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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人电影的鼻祖 虹膜：你当初是怎么突然转到影视行业的? 叶京：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媒体说过，我其实是中国第一个搞私人电影的人。1978年，我在部队当兵，我当时已经去意已决，第一，我想回来考大学，考什么?就考电影学院。第二，我就是不想在部队待着了，我觉得特别无聊。我很不适应部队的那种靠拍马屁才能「进步」的方式。 然后这里面有个节点，就在我决定脱军装还没有办手续之前，我请假回了一次北京，那次回去就彻底改变了，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是与电影有缘。当时我跟我哥哥的一个战友，这个人是聂元梓的孩子。聂元梓都知道吧，文革时候因她而起的那张大字报，后来被毛主席命名为炮打司令部的马列主义第一张大字报，她就是那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 我跟聂元梓这儿子认识是在四川，当时我在四川还没调回北京的时候，他在成都当兵。我电影里不是有这个情节么，我哥哥在陕北插队，我去陕北看我哥哥。但我哥哥在那里待了一年就跑回来了。我哥哥是属于那种特闹的孩子。他回北京后也不在家，就浪迹街头打群架，当时他在北京很有名，外号「夜猫子」。 后来我哥哥当兵，他们俩是在成都「五十军」一块当兵的时候认识的，我当时老是偷了我父亲的钱，去找他俩玩。聂元梓的这个儿子叫于晓枫，当时他母亲已经被镇压，他复原了，因为军队容不了他，但又回不了北京，成了黑户了。他就每天住我哥哥那，等于我们哥俩养着他。 他后来得了肾盂肾炎，特别惨。经过一年的治疗后，稍微好了点，其实就有点像我电影里面肖兵那个角色的意思。再说这个人，确实挺有才，看了特别多的书，也是受他家庭影响。 他母亲是大家族出身，聂家当时在河南滑县很厉害。聂元梓是聂家最小的孩子，她哥哥后来官也当得也挺大。聂元梓后来嫁给了解放后哈尔滨第一任市委书记，结果这个书记在五十年代初，才三十多岁就得病去世了，所以聂元梓很早就守了寡。 聂元梓有两个孩子，于晓枫是弟弟，跟我哥哥是同届的，大我三四岁。于晓枫有个三姨，也就是聂元梓的姐姐，叫聂元素，当时也是个高官，华北局的宣传部长。聂元素的丈夫叫梁寒冰，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不过这对夫妇没有孩子，所以想把于晓枫给过继过来。这样于晓枫就可以被安排回北京。后来他就没办法，只能这样了，还改姓，叫梁晓枫了。 他走的那天我还记得，他叫我「小京」，说「小京，我走啦」，捶着那个背说的，肾盂肾炎算是刚好点。完了又说，「我投奔三姨去了」。他们住在现在的月坛南街那个院里，当时是华北局宿舍，现在那个院还在。我后来就老去那个院，几乎天天去，那个院就成了一个据点。包括王朔他们也老去。因为他回来以后就开始写小说了，他还「哇哇哇」地给我们念他写的小说呢。 我们受他影响都很深。后来于晓枫回北京后，白塔寺对面有一个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他分到那里当工人了，每天干嘛呢，就是磨一个不知道是唱盘还是什么东西上面的一个小磁头。那个是当时听起来是很牛的一个工作了，研究电影机械的。有一天他跟我说，小京，咱要拍电影了。 我听了特兴奋。他们当时研究所还有一个研究员，上海人，叫小沈，很多年前他还来过北京，他没想到我现在拍电影了。这个小沈是老大学生，人很聪明，他后来就把胶片给偷了出来。偷出来之后呢……我们当时写了一个剧本，叫《野菊》，是讲文革的，当时也流行这个，伤痕文学刚起来嘛，张艺谋陈凯歌他们也就刚上电影学院。 我们拍出来后，是一个三十分钟的无声电影，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等于就是拍了个默片。我记得当时找的两个演员还特逗，就是78班的表演系学生，一个是杨海莲。杨海莲当时还火过，就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主演。 
杨海莲 我们当时筹备这个电影，总共是四个人嘛。我属于混吧，什么都沾点。于晓枫说你就往摄影发展吧，但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干吧。 这片子男主演我记得是一个叫什么邱义的，也是78表演班的，后来他去了美国了，也没见再演什么戏。 我们是在香山取的景，我们当时放篝火拍场夜戏，差点把香山给烧了。是讲男女主人公在香山幽会的一场戏，玩点篝火之类的浪漫情调，结果把香山给点燃了。香山的负责人还来抓我们，把我们带走了。胶片呢，我们是用16毫米拍的，关键是后面的事才有意思。我是拍完这个戏，就回部队去了。 等部队再回来，好家伙，我就听于晓枫跟我说，这电影惊动了上面，当年的《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来采访，据于晓枫说都报道这个消息了。当时1978年，当时有个重要会议，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这个会就是所谓的「文艺界的三中全会」。 然后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分成了两派，年轻的一派，老的一派。我们这个私人电影被拿到会上讨论去了。年轻的一派提出来，在中国允不允许私人电影，也就是私有制的私人影业公司的存在?实际上我们是开了个先河，在中国电影史上没人提这个。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拍出第一部私人电影之后，又接连出现了另外两拨人也要拍私人电影，并申报成立私人影业公司，后来为此还争议到底是谁先拍了私人电影，当然是我们最先了，因为那两家私人影业公司并没拍出电影，也仅仅是申报准备成立私人影业公司而已，而我们却早已拍出了电影《野菊》。 那两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什么蔡楚生的后代，蔡元元、蔡安安兄弟俩，现在跑澳门去了，后来还成立什么蔡氏影业公司，还拍过一个什么《大辫子的诱惑》。他们的条件可比我们优厚得多，他们是体制内的，我们跟这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从体制内跳了出来，成立蔡氏影业公司，还有一个好像是个叫什么冯什么建的，也在想成立一个私人影业公司，后来还有什么丑小鸭编辑部，都是那个时期冒出来的。 虹膜：《野菊》的拷贝在哪儿呢? 叶京：我他妈后来问过小沈，说不见了。 虹膜：印了几份啊? 叶京：没印，就是冲出来我们自己看了。刚才说有三家竞争谁是第一个，但实际上真正拍出来的只有我们，那两家都没拍出来，只有公司。当时文代会争议的一个巨大议题，就是他们私人怎么可能有能力完成一部电影呢?那人家就拿我们这个举例，说有人拍出来了。那人家就说了，我们看看好吗?然后报社媒体就组织人来看了，还是在一个会议室的破白墙上看的。 虹膜：后来这拷贝是被姓沈的朋友拿走了是吧? 叶京：是，我可以找找他的联系方式，主要是我这几年又跟他没联系了。然后这个于晓枫也是经历特别丰富，他妈后来不是也被判刑了么，他自己是去美国了。我记得是十一年前最后一次见他，我当时在拍《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他来现场看我。其实我们当年这帮人里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在搞电影。 像小沈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十一年前是通过于晓枫，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局上我们也只是简单讲了几句私人电影这件事，因为当时饭桌上有很多人，被其他话题带过去了。 虹膜：电影史上从来没提过这事。 叶京：人家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民间做这个事情还是值得一提的。我们当年这批相当有抱负的青年，伤痕文学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搞伤痕电影了，而且是以私人的面目搞。当然后来这三家都不成，因为文代会把这个否定了，就不了了之了，销声匿迹了。文代会上那帮老家伙说，这不可能啊，中国怎么能有私人电影存在。 虹膜：实际上就是独立电影，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现在一般讲起这个就是张元的《妈妈》，那已经是1990年了。 
《妈妈》(1990) 叶京：对。我们该是最早搞独立电影的人了。我当时从部队复原回来，准备考北京广播学院，因为电影学院78班已经招生招完了。广院当时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七九恢复了一个电视导演班，我是考的这个。只招十个人，北京有五个名额，外地招五个，什么南京、成都之类。 我当时考试成绩排在很靠前，但被后门给挤掉了。你不是世家出身，那个年代是讲世家的。你丫一部队子弟，父母又离休了，你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后来什么那些世家出身的子女都近水楼台被招了进去，反正都是他们这电影广播系统的。后来我一想，我幸亏没上那个，要不我也成中央台一傻X导演了。 八十年初啊，还有一个重大电影事件，不过这个我估计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于晓枫，当时已经投靠了一个背景很深的大公司，底下有丑小鸭编辑部，于晓枫成了文学编辑。我当时闲着没事，于晓枫说你等着，就要把我弄进丑小鸭编辑部。其实我们那会拍电影的心一直没死，于晓枫是想利用丑小鸭编辑部继续圆他的电影梦，果然不久我们就又弄了一个电影，这于晓枫真是一心就想拍电影，他就没死这心。 当时青艺有个话剧，盛况空前，连演了三天，一票难求。这个话剧就是《金子》，作者是个女的，我记得她那会儿长得挺漂亮的，叫田芬，她是根据待业青年的故事创作的话剧剧本。因为待业青年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现象，一说待业青年，就是无业游民挺抬不起头来的。这话剧刚上演了三天，我们就「咔嚓」，把这剧本给买断了。说，这话剧不许再上了，干嘛?改电影。最后就围绕着改电影，发生了一系列乌烟瘴气的故事，牵扯到一大堆现在的所谓著名演员，全给框起来了。 虹膜：是么? 叶京：我还告诉你，这电影还经历了五年，后来还拍出来了! 虹膜：没看过啊。 叶京：换了一名，叫《雪路》，查去吧。福建电影制片厂挂的名。这电影在我们手里搁了三年，我们没办法，拍了一会儿就停，一会儿就停。拍这电影还摔死了一个制片主任，在北京那立交桥，他往后退，没站稳，咣叽，人就倒栽下去了。挺乱的。乌烟瘴气，选了无数的女演员，包括一些老导演，都来过这个剧组。我当时是在制片部。 虹膜：那最后为什么没拍成啊? 叶京：不停地下马。当时丑小鸭编辑部筹了二十万，这二十万最后生让那帮人给造干净了，走马灯似的换人，最后全被他们给挥霍了。然后又到处找钱，当时82还是83年。 虹膜：这么早啊。 叶京：当然了，我刚才说了，离我们私人电影没几年。后来那个田芬就远走美国了，她在的时候就天天改剧本，于晓枫是不满意剧本，自己还改了一稿。我那时候还到天津人艺去选什么之类的演员。 虹膜：那后来没钱就完了? 叶京：对啊，反正就是到处筹钱，后来丑小鸭编辑部出事解散了，这事就搁浅了，然后呢，于晓枫实际上认识一个领导的女儿，找到福建电影制片厂。 虹膜：噢，卖到那里去了。 叶京：没卖，这个不存在卖!就把这个版权给人家了，人家就拍了，改名成《雪路》。反正这个都没人提了。不过好像很多年前我看过这电影，拍的挺傻的。 虹膜：从来没有人提过。这是话语权问题啊。 叶京：所以后来有人奇怪，嗳，你叶京怎么干上影视了。我说，这都是不知道我的历史，知道的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比那些什么大导演早多了。 虹膜：那后来你就暂别影坛做生意去了? 叶京：后来就是做生意，在江湖上混，黑白道的，什么都混。我告诉你，我曾经在深圳，兜里没有一分钱，就天天养着一帮兄弟，让他们给我出去弄钱去。我这都干过。但不是那种，就是到公司去，谁欠了谁债，我们就跟着追债。我的生活阅历支撑到我今天，我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虹膜：那在深圳的时候有想过回影视圈么? 叶京：那时候真没有，我是后来厌倦了生意场上那些乱七八糟不堪的事。我在北京后来开的Nasa，北京第一家迪斯科舞厅，那比JJ还早呢。那边后来还出了个莱特曼，三足鼎立嘛。于晓枫也有股份。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吧。回来后，一看我开迪斯科就说，小京，我也来一股吧。他也早没电影梦了，完全就是混。 4电视剧作品 虹膜：我最早看你的作品，都是自导自演，感觉特别成熟。 叶京：其实那时候我还真不是特别会演戏，我第一次演戏是王朔拉着我，1995年，他拍《我是你爸爸》，他非要让我演一个，姚二嘎演流氓，我演流氓的老大。那时候就是玩，后来小刚说，你还得再弄一个。他不是拍了一电视剧给毙了，叫《月亮背面》?让我演反一号。我是那样开始的，我没有经验。不是说一上来就会演戏，一开始我也紧张。也不知道手放哪儿，眼该看哪儿。 虹膜：但你的表演真的不生涩，像《甲方乙方》里面有刘震云嘛，他的表演就很生涩。 叶京：刘震云确实不想演，小刚非要拉着他演，他当然生涩了，但小刚就想利用他的生涩，他正好演的是特猥琐的一个人嘛。 虹膜：但你自己后来导戏的时候你自己也演了啊，像《贻笑大方》就是。 叶京：《贻笑大方》我当时也没想演，是男主演当时给我撂挑子了。 
《贻笑大方》 虹膜：张涵予是真从《贻笑大方》出来的。 叶京：处女作也是主演我的戏啊，《梦开始的地方》。他还倒真是傅彪和丁志诚介绍给我的，他们仨是发小，同岁同年。张涵予和丁志诚原来是一个院的，也是同学。我告诉你谁也是他们院的，李春平，什么找了个好莱坞老女人那位。 我拍《梦开始的地方》，李春平成天跟张涵予、丁志诚说，嗳，那个叶京怎么把我糟改，戏里那个「大虾米」是说我呢吧。李春平外号是「大虾米」。我说，北京当年叫「大虾米」的多着呢，你真拿自个当人物啊。 虹膜：我们都觉得《贻笑大方》是挺神的一个剧啊，它的叙事结构啊…… 叶京：那是我闲着没事弄的，一个月就写完了，特快。写完我就拍了。后来经过了这些事，《梦开始的地方》我为什么自己拍了?我觉得你们说的都不是事，我就拍出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开始压根没想当导演，就是让这帮当时圈里的人涮了一圈后逼着自己来了。 虹膜：那我们觉得你这第一部戏，挑的演员就已经很好了。尤其是陶虹啊，相当不错。 叶京：不是，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你只要具备了自身的素质，你不用对这专业有多了解。 虹膜：我们记得《贻笑大方》当年播了几集就不让播了是吧? 叶京：地方台有播的。他们下了一个文件，不许宣传，要修改，下了个修改令，暂停播出。他们不会说不许播出，他们也贼着呢，因为你要说这戏不能播出你得说出个理由啊，你枪毙一个人得告诉人家为什么毙你啊。修改令的话就不一样啦，可以是无限期的啊，你修改好了。后来我一看这修改令，我才不改呢，非告诉说我映射了什么领导，爱播不播。我所有拍过的电视剧，都被毙过。我曾经非常调侃地跟他们说过，我说我是中国唯一一个地下电视剧导演。中国有地下电影对吧，没地下电视剧?我告诉你，有，就是我叶京的电视剧。 虹膜：《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还改名了对吧，改成「浪漫什么」。 叶京：《血色浪漫2》，那是发行商卖碟，拿这个当噱头。傻逼才这么干，我心说你们丫的才「二」呢。 
虹膜：其实你操作喜剧很有一套的，但后来就不拍了。 叶京：我要拍喜剧肯定火，是，好多人都跟我说让我弄喜剧，我没想弄，为什么啊，我心思不在这儿。因为我觉着那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现在连拍我这些东西都拍不过来呢，那真等我闲了没事了，玩玩行。我得先把我内心情怀的东西表达出来再说。我手里有五个剧本，都是我自己写的。我拍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到今年十一年过去了，这十一年我没干别的，就是在家写剧本。我才不会拍那些无脑电影呢，傻逼似的媚观众的俗我不会。 5少年那首歌 虹膜：想再问下电影里面的一个细节，疯子这个角色的设置是怎么考虑的?有原型么? 叶京：有，宜宾当时街头老有这么一个疯子，给我印象特别深，而且那个疯子的外号起的特有时代感，叫「希特勒」。那疯子现在还活着呢。但是我不敢用这名字。不过疯子跟安茹的关系是我杜撰的。 虹膜：疯子唱歌是你设计的么? 叶京：不是，疯子唱的是另一首歌，贵州民歌，「桂花开在贵石上唉」，「桂花要等贵人来嗳，」贵人是谁?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歌。那疯子成天唱这个，我们有时候叫住他，嗳，希特勒，唱一个，不唱不许走。我是受这启发。他没唱过《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当年教我唱这首歌的是我一同学，这个人现在还住在成都，我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把他叫出来了。 我跟他吃饭，我还问他，我说当年最早是听你唱《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呢。那实际是当年四川知青中很流行的一首歌，出了四川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割舍不了。结果我跟他一说，他说是我教你的么?他全忘了，我唱给他听，他摇头说根本就没听过。我失望极了当时。所以我说我这个电影表达了一个事，我们这一代人，文革是昨天的故事，刚刚翻开一页，所有人就把前面的东西都忘了。这是集体的失忆。我其实不是要留恋什么。 虹膜：因为我们看那结尾，你穿了一件大红的衣服，以为有什么象征和隐喻。 
叶京在戏中主要穿一件红色外套 叶京：有，当时廖庆松来剪片子，他不认识，他一看完素材就……他说我得看完素材才能决定是否剪。这片子时长太长了，我知道当年他给侯孝贤剪《悲情城市》剪出了一威尼斯金狮奖，这是功利的说。因为《悲情城市》侯孝贤当年也没什么剧本，胡拍，拍到哪儿是哪儿，结果拍了一大堆东西，自己就乱了，很不满意，胶片准备就废了。廖庆松给拾倒起来，给剪出一威尼斯金狮奖。 廖庆松跟我讲，这片子当时素材缺得特别多，他说侯可能只拍了三分之二。然后我自己面对这堆素材也惶惑了，很多投资人、发行人说，你得剪成一部电影，我当时想，我粗剪出来是六个半小时，等于是三部电影，我怎么办啊?你让我自己剪，没有任何可能。我说那咱想想吧，干脆找老廖过来看看。老廖我是通过胡茵梦认识的，她跟侯孝贤、廖庆松拍过电影。 有一次是一起吃饭，她跟我说，叶导，我跟你联系吧，结果回台湾就给我打电话，说联系上了。廖庆松是让我把剧本发给他，当时他正给侯孝贤拍《聂隐娘》呢，还得请假，侯孝贤说你瞎跑什么啊，大陆有钱挣啊。老廖回答说，没钱我也要去弄这个电影。后来他飞过来看，看了一天吧。对，他请了三天假，过来看了一天素材。 他看完，晚上再吃饭，吃完时说了一句话，我特感动，他说没钱我也要来剪这片子，我知道你资金有困难。因为我确实后期的钱没了，我超了。他说但是你得容我时间，我得回去给侯导请假。后来隔了二十多天来了，我都没有干扰他，我先看看他剪出来什么版本。他首先同意剪成两部，但是我发现他剪完的那个版本也挺长的。 虹膜：听说你们还是有分歧是吧? 叶京：分歧不是在……特正面的分歧没有。分歧是，他一剪，我的电影更长了，节奏更慢，而且我发现老廖是个老好人，他不得罪导演，他很会揣摩导演的意图，他给我留的是，一头一尾全留下。举个例子，我在舞台上那场戏，他给我留的是空空的一个学校，我入画，绕场一周，走向舞台，跳上去，坐那儿，又看一会儿，这个过程是很长的，老廖全给我保留了。 我是拿这一场举例，类似于其他的都是。所谓的分歧是这个。但是有的部分老廖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比如我超现实部分用的特别多，他把很多超现实的东西给我拿下去了，我觉得这是对的。而且他也很尊重我对音乐的使用，他也很喜欢片中的歌曲。 虹膜：那个镜头什么意思?你安排一个风尘女子，跟高小妹长得还很像…… 叶京：其实就是高小妹的女儿，剧本就是这么写的，她只不过把自己打扮成鸡的样儿。我其实也是受一些事情启发的。2000年我回宜宾，他们给我安排的是当地最好的五星饭店，前呼后拥接我。 这帮狐朋狗友是把宾馆的一层给包下来了，因为是不要钱，影片里吴永红的原型，现实里已经是市领导了，我2000年回去的时候，就那个酒店啊启发了我。那酒店有好多小姐，我们那帮朋友就好这口，叫了一堆，我跟一小女孩闲聊，我说你挺漂亮的，干嘛干这个?有另外仨女孩，大半夜没地方去，也都跑我这聊天来了。 这给我了灵感。我原来剧本更残酷，我就把高小妹女儿给办了，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路子。可以这么走。 虹膜：电影的监制是冯小刚，他有没有实质性参与这电影，提些意见啊之类? 叶京：实话实说啊，如果我不让冯小刚当监制，这后来的投资不会进来。我是没办法。小刚是出于哥们义气帮忙，我只是给他打了一个招呼，他说「老叶，只要是你的电影，你想怎么用我就怎么用我，我在外面给一个电影挂监制，最少得拿千八百万，你，甭说了。」 他知恩图报。当年《甲方乙方》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帮他。包括他的《一声叹息》，投资人那边谈的事情，提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能让冯小刚和王朔给你挂名么?我说没问题啊，他才很痛快地投资了。这个是市场行为，我没办法。但是我在拍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在拍什么东西。后来给他俩叫过来放的时候，他俩才知道怎么回事。 虹膜：他们二位是什么反应? 叶京：小刚是很感动。王朔是挺冷静的，没太多表示，我也没跟他深聊。王朔其实就是那种人，你只要不是拍他作品改编的东西，他从来不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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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2-24 08: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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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7 12:41:00
