自己的选择,不仅结识了她的同班同学、未来的丈夫钱三强先生,并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核物理学家。
“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何泽慧去德国留学的第二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德国的何泽慧,心里一直惦记着祖国及家中的父母兄妹。她给大姐写信说,“国内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也许立刻都要回国也未可知,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退回三岛了!”
1940年,何泽慧获得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从那一年开始,她在德国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室从事研究,三年后又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那里她发现并开始研究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碰撞现象,而这正是她科研成就的开端。
“二战”使何泽慧与远在中国的父母暂时失去了联系,到了1942年3月,何泽慧才能通过红十字会与在美国的大姐何怡贞用战时限制的25个单词通信往来。当1943年德国与法国开始恢复通邮时,何泽慧给离别了7年之久的清华老同学钱三强写了第一封信,这封只有25个单词的短信成了何泽慧与钱三强之间美好姻缘的最初使者。
1946年春天,这对科学家情侣终于相会在巴黎,并很快结婚,平日里深居简出的居里夫妇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随后,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便一同到英国剑桥大学出席战后第一次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钱三强宣读了题为《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作者是何泽慧博士。这是何泽慧婚前在德国海德堡核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研成果,这项科研成果引起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称它为科学成果的“珍品”。
从英国剑桥大学返回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之后,钱三强夫妇立即又投入到全面分析实验和研究之中,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他们于1947年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立即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心中引起关注,西方各国报刊相继报道了钱氏夫妇的发现,并称赞他们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50年代,她创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60年代,她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70年代,她忙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工作;80年代,她当选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在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她默默地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2000年,每周还要坚持几次到高能所上班。她家住在中关村,我们想派车接送,但她坚决不要,还是挤公共汽车。她个子那么小,挤在里面根本透不过气。”这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陈和生眼中的何泽慧先生。
从2005年起,温家宝总理先后6次去看望何泽慧老人,给予她高度评价:“何先生在女科学家中是少有的,是人中麟凤。”何泽慧的许多下属、同事和朋友也对何泽慧有这样的感受:淡泊名利,没有架子,不求享受,严谨做事。老人的生活非常简朴,除了坚持挤公共汽车上班外,在吃穿住用上也是异常简单。老人的衣服上都是补丁,脚穿老式解放鞋,渴了喝点白开水,饿了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吃……
何泽慧老人这辈子不讲吃喝穿,不讲住用行,不计较什么条件和个人得失,然而她的一辈子都活得轰轰烈烈。老人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老人已走,然而她的这份高风亮节和鞠躬奉献的精神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永远沉淀下来,留存在人们心中。(文/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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